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明末清初讥评汉魏六朝骈体的浪潮中，陈维崧首倡文体平等观，编纂《今文选》为清初骈体文正名，极具导扬之功。其选文具有“以人存文”、“以文存史”之重要意义。《四大家文选》有选有评，在承继唐宋古文精神的基础上，以晚明归有光为要枢，继述文统，赋予“文以载道”观以新的时代内涵，具有反拨弊风之重要意义。两选本体现了陈维崧对清初散文发展的思考之力与引领之功，是其文学反思与创作实践的另一种表达，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与文学、文体学批评意义，为清初文章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清初名家，陈维崧不仅有诗词文著作，而且主持、参与文选编著，今存文章选本有《今文选》与《四大家文选》。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陈维崧文选的研究成果较少。在清初散文研究中，陈维崧的《今文选》虽有提及，但未从选本角度进行深入的文本价值及文选意义的系统研究[②]。《四大家文选》则几无提及。鉴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陈维崧《今文选》与《四大家文选》的编选特点、内容及其贡献、意义等作进一步的探讨，就正于方家，以期推进陈维崧研究及清初文章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陈维崧《今文选》八卷，今有国图清初刻本，9行18字，白口，四周单边。善本书号17462。前有冒襄序、陈维崧序、冒榖梁序、冒丹书序。《今文选》成书于顺治十八年（1661），冒丹书《今文选序》云：“辛丑秋，《今文选》成”。[③]后经王士禛、冒襄釐订，康熙元年（1662）由冒襄捐资刻成。
关于《今文选》的编选，陈维崧《今文选序》有夫子自道：
戊寅（1638）、巳卯（1639）间，天下文学之辈鹊起，于是陈华亭、吴贵池两先生有《国玮集》一选，抉幽剔隐，极其综覈。两先生没后，稿本藏刘廷銮家，书不果出。崧以灵均弟子、元礼门徒，栖栖遑遑，蹭蹬吴越间，抚宿草以悲来，过寝门而霰集，常欲勒为一书，续成先师遗志，……三阅寒暑，始有成书焉。[④]
可知，该选首先是为“续成先师遗志”，共有夏允彝、陈子龙、施闰章、钱鼎瑞、赵而汴、梅郎中、沈寿民、冒襄、吴应箕、刘廷銮、龚鼎孳等八十人作品入选。从入选者的身份而言，皆为“时贤”，如明末复社、几社成员囊括殆尽。作品以表现明末那个动乱时代的人情、物事为主。如开篇为夏允彝《太湖赋》。夏允彝原本随陈子龙结太湖兵抗清，顺治二年（1645）八月，眼看明朝福王最后覆灭，他不愿当亡国奴，投水自尽。陈子龙也因抗清失败，投湖自尽。由此，太湖便成为追念两先辈英烈的意象所在。录其文以表哀思。再如陈维嵋《九骚》是为纪念遭党锢祸难的周镳、雷绩祚所作。序记载：“为周仲驭、雷介公两先生作。两先生罹党锢祸八年于兹矣。今岁石城诸同志置祠于方正学先生墓侧。仆于仲驭先生兼有水清之义，援笔为迎神、娱神、送神，各三章，以歌之。”[⑤]还有的文章直书自我，反映士人阶层的个体生存状态与思想观念。如梅郎中《远阁赋》，“远阁”是陈维崧父亲陈贞慧所营，该赋是梅氏应陈贞慧之请所作，为其“释郁而广里”。施闰章顺治九年（1652）作《粤江赋并序》，是一篇写景抒情的述行赋。通过写珠江景色，抒发了自己内心仕与隐的矛盾心态，凄迷动人，寄意深婉。又如彭师度《续登楼赋》，序云：“既坎廪不平，又触目动魄，不能自己。因思王粲避地荆州，其羁怀相似而此地又有王粲宅，因作《续登楼赋》以自遣，并吊古而伤今。”其意甚明。“吊古而伤今”，落脚点在于书写自己坎廪不平的愤懑之情。再以数量较多的书、序而言，其内容上也以“时贤”之间互通境况、讨论时风为主，前者如张自烈《与儿生诀书》、姜垓《与冒辟疆书》《答冒辟疆书》、李雯《答陈卧子书》《与陈卧子书》，后者如魏学濂《冒辟疆文序》、张溥《南史序》、王光承《赠袁母节序》等等。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展现了明末乱离之际的世态、人情与社会状况，实际具有了“以文存史”的深刻内涵，寄寓其中的正是今人对不久之前那个动荡时代的悼念与追思情怀。
《今文选》现存百余篇，涉及赋、表、疏、颂、启、论、书、序、传、诔、碑、铭等18种文体，至于“制诏教令，今鲜传文；齐梁妙手，不传诸记。以故拙选，数体阙如”[⑥]。各体所选以骈为主，值得注意。陈维崧《今文选序》曰：
