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病源于日积月累的城市规划失误
最近，有媒体报道人们生活在北京郊区新城的生活状态，得出“通州不通、顺义不顺、大兴不兴”的惨痛感受。近十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大建新区新城，城市在急剧的扩张蔓延。如果我们把城市看做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话，这些新城彷佛被打了催长素的孩子，带着各种先天不足来到世间，被拔高被拉升，急速的扩张加剧了病痛的扩散，居住在其中的人们，自然要承受着诸如交通拥堵、缺乏医疗教育设施等种种城市病。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北京自然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以流水账的形势，回顾一下建国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史，或许可以找到北京新城之痛的原因。
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北京制定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确定旧城改造的第一个目标是，将北京从工人阶级仅占4%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1/4以上的莫斯科型大工业城市；将北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城市，彻底改造成为一个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按照新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首都。城市格局上，北京走上了单中心道路；产业布局上，北京走了一条与上海类似的工业化道路。
在1954年的城市规划草图上，北京的西部、东部、东北部、东南部，都规划了大片的工业区，此后几十年里，北京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工业布局，东郊棉纺织区，东北郊电子工业区，东南郊机械、化工区，西郊冶金、机械重工业区……到1979年，北京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高达63.7%，仅次于辽宁居全国第二，北京因此成为重工业占主导的城市，高大的烟囱成为城市风景。
然而，纵观世界各地的首都，都是以服务业为主导，北京也不能逃脱城市发展的规律，怎能让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肆意发展？80年代初，中央书记处对北京的建设做出了四项指示，明确提出，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发展要适合首都的特点，今后基本不再发展重工业。
于是，北京东南西北的工业区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曾经是化工区、冶金区的土地上，被建造成了各式楼盘或别墅区。声名远扬的798是前苏联援建的国营电子工业的老厂区，如今也脱胎换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与此同时，80年代的怀柔平谷之类的远郊城市还在默默生长。
90年代初，北京的城市发展实行“两个战略转移”：市区不再扩大规模，逐步从外延扩展向内涵发展转移；城市建设重点从市区转移到郊区，强化在市区外围建设卫星城。就这样，远郊卫星城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连接中心城区和卫星城的放射干线公路和高速公路，在地图上如藤蔓一样“长”起来，中心城难以承载的产业和人口随之疏解到卫星城，散枝发叶。此刻的卫星城如同一个没有减掉脐带的孩子，就业生活娱乐都要依赖中心城区，依靠着仅有的几条通道，人流来往于卫星城和中心城区。
卫星城与新城，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在内涵上却明显不同：卫星城多依赖母城而建，功能不配套，以生活居住区为主，如回龙观、望京；新城则拥有完善的公共设施配套和特色产业集聚，城市功能齐全，居住、工作、交通、娱乐休闲相对完善，满足多元需求，对原来中心城区更少依赖。
或许是意识到卫星城的弊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开始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以“更加独立、功能更加完善的新城取代卫星城；突出首都特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宜居城市”。此刻，北京定位于“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经历50年的发展，管理者终于摸清楚了北京的发展路径。这版规划注重独立新城的建设，规划了11个新城，其中，顺义新城、通州新城、亦庄新城是发展的重点。
遗憾的是，北京的城市格局，在90年代的卫星城建设时，就已定型，要改变，谈何容易？
一方面，人口在聚集，一方面，城市在蔓延。依靠地铁和快速通道，郊区的人们往来于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每日潮涨潮落、人来人往，许多人将生命和精力消耗在上班途中。城市的膨胀使北京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日益严重，或许是某些政府官员也感受到大城市之痛了。于是，北京“十二五”规划，把人口疏散和拥堵治理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北京上演了一出出“低端业态退出”、“大幅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费”、“人防地下室禁止出租”的悲喜剧。
如此强硬的行政调控，会缓解北京城市之痛吗？短期而言，或许有用，长期来看，显然不可能。因为不疏散产业，只疏散人口，城市病会更加严重。
北京的城市病，源于人口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而人口的集中，源于权力和资源的过度集中。作为首都，北京的政治地位带来了强大的资源控制力，放眼望去，优势的教育资源、资本资源、大项目、大企业、优良的工作机会都集中在了北京，人往高处走，资源和权力的集中自然引发人口的集中，如果不疏散资源和权力，新城之痛，恐难以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