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邑老子庙会起源于汉。桓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崇信道教的皇帝。延熹八年（165）年、桓帝刘志派中常侍管霸前来朝拜并建老子庙，号召文武百官信仰黄老道，按国家大典在宫中举行祭祀。他恐怕诚信感动不了老子，在延熹五年（62年）下诏天下除了洛阳令王换祠、密县令卓茂庙不改外，其余所有祠庙一律改祀老子。延熹八年正月十五日，再派遣官员至苦县祭老子，并由陈相边韶拟文，蔡邕书写对老子的生地、为官、孔子问礼等诸大事立碑。一年三次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祭祀老子的活动，把崇拜老子、神化老子推到最高峰，形成了以祭祀老子为中心的庙会活动。
老子最为风光的时代，应当说始于唐代，他一下子变成了太上皇，而他的母亲也享受到了皇太后的待遇。据新旧《唐书》 记载，唐朝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未得天下之时，便打着老子的旗号，以“老子派人指点，唐公必得天下”为由起兵反隋。唐祖武德三年（620年），李渊为了便于对天下的统治，抬高家族地位，认老子为祖宗，派人在汉老子庙的基础上予以扩建，规模如京城王宫，作为皇室家庙。李世民多次颁诏，以彰显老子之功。 贞观十一年（637年）颁诏太清宫“户各二十以奉享”；贞观三年颁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前”。唐皇室的这些举动，使当地进入农历二月之后，祭拜老子便络绎不绝，热火朝天。
唐髙宗李治进一步抬高其先祖老子，于麟德二年（665年） 冬季，由东都洛阳启程，顶风冒雪，带领一支庞大队伍，于农历二月十二日前往太淸宫，虔诚致敬李氏祖先老子，并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改庙名为玄元庙，其庙置令、丞各一员，皇室常驻五百军士，镇守太清宫，改县名“谷阳”为“真源”，免除全县李姓一年的賦税和徭役。此次皇帝及文武百官的到来，促使地方官员、文人墨客也都纷至沓来，朝谒老子，整个二月连绵不断。
唐皇帝对老子的崇拜达到鼎盛时期，当数唐玄宗李隆基朝。在他执政期间，光是追封老子、褒扬道德经、修建鹿邑太清宫、 老君台的诏令就达数十次之多。李隆基不但亲自下诏、颁旨意， 还亲自写诗、作赞、填词、赋铭、立碑，盛赞老子其人——《煌煌》、《冲合》、《香初上》等十一首曲词，被配上曲谱，为当时的歌女演唱，专为祭拜老子进行表演，一直流传至今；他还亲自御注了道德经，该碑刻现立于太清宫，为老子上尊号“大圣祖高上金阙天皇大帝”；改庙名为太清宫，增建太清宫，占地八顷七十二亩，周围四十里。
县志记载，唐开元十三年，老子出现于太清宫，站于紫气红雾中，旁有白鹤盘旋相护，上有祥云缭绕遮日，致使全县升平， 五谷丰登，庙会活动达到鼎盛。唐李氏三百多年的天下，由于对老子的认袓和追封，使李氏家族迅速在全国成为望族，老子成了李氏先祖，鹿邑在历史上形成为中华李姓的寻根问祖之地，每年的庙会自然就少不了李姓。
唐朝灭亡后，到了宋朝，虽祭拜老子的活动有所减弱，但庙会仍未间断。宋真宗好道，自称道君皇帝，老子庙会到宋真宗时又达到了一个髙潮。宋史记载：“大中祥符六年（1014年),亳州父老、道释、举人三千二百一十六人诣阙，请车驾朝谒太清宫，宰臣率百官奏请，诏以明年春亲行朝谒礼。”次年春正月已酉日，真宗率群臣恭谒太清宫，改真源县为卫真县；改奉元宫为明道宫；升亳州为集庆军节度，减岁赋十之二，可以说格外开恩。且谒返京华后，他亲作《先天太后赞》，敕令翰林学士盛度撰碑，颁旨重新修建。真宗不但撰文、书写，还为立碑篆了额一“先天太后之赞”，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御碑”，至 今立在李母的坟前。“三御”碑不仅歌颁了李母的功绩，而更重要的是为二月老子庙会活动增加了一项内容。
金、元、明三代皇朝都有帝王亲谒或派大臣朝谒，庙会活动持续进行。清朝虽抑道扬佛，以后虽未再有大规模的朝廷祭祀，但道家祭祀、民间祭拜、李氏家族及地方官员主持的各种祭拜活动，老子庙会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从方志文献与文物保存等材料可知，今天鹿邑老子庙会的祭祀拜祀方式保存了春秋时期的礼俗，以老君台、太清宫两地的大型庙会为典型，堪称民间社会老子信仰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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