溯自典坟而降，书契以来，含笔濡毫，不逾二阈。错综者以迁、固为专家，整练者以庾、徐为极则，更相调笑，莫能同同。然仆扢扬六库，沈湛百家，乃知二体未尝不合也。迁之《项羽本纪》、《货殖》、《游侠》诸制，固之《地理志》、《东方朔》、《扬雄》诸篇，瑰博以植采，英藻以镂文，盖已下睨子山、孝穆。庾之《哀江南赋》暨吴明彻诸墓志，徐之《玉台》一序及《与杨仆射》诸书，磊落以见骨，抑扬以命气，则又上拂龙门、兰台也。俗猥不察，札闼篆骖，遽侈渊古，玉卮金铣，相竞奥异，子长、孟坚去而几里耶！而弄姿之徒左袒齐梁，辄复《诺皋》《志怪》，累牍连篇；《香奁》《金楼》，浸淫阑入。刘勰有言：'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今之作者，何乃昧是？仆今诸选可亡二患也。[⑦]
陈维崧追溯文章作法，指出，司马迁、班固与庾信、徐陵皆擅文章，散、骈各自为用，源自所好不同。散、骈互有融通，而非格格不入。后世学之，则未察其实。所谓“仆今诸选可亡二患”，概言之，“二患”在于：今人学古文便“相竞奥异”，今人学骈文便“浸淫阑入”，皆是徒具其表，不能以真实情性融于文笔之中，遂两者皆失。《今文选》以骈体文为主，兼有少量散体，这是陈维崧思考当代文章文体发展的现实状况而做出的有意识行为，其目的在于举扬骈体之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陈维崧一方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骈体文扬名，另一方面又有着清晰的骈、散分体意识。其《征刻今文选今文钞启》云：“学秦、汉、六朝者，入萧家《文选》之中；仿韩、柳、欧、苏者，归茅氏《文钞》之部。”[⑧]所征刻之《今文选》当即《今文选》，而《今文钞》则当为陈维崧的另一部文选《四大家文选》。检孙枝蔚《溉堂续集》卷一“丙午七言律诗”《清明日同方尔止、陈其年饮程昆仑署中》云：“登筵白发愧飘蓬，绕署青山似画中。百五日逢天气好，十千酒遣旅愁空。张公洞口抄书客，桃叶津头说字翁。不为使君儒雅剧，何繇共对烛花红。”[⑨]其中“张公洞口抄书客”句夹注云：“其年将刻《今文抄》”，应予注意。按，康熙五年（1666）清明节，时任镇江通判的程康庄邀请陈维崧至其官署，方文、邹袛谟、孙枝蔚已先在，四人遂联臂话旧，孙枝蔚诗即作于当时。检《四大家文选》诸序，其中，何洯序题署“时康熙丙午岁之长至日京江何洯雍南氏敬题”，程世英序题署“康熙六年岁次丁未仲春黄山程世英敬撰”，可知，《四大家文选》在康熙五年（1666）夏至之前确已编成，而至早则当在清明节之前。由此大胆推测，孙枝蔚所指陈维崧将刻之《今文抄》，[⑩]就是指此时已成书的《四大家文选》。而恰在这次聚会中，陈维崧遂提及欲刊刻之事。如此，《征刻今文选今文钞启》即为《今文选》与《四大家文选》而作，其中“庶几两美，要可单行”[11]即明示两选本的分体并行。
二
陈维崧《四大家文选》，今有国图康熙六年（1667）刻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善本编号T02257。共12册：第1册为《王于一先生文选》，共两卷。第2、3、4册为《归震川文选》，共七卷，卷一佚。第5、6册为《侯朝宗文选》，共六卷。第7、8、9册为《程昆仑先生文选》（光启堂梓行），共四卷；第10、11册为《程昆仑先生诗选诗余》（光启堂梓行），共两卷。第12册与第1册重出。该选系集归有光、王猷定、侯方域与程康庄四家古文之精华。
四家之文是构成陈维崧文统一脉传承中的重要一环。关于“文统”，《论衡·超奇》篇云：“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周）之徒欤？”是为文统说之滥觞。文统由六经至于左氏，左氏至于司马迁，司马迁至于唐宋韩、柳、欧阳、苏、王、曾，遂无继述。陈维崧合选四家文，实际是对自六经以来直至晚明时期的文统无有承续之思考，何洯因此说：“陈子其年，淹贯六经，兼综于周、战国、先秦、两汉，以缵绍于唐、宋八家，而博览于前明以来诸子之文，因集四家文选。”[12]这一文统续构之出发点首先是揭示出归有光散文在晚明的独标意义：“昆山生嘉、隆间，一时士大夫，务为骫骳委靡诸陋习，几度古学不道。即有一二巨公，高材博学，以文辞相雄霸，要其离合，究未知于古人。何如昆山，独以声稀味淡之文，一唱三叹，使读者低徊掩抑，而不能自已。”[13]所谓“古学不道”，实是有感于唐宋古文文统的断而无续。明嘉靖、隆庆以来，文人作文风骨尽失，文风卑下，虽有才学渊博者，徒以文辞相争。如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云：“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14]他还明确批评道：“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15]与前后七子做派[16]相反，归有光独出光彩，从事古文创作，堪称唐宋派的后殿，“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17]这既是其振起古学的标的，也是陈维崧褒扬其文章成就的佳处。
在陈维崧看来，侯方域、王猷定与程康庄三家能够与归有光异时而并举，就在于，四家皆体现了“文以载道”的古文精神：
