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缅甸研究院 李晨阳 研究员
东南亚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较早，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很快，队伍不断壮大，成果颇多，但是总体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从业人员普遍存在的一个困惑是，不知该如何切入和深化对东南亚研究的发展，也就是说存在方法和路径的困扰。东南亚研究是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区域和国别的研究相比，东南亚研究既有独特性，也具备共性特点，因此，构建成熟的东南亚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既要从一般意义上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去发掘，也要考虑东南亚地区的特殊性，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举措是全面总结我国东南亚研究前辈学人的治学方式，从他们的奋斗轨迹中汲取营养。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贺圣达先生（1948—2018）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亚研究界的一代宗师和学术泰斗，他在东南亚古代历史、东南亚文化发展史、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缅泰国别史、东南亚的宗教与政治、中国与东盟关系（含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合作）等领域都做出了极为突出的学术成就，对海外东南亚研究名著的翻译和在中国的出版、推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他将中国的缅甸研究提升到了新的层次，他代表了中国东南亚古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东南亚文化史研究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对东南亚早期国家的性质、缅甸古代社会的特点、泰族起源、东南亚近代史的肇始时间等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认可。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我个人尝试着总结贺圣达先生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路径，为后学提供参考。
1、从古到今。先生对东南亚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从单一的缅甸、泰国到整个东南亚，从东南亚的历史、文化到现实问题，都在先生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先生最初的学术着力点是东南亚古代历史与文化，最主要的学术成就也是在东南亚历史研究领域。比如先生1992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缅甸史》、1996年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以及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历史》《云南社会科学》原发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3篇关于泰国史、缅甸史的文章奠定了先生在东南亚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历史与文化是认识一个国家和区域的钥匙，先生早年对东南亚地区史和缅泰国别史的研究为先生后来从事东南亚地区和缅泰越等国现状问题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目前很多年轻学子没有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基础，直接就从事当代东南亚的政治、外交和安全等领域的研究，结果对很多基本问题都难以把握。
2、由点到面。东南亚地区一共11个国家，人种、语言、宗教、疆域、地理、政治、经济的差异性很大，如果没有对1-2个国别有深入的研究基础，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个地区的特性是非常困难的。先生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工作，他首先是专攻缅甸史，同时兼顾泰国史。在对缅甸史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缅甸史》专著以后，先生才于90年代初期转向对东南亚地区文化史和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即便先生在学术后期是以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为主，但是先生从未放弃对缅甸、泰国的研究，并且国别研究扩展到了越南、菲律宾等国。应该说这种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点点比较是切入东南亚研究的合适路径。
3、对接国际。如果仅仅依靠中文的二手甚至三手材料，东南亚研究难以登堂入室。先生对此颇有心得，他在读本科时就刻苦学习英语，并且翻译了缅甸学者貌丁昂的《缅甸史》和《剑桥伊斯兰教史》东南亚部分。先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一方面继续大量搜集英文资料，另一方面也向东南亚研究所的同事学习缅甸语。1986年10月，先生通过出国留学统考，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了一年，师从著名的缅甸问题专家罗伯特·泰勒。这段经历是先生后来在东南亚历史研究领域产出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先生的缅甸语虽然没有达到应用自如的程度，但在撰写《缅甸史》过程中，他大量参考了赵维扬、李孝骥等老先生翻译的缅甸语史料。进入21世纪之后，先生组织云南省社科院的几位同事以及我们几位外语较好的学生一起翻译了150多万字的《剑桥东南亚史》，先生担任主译和总审校。先生2015年出版的鸿篇巨著《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上、下）也大量吸收了国际学术界在过去几十年间关于东南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先生生前非常支持我牵头翻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维克多·李伯曼的代表作《奇特的平行：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公元800—1830年）》，并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完成了对全部译稿的审读，做了大量有启发性的批注。先生还大力支持美国加州大学富乐屯分校孙来臣教授等人负责的“海外东南亚名著译丛”项目，并认为这对于促进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4、自我创新。先生只读过本科，没有上过硕士、博士，但他治学严谨，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在学术上非常规范，他直接指导的博士生、博士后和硕士生将近20位。先生本科学的是历史学，但先生后来对东南亚的研究没有局限于历史，而是涉及到了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际关系、区域合作、民族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先生都能创新性地运用这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对东南亚地区进行研究，而且善于进行学科交叉与融合性研究。如先生在《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一书中用民主、发展概念科学地展现了二战后东南亚历史的主线。这些学科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先生通过自学习得的。先生生前反复告诫我们这些弟子，“师傅只能是引进门，最后在学术上能否做出成就，主要还是靠你们的自学和努力，其中能否举一反三和触类旁通非常重要”。
当然，先生能成为东南亚研究大家的经验还有很多，比如发自内心地热爱东南亚研究，几十年如一日，久久为功；嗜书如命，博览群书，知识面丰富；重视实地调研，走遍了整个东南亚，他独著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和《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中的绝大部分照片是他亲自拍摄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从宏观上整体把握整个东南亚，善于归纳和总结；重视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但始终坚持以基础研究为主，等等。限于篇幅，我不能对这些方法和路径逐一展开论述。
谨以此文纪念贺圣达先生逝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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