上世纪30年代，作家唐弢先是在上海一家商店学徒，继而在上海邮局做邮递员。和今天的青年对城市生活感到空虚与绝望一样，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知识青年也是同样迷茫。唐弢后来写到自己对于日常生活的反抗：古人说遗世独立，我没有那样的本领，自问还得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因此发誓要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和眼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开始投起稿来。
唐弢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微小的例子，但是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期，实业兴国带来了短暂的春天，中国人对于现代城市建设的热情极大地被激发，城市生活确实成为了时代的一个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周刊成为了大时代下民国城市生活的缩影。《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从1926年第二卷开始由邹韬奋先生接任主编和主笔工作，1933年因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对于邹韬奋先生，今天大众的认知可能更多是一个爱国者，但其实他是一个“疯狂的杂志出版人”，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先后办有20多种杂志。他主持《生活》周刊之后，到1932年，每期发行量已达15.5万份，直逼当时名噪一时的《申报》，创下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后来他主办的《大众生活》，销量高达20万份，再次开创了中国杂志发行的新纪录。在识字率只有30%左右的民国时期，这是一个出版史上的奇迹。有意思的是，邹韬奋在他未完成的遗作《患难余生记》中曾写了一个故事：当《生活》周刊的发行量达到了15万的时候，作家苏雪林把这个数字告诉了胡适，但胡适断然不信。
《生活》周刊第一期的《创刊词》说道：“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这样的理念甚至影响了今天中国很多生活类杂志的编辑思路。
作为一份面向城市大众的杂志，《生活》周刊定位十分平民。首先，比起民国其他都市杂志注重杂志的设计和美感，《生活》周刊更简陋或者简单，封面没有美女，而是除了杂志刊头之外，紧跟着就是“小言论”和本期导读以及一条本周最重要的消息。其次，杂志的定价是“每份两分半”，当时上海的食盐每斤3至5分钱（大洋），价格比较亲民，很多人买得起。
这样的设计，和邹韬奋的理念有关。他很强调刊物的趣味性，尽量“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就像他喜欢说的：“本刊的态度是好像每一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读者好像在十几分钟到二十分钟的短时间内参加一种有趣味的谈话会，大家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
所以，很多读者喜欢看《生活》周刊，其实是看上面酣畅淋漓的言论。比如封面“小言论”，每期皆出自邹韬奋之手，文字并非是纯议论性的，而是以百字篇幅关注与民众息息相关之事，短小精悍，语言通俗易懂。比如《一位不嫁的女书记官》、《以后谁娶黄女士谁便是hero》、《发了一夜的财》、《柏林大学找不出这位博士》……单看标题就觉得有意思。
《生活》周刊还有一个明星栏目叫“读者信箱”，为读者解答生活、恋爱、婚姻以及求学、择业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很多人借由别人的问题以及周刊的回复，来解决自己相同的问题。曾有一个署名张淑慎的女性读者在给邹韬奋的信中说，她给编辑部来信是因为现在正为一件事情烦恼，她求学时一个不错的助教希望能够和她常联系，但她已心许一人，不愿再与其他男性接近，可是助教总是不断寄信来，她心里实在烦闷。邹韬奋回信说：“我以为做男子的除夫人外未尝不可有女友，做女子的除丈夫外也未尝不可有男友，最重要的是所选择的朋友须是正派人，即品行端正的人。我以为隐瞒隔膜可以发生许多误会与恶果，开诚布公直截爽快可以消灭许多误会与恶果。”
后来，邹韬奋把读者信箱中刊发的文字选辑成《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悬想》两本集子，广为流传。而这一传统到了上世纪80年代被传承和发扬，当时《中国青年报》的“青年信箱”其实也是帮助青年解决生活和成长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生活》周刊之后，今天在上海有两本杂志和其有关，一本是上海青年报社恢复出版的《生活周刊》，现在是一份时尚周报；另一份则是著名的《三联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真正继承了《生活》周刊的衣钵。当年，《生活》周刊刊头上用大字标出“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而今天的《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则写着“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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