数人者，其时不同，地不同，生平仕宦与否亦大不同，而文章可传则同。即其为文章，昆山以柔淡胜，得之欧；归德以灏博胜，得之大苏；南昌以峭健胜，得之老苏；武乡则以险绝胜，得之柳，亦微有不同者。至其文以载道，则无不同也，故曰：文章可传则同。[18]
唐宋文统之重要文论命题便是“文”与“道”关系下引发的文学观，即“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中唐以后，随着儒学的复兴，文学应当承载儒家之道德要求进一步强化。韩愈作《原道》，在孟子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儒家的“道统”，其弟子李汉在总结他的古文创作的基础上提出“文者贯道之器也”，[19]暗示韩愈即是“文以贯道”的典范。柳宗元则重提刘勰的“文以明道”之说。[20]到宋代，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21]郭绍虞先生曾细致地辨析过三者差别，而所谓“贯”道与“载”道，只是对于道的理解程度深浅的不同而已，并无性质上的差异。[22]在今天看来，对“道”内涵的理解并非局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范围内。关于“道”，郭绍虞先生说：“吾人须知文学批评中之道的观念，其大部分固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实则道的含义很不一致，有儒家所言之道，也有释老所言之道，各人道其所道，故昔人之文学观，其于道的问题，虽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也未尝不受释老言道之影响。”[23]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是就人的活动的一种合目的性而言，是主体的合目的性的自觉追求的精神境界。即使是儒学也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那么，所谓“道”，就势必要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了。
陈维崧合明清之际四家之文，也将四人文章落实于“文以载道”观念的统摄之下，其所谓“道”，也不仅仅是指传统的儒家圣贤之道。[24]程世英指出：“乃三公者，顾各以其才学识不谋而若出一心手，以合于太仆之所为文，是以其年遂决然合之而无疑。……论文者，于其文心之相生者，忽追而得之”[25]。侯、王、程三家能“以其才学识不谋而若出一心手，以合于太仆之所为文”，实际说明“道”之指向，那就是四家“若出一心手”之“才学识”。这种“才学识”内涵必定是充盈而广泛的。而四家“若出一心手”之“才学识”，皆出自于一己之“文心”，这种“文心”又具有“相生”之共性。由此，陈维崧合选四家之“道”即体现为相生之“文心”。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26]“文心”，即为文之用心。“文心之相生者”，即为文之用心异时而相通。
以“文心”为内核，四家在晚明至清初的古文发展中，继述唐宋，远绍左迁，将文统一脉承传下来，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那就是，从个体视角出发，关注时代、关注民生，真情抒写，突破了晚明“秦汉派”徒“以琢句为工”而不务其实的凋敝文风。以归有光为例，“情”是归氏书写的主题之一，写亲情的有《畏垒亭记》、《栎全轩记》、《世美堂后记》等，《莪江精舍记》则记载友人严贞启“无穷之情”：“继若祖考之志，思慰母氏之心，求所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者，是乃所以为无穷之情也”。[27]其情具有更广泛意指。再如《赠张别驾序》论张氏：“若侯之不鄙夷吾人，与吾人之所以爱侯者，可谓有情矣。……一旦以天子之命，卒然而相临如是者，岂法度威力之所能为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爱而已。”[28]“有情以相爱”是官吏与士民取得两相和谐之况，陈维崧因此评曰：“以'情’字生情，觉和平可听”。作为清初遗民，王猷定文名可与侯方域并列，其为文以古人为标的，“酷嗜两汉八家之文”、“唯以古文为事”。王猷定文章的突出特点是学古而不泥古，关注现实，融注真情，具有鲜明的历史情怀。陈维崧对此评价颇高，如其评《与毛驰黄书》云：“大略出于八家，然有一二似汉，其议论最裨史学。”评《养虎记》云：“极无理事最有数，文篇中叠四大王，是史记笔法。”评《毛母许孺子传》云：“能从大处立说，中间铺叙奉姑作家教子种种，有经纬，有起伏，逼真良史才！”这类传记文显示了王猷定的独特目光，显示出作者洞察人世的真实情感。再如《汤琵琶传》中渲染友人汤琵琶的悲剧生涯，实则以人度己，将自己大半生的悲戚苦楚寄寓其中，亡国之痛溢于言表。此类传记文多被陈维崧选入，彰显了王猷定开清初古文风气之新的表现。作为关系密切的父执辈，陈维崧对侯方域颇为熟悉，青年时期曾向其问学，故能深谙其古文之道。侯方域作为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为文以司马迁为远祖，以唐宋八大家为近宗，邵长蘅《侯方域传》称其“始创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侯方域深受《史记》影响，敢于打破文体壁垒，以小说为文，尤其善写掾吏、伶人、名伎、军校等下层人物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能以小见大，反映重大的现实意义，体现出作者浓厚的民生情怀。以《赠丁掾序》为例，文章不仅歌颂丁掾廉洁正直、忠于职守的优秀品质，而且借题发挥，阐发自己对吏治的见解，提出“效于其职，无大小也，惟效其职则理”的观点，陈维崧评点曰：“作一胥掾文，说出古今治乱源流，何等识见，此等文欧、苏所不能及。”可谓有识。对于世人注目较少的程康庄，陈维崧的推许之力颇重。其评选的落脚点即程文的古文风范。如其评《松台山房诗集序》：“盖先生平日最攻苦于文，故能探幽抉奥，直夺昌黎、庐陵之席也。此篇明道似昌黎，顿折似庐陵，若其繁称博引，则又极似柳州论李睦州服气书。”陈维崧还借魏裔介之语评价程康庄：“今之为文者，病于浮诡散漫，无有式度。知其式度者，又病于枯索。惟昌黎公无此失，眉山父子亦未尽祛此也。程昆仑好讲程式，此得作古文之准绳矣。而时发为光彩，露为锋锷，木之豫章，刃之干将也。吾是以叹赏不置焉。”陈维崧肯定，程康庄文的振起处在于能“洁以法式”，承韩、欧而来，得其真意，言之有物而富于文采，内容与形式相契合，避免了枯索之弊。像《孙无言归黄山序》、《江行赠言序》、《徐电发集序》、《疁城唱和诗序》、《游禅隐山记》、《游华山记》、《维扬合画跋》、《魏克正墓志铭》等作品堪为代表。以上，无论是归有光的有情之作、王猷定的传记之文、侯方域的“小说为文”还是程康庄的“洁以法式”，都是在继承唐宋古文作法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与一己之思，彰显出新的文风品格，具有突破晚明凋敝风气的重要作用。
三
《今文选》与《四大家文选》作为清初顺康之际的文章选本，在文献价值及文体、文学批评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意义与影响。下面分述之。
（一）《今文选》“以人存文”
冒丹书《今文选序》云：“集中所载儒林之遗，皆同时之俊也。”“虽一碎一完，而姿皆琬琰。”[29]的确，《今文选》中有大量文章不见载于现存著作，如眭思永《补桔槔赋并序》、韩四维《朴巢赋》、赵而汴《长沙故宫赋》、周积贤《悼亡赋有序》、陈维嵋《九骚》、李雯《七诵》、韩诗《瑞雪颂》、刘城《骑射试士议》、刘廷銮《宋大夫请归赋》、戴重《哀頖宫赋有序》、吴伟业《拟上亲征朝鲜大捷，国王率其臣民归降，群臣贺表》、蒋平阶《刘生拟骚序》、胡在恪《盛珍示文序》、王光承《赠袁节母序》、林子威《张洮侯诗集序》、王世显《博物论》、陆?0?4《为外母与外父书》、朱隗《变连珠》、林子威《张洮侯诗集序》、张晨《长平公主诔序》等等。文选所载此类文章遂成为唯一，体现了“以人存文”的重要意义，对于进行相关人物及内容的研究有一定的补阙之宜，因此具有了保存第一手文献资料的价值，有助于我们更为详实地窥见那个动荡时代的实况。如陈弘绪《黎耆尔遗集序》，是为黎祖功《不已集》所作，序曰：“余友黎左岩先生之子耆尔则竟死矣。其死维何？匪以阴阳之患，匪以獝狂，匪以压溺，匪以格斗战争，匪以刑以盗。”“今兹之盗乃杀文士，耆尔杀又为最惨。余为五言律七首寄左岩，以识其变。左岩哭，余亦哭。已，左岩手耆尔诗一卷，题曰'不已’。”“有才若此而盗杀之于俄顷，然则余以怪异之。”言黎氏死之怪异，实际隐含的是对其盛才早逝的惋惜悲叹之情，个中时代因素的不可抗拒性遂成为士人难以逃脱的厄运。黎遂球《河村诗集序》，是为和州戴重所作。评其诗，论其人，议其世，可谓声泪俱下，唏嘘不已。敬夫诗“大旨皆磊落孤愤，如病骥之曳万石车，转羊肠径，独鹤之飞徙怨望，鸣高松寒露上。又如黑潭巉壁间，时出铜盘声，知为龙吟也。嗟乎，诵其诗知其人。”黎遂球为戴重的不被人知而感到惋惜，叹其才难。而世道又艰难险恶，“自寇贼发难以来，吾辈一酬唱顷，汉南江北，已杀人如麻，其中安知无才士与血俱尽。而敬夫出九死得一生焉。感是以益深，诗是以益工。余之叹息，是以独至。”戴重虽谓“九死一生”，但身历时代灾难之创痛，发而为诗，尤为可叹。此文被清人薛熙《明文在》选入。薛熙为汪琬门人，《明文在》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今有光绪江苏书局刊本，很有可能就是从陈维崧文选得来。再如全书最后一篇陈玉璂《杨公墓碑》，从普通士人的视角观照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人与社会两相分明。据文中所言，《杨公墓碑》作于顺治十四年，写的是射洪县人杨公其人其事，堪为壮烈。序记载：“公讳腾龙，蜀潼川射洪人。兼资九德，总修百行。砥节砺志，直道正辞。故州郡皆闻其德，乡党咸重其名。不幸以崇祯十年正月三日，遭流寇张献忠之乱而死。呜呼，忠孝梗概之徒，慷慨而授命者，往往是也。”写崇祯十年正月三日杨公遭寇乱而致死的悲切命运，体现了作者对晚明动乱之际才士遭难的哀恸之情。文中还描写了射洪县城在晚明流寇动乱中的遭际：“杀气腾蔽乎中原，妖氛奔激乎西蜀。由是射洪之城，负户而汲，凿穴而屋。……复婪婪而虓阚兮，乃珠星流而矢雨簇。沉痛创距，哀缠一国。”可以想见，其人民流离失所之异常悲惨状，读之使人心痛。当然，文选中今可考者如吴伟业《赠冒辟疆序》《柳敬亭传》、侯方域《徐作霖张渭传》、贾开宗《侯方域传》等等，已是传颂已久的名篇，其史传意义毋自多言。路工曾说：“《今文选》不是'骚人墨客’的'末世哀鸣’，而是疾首挥毫、激奋人心的呼号，是明末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献。”[30]如以上所举诸类，其保存史料的文献价值确定无疑。
（二）《今文选》推扬骈体
《今文选·凡例》中称：“凡云选者，悉仿萧梁太子；凡云抄者，俱拟唐宋八家。”可见，《今文选》有意远绍萧统《文选》之例，表明对当代骈体文的重视。陈维崧在《今文选》提出“二体未尝不合”的观点，是对清初骈体文与散体文关系的首次且重大的重新定位，可谓开风气之先，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这是值得关注的。有学者指出：“在骈文还需要为自己存在进行辩护的顺治年间，陈维崧就已提出'二体未尝不合’，并通过自己的选本来彰显这一理念，尤为有识，《今文选》一书也可谓后来李兆洛《骈体文钞》的先驱”。[31]可谓公允的判断。
应该说，陈维崧对清初骈体文的重视与提倡，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早在《词选序》中，陈维崧就提出“天之生才不尽, 文章之体格亦不尽”的观点，他说：“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庾俪体，辄曰此齐梁小儿语耳，掷不视。是说也，予大怪之。……客亦未知开府《哀江南》一赋，仆射在河北诸书，奴仆《庄》、《骚》，出入《左》、《国》。即前此史迁、班掾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32]不满视徐庾俪体为“齐梁小儿语”的流俗之见，已然含有为骈体争名之意。之后，陈维崧进一步指出骈体应有与散体并世而行的高度，其《陆悬圃文集序》云：“一疏一密，既意隔而靡宣；或质或文，复情睽而罕俪。然而诸家立说，趣本同归；百氏修辞，理惟一致。倘毫枯而腕劣，则散行徒增阘茸之讥；苟骨腾而肉飞，则俪体讵乏惊奇之誉。原非泾渭，讵类玄黄？”[33]文人学者，各有擅长，能兼者少。以辞赋与经史为例：文人辞赋，细密重文采；经史之作，疏放而质朴，所以，辞赋难达经史之意，经史也少见骈偶之文。然而，诸家虽言论各异，但旨趣相同，不同的书写内容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散体、骈体的选择亦应如此。“原非泾渭，讵类玄黄”，骈、散俱为文体形式，文之体平等，文之用各宜，不应厚此薄彼。至《今文选》，提出“二体未尝不合”，以选本的形式明确将骈体推出，为其正名。以上，由提倡文体平等为骈体争名，到推举骈散同源为骈体正名，实际反映出陈维崧积极推扬骈体的主动性过程[34]。可以说，此举在晚明散体文盛行的背景下，就具有了清初骈体文重兴之先声的意义。
（三）《今文选》骈赋兼收
在编排体例上，《今文选》将赋纳入骈体文选，反映了陈维崧对清初赋与骈体文关系的新见。这是值得关注的。我们知道，骈体文最初称为“四六”，作为体类意义上的“俪体”、“骈体”之名到清代才出现。而在清代之前，唐宋元明时期的“四六”与赋并行不悖，彼此独立，当时的四六别集或选本也不包括赋。如晚唐李商隐以其奏议表启之文所作《樊南四六》，宋代苏轼《东坡四六》所选文体涉及表、状、启、书，陆游《陆务观先生四六》所选文体涉及表、笺、状、启等，皆不含括赋。元明四六衰微，直至晚明才颓势振起，而此时的四六选本也没有收录赋，以王志坚编选《四六法海》为例，它包括敕、诏、册文、德音、论、碑文、表、启等40类文体，虽远远超过前代，但赋仍未被纳入。直到清代，在推尊骈体的思潮下，士人渐渐将前代“四六”与当代“骈体”、“俪体”、“骈文”概念等同，彼此代称，从而使得两者在清代融通。讲究骈偶句式的辞赋，也开始被清人收入骈体文集或文选中。而陈维崧的《今文选》就是首次将骈赋纳入，卷一卷二赋作共三十二篇，远远超过了序之外的其他体式。不唯如此，陈维崧此后的辞赋创作也都是骈赋或律赋，今存十篇，收入于患立堂刻本《陈迦陵俪体文集》卷一。他自己曾说过：“自赋、骚、书、启以及序、记、铭、诔，皆以四六成文。”[35]赋以“四六成文”，则能与骚、书、启以及序、记、铭、诔诸体同等,“这既是陈维崧文体思想的准确体现，又超越了唐宋元明的四六文集不收辞赋的传统，反映了清代骈文对辞赋的扩容，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俪体’'四六’'骈体’'骈文’集收录赋体，从而为赋与骈文的关系开拓了全新空间。”[36]确乎如此。在陈维崧之后，清人编选骈体文选就开始出现收入辞赋的现象，如康熙八年和九年黄始先后编选的《听嘤堂四六新书》和《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嘉庆初吴鼒的《八家四六文钞》等都收录了辞赋。可见在陈维崧的影响下，清初相当一部分骈体文选或文集都已实现了对赋的扩容。《今文选》兼收骈赋之例对于清初赋的重兴意义重大。
（四）《四大家文选》继述文统
清初顺康之际，清人对当代散文的编选已经开始。今可考者有田茂遇《燕台文选初编》、周亮工《赖古堂文选》。田茂遇《燕台文选初编》八卷，今有国图松筠山房清顺治13年（1656）刻本，9行18字，白口，四周单边。善本书号15390。前有顺治丙申初秋吴伟业序、顺治丙申魏裔介序、顺治丙申小春王崇简序。据乔钵《引例》，书成于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关于编选原委，田茂遇在《凡例》中记载：“乙未夏秋之交，余下第留滞长安，鄗城魏先生以所选诗集，属予教正，且命少增定焉。因而辇下诸先辈及同人，有以诗见投，并及古文辞者。余受读之，体制略备，其间有经专刻，有未经专刻者。念专刻既不足以行远，而未有专刻更易至漫灭而弗传，用是裒辑成帙，爰付梓人，聊存管见。”[37]可知，该选主要是顺治十三年在京期间士人的作品集结，不仅有王熙、王崇简、龚鼎孳、魏裔介、宋德宜等重臣，也有周季琬、宋徵舆、吴绮、施闰章等后进。所选文体涉及赋、记、序、传、诏、教、疏、议、表、书、启、说、铭等25种，“凡四阅月”而成。
周亮工《赖古堂文选》，今有国图清康熙6年（1667）刻本，9行20字，白口，四周单边。善本书号15443。前有徐芳序、钱谦益序。《赖古堂文选》选录明末清初作品，《凡例》记载：“近数十年来，海内操觚之士有志复古，后先振起其间，雄文遂如林立，而未有汇成合集，总揽一家者。予以暇日，偶因所见，掇而盈编，以志一时之盛，盖专从数十年以来起见也。”[38]可知，该选主要收录“复古”之作，艾南英、钱谦益、陈弘绪、徐世溥、董应举、苏桓、万时华等九十人有作品入选。如周亮工所言，“是编妆采之文专主大家一派，而间存一二少少瘦隽者。虽其风裁略近魏晋，而要之去秦汉洁劲之气不远”，则该选主要是以晚明秦汉派观点为标准。所选文体涉及序、引、题词、书、传、书事、碑记、记、志铭、墓表、疏、论等23种。
同是散文选本，《四大家文选》与两选皆有不同，其目的性与指向性更为明确。相较而言，田氏选编似杂荟，周氏重于秦汉魏晋，陈氏则推崇唐宋古文，而以归氏为标榜。《四大家文选》更重视古文传统之继述，从唐宋八大家到归有光，再到今四大家，历史的视野更为宏阔。归有光作为这一文统观的要枢，由此而将今文上续到传统的唐宋八大家。何洯曾论自六经至唐宋的文统传承，进而论文选四家曰：“有明自归太仆震川出，而韩、柳、欧阳、苏、王、曾之统始有所属，无散乱之忧。是震川者，实韩、柳、欧阳、苏、王、曾之宗子也。由震川迄于今，作者不啻百家，其统又将散，乃山右则有程昆仑先生出，中州则有侯朝宗出，江右则有王于一出，又皆能继震川之传，以上承韩、柳、欧阳、苏、王、曾之统，是皆韩、柳、欧阳、苏、王、曾之宗子也。韩、柳、欧阳、苏、王、曾之宗子，是即司马子长之宗子也；司马子长之宗子，是亦六经、左氏之宗子也。”[39]以归有光为首，四家并传之历史意义、地位于此清晰可见。值得进一步肯定的是，陈维崧对归有光的推崇，《四大家文选》对归有光散文在清初的经典化意义重大。即否定了晚明对于归有光的相关批评[40]，将归氏散文上升到明代传承唐宋八大家的文统枢纽地位，可以说影响深远，直至今天。
（五）《四大家文选》反拨时风
明末清初以来，古文作者或学秦汉，或学唐宋，然皆学而未得其真，胡献徵指出：“夫古文之难言也，貌秦汉而窃其离奇，既不免有生吞活剥之诮；效唐宋而流于枯淡，又不免有蝇鸣蚓窍之讥。二者互相诟厉，递为消长，学者将何所适从与？”[41]或生吞活剥，或徒具其表，皆是因为没有投注真情，丢失了为文的根本。陈维崧亦感叹：“上下数千年，屈宋以来，徐庾而后，虽鸿文丽制，不绝于时，而亮节惊才，罕闻于世。”[42]所谓“亮节惊才”的缺失，正是文人创作缺乏真情真意所导致。反过来说，陈维崧所主张即是才情兼顾，文质相合。他合选四家文以“道”为统摄，“道”即“文心”。此“文心”实由归有光首昭。陈维崧于晚明散文独推归有光，以归有光牵合清初三家文，正是着眼于归氏散文所具有的真情表达[43]。这种真情，不落于浮夸，而务求实在，以达到“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44]的效用。“情辞并得”，实为“文心”即“道”之要义。再由前揭四大家文之举例，故可明晰：陈维崧选四家之文正是强调个体真情实感与时代归正理路的相应和，以此赋予“文以载道”以新的内涵与认识，不徒袭其迹，而取其法，得其神。可以说，彰显四大家，实是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树立了一个旗帜，《四大家文选》是陈维崧对明末清初弊风反拨的有力实践与证明之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意义。
综上所述，《今文选》与《四大家文选》，是陈维崧文学反思与创作实践的另一种表达，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与文学、文体学批评意义。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两文选体现了陈维崧对清初散文发展趋势的思考之力与引领之功。在学界注目于陈维崧骈文及其所取得的首冠地位与突出成绩的同时，我们应当重视并揭示出他作为文选家所具有的评选眼光与理念持论。这对于完善陈维崧作为清初名家的整体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认识清初散文的历史面貌与历史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注释：
[①]作者简介：郭超，女，文学博士，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文献学。
[②]如曹虹《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一文中，从“清代赋史上六朝风的激活”角度，肯定陈维崧《今文选》将赋纳入骈文范围的意义。参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78页。吕双伟《陈维崧骈文经典地位的形成与消解》一文中，指出陈维崧的骈、散分体意识，其以“今文”为名，收入赋体，为赋与骈文的关系开拓了新的空间。参见《文学遗产》，2018年第1期，第157页。
[③]（清）冒丹书：《今文选序》，《今文选》卷首，国图清初刻本，善本书号17462。
[④]（清）陈维崧：《今文选序》，《今文选》卷首，国图清初刻本，善本书号17462。
[⑤]本节所引篇目，除标注者，皆出自《今文选》，国图清初刻本，善本书号17462，不一一出注。
[⑥]（清）陈维崧：《今文选》凡例二，国图清初刻本，善本书号17462。
[⑦]（清）陈维崧：《今文选序》，《今文选》卷首，国图清初刻本，善本书号17462。
[⑧]（清）陈维崧：《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⑨]（清）孙枝蔚：《溉堂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七十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62页。
[⑩]周绚隆《陈维崧年谱》中认为，《今文抄》即《今文选》，第277页。应误。《今文选》已刊刻于康熙元年。且，《四大家文选》中占比重最大者是程康庄，考陈维崧与程康庄、何洯、程世英的集中交往即在康熙五年、六年间。
[11]（清）陈维崧：《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12]（清）何洯：《四大家文选序》，《四大家文选》卷首，国图康熙六年（1667）刻本，善本编号T02257。
[13]（清）陈维崧：《四大家文选序》，《四大家文选》卷首，国图康熙六年（1667）刻本，善本编号T02257。
[14]（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15]（明）归有光：《与沈敬甫》，《震川别集》卷七，《震川先生集》，第870页。
[16]明前后七子所谓“文必秦汉”，实是“不窥其法，而徒袭其迹”，未得其神。
[17]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页。
[18]（清）陈维崧：《四大家文选序》，见《四大家文选》卷首，国图康熙六年（1667）刻本，善本编号T02257。
[19]《昌黎先生集序》，（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0]柳宗元《答韦中利论师道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21]周敦颐《通书·文辞第二十八》：“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从，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22]详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56-357页。
[2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56页。
[24]“文以载道”，虽是作为理学家的周敦颐提出，但他强调的是“道”重于“文”，而非只欲务道德而不欲务文辞。他在《通书·文辞》一节云：“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
[25]（清）程世英：《四大家文选序》，见《四大家文选》卷首，国图康熙六年（1667）刻本，善本编号T02257。
[26]（梁）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第572页。
[27]（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96页。
[28]（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57页。
[29]（清）冒丹书：《今文选序》，《今文选》卷首，国图清初刻本，善本书号17462。
[30]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
[31]曹虹，陈曙雯，倪惠颖：《清代常州骈文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32]（清）陈维崧：《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33]（清）陈维崧：《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3-334页。
[34]推扬骈体，是陈维崧有关文体观的新见与贡献之表现。而前揭《四大家文选》与《今文选》的并行并举，是散、骈分体观念的体现，这与推扬骈体之功并不相矛盾。
[35]《陈其年文集序》，（清）毛际可：《安序堂文钞》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9册，第382页。
[36]吕双伟：《清代骈文对辞赋的扩容》，《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30页。
[37]（清）田茂遇：《燕台文选初编》，国图松筠山房清顺治13年刻本。
[38]（清）周亮工：《赖古堂文选》，国图清康熙6年刻本。
[39]（清）何洯：《四大家文选序》，《四大家文选》卷首，国图康熙六年（1667）刻本，善本编号T02257。
[40]突出者即王世贞，如钱锺书先生指出：“以为弇州心折震川，推之冠一代人文，亦不甚确。其《读书后》卷四《书归熙甫文集后》自记与震川抵梧事颠末，又曰：'观其遗集，故是近代名手。所不足者，起伏与结构。’”参见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64页。
[41]（清）陈维崧：《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02页。
[42]《与吴汉槎书》，（清）陈维崧：《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0页。
[43]归有光散文之真情表达，多围绕日常交友，身边琐事，尤其善于用细腻的笔调表现家人父子夫妇之情。正如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所言：“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应当指出的是，此种以血缘亲旧、日常琐事为书写本体的作法，盖与晚明阳明后学所倡“百姓日用”之说相表里。即在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背景上溯源出归有光突破晚明文学复古模拟之弊的实质所在。
[44]（清）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刘季高注，《方苞文选》，黄山书社，1987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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