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历史主要是把历史当故事来看的，觉得书里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都特别有意思。后来长大了再看这些书，却发现书里的故事，有些真的只是故事，而且逻辑很不严谨。可见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并非无中生有来的，而是在合适的土壤里，长出的歪瓜裂枣。国人喜欢给历史添油加醋，就是因为那味道太“任性”了。比如在《史记》十二本纪，所记载的三皇：指燧人(燧皇)、伏羲(羲皇)、神农(农皇)与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几位老大，原型就没办法考证。据说司马迁写这段内容取材于《尚书》，但一样没有明确的信息源可供追述。中国最早发现的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距离尧、舜们的时代，已经走出很远一段路了。上古那几位老大的音容笑貌，后人是怎么知道？而且还那么生动，诸如“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就跟作者亲眼看见一样，这不就是吹牛逼吗。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就只能靠口头来传播。而这种传播方式，通常是越传越神，等到有文字可以记载的时候，基本已经接近神话了，比评书演义还不靠谱。如果非要把这些吹牛传说引进历史，最严谨的态度，应该是用“据说”，“传说”，“可能”，“也许”……而任何明确的说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本正经的讲故事。加上太史公笔下生花，读来栩栩如生。书中大量使用了帝，臣，诸侯等，很穿越的称谓，给人感觉，身处原始部落的大佬们，生活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了西汉。最搞笑的是，描写大禹治水时，为了体现禹王艰苦奋斗，说他“山行乘暐”，就是说大禹当年是穿着带铁刺的木鞋爬山。可是，中国分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才有了铁，进入了铁器时代，大禹王是不是也太时髦前卫了？
在文明不发达的时候，部族首领们不可能依靠法统、礼仪来统治部众。当时人们掌握的知识有限，对大自然充满恐惧，而且越是恐惧，就越崇拜超自然的力量。所以，部落首领们只能用个人崇拜来统治。为了给部落大众带来安全感，所衍生的个人崇拜，其首领首先需要形象高大、孔武有力，而且必须神秘兮兮、擅长装神弄鬼。在《史记》里，就有很多类似神话的描写。黄帝死后，他的孙子高阳接班，司马迁对他的描述是“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大概意思就是，装神弄鬼，连哄骗带吓唬，忽悠部众统一思想、服从命令听指挥。高阳死后，黄帝的曾孙高辛上位，这位老大就更神了，据说他“生而神灵，自言其名”。人家一生下来就带着仙气儿，刚睁开眼，就把自己名字喊出来了：“哈罗，大家好，俺叫高辛，请多关照！”
各种忽悠，对古人有用。但作为现代人，通过掌握的知识，多少了解一些原始部落的生存状态。可以想象，黄帝那一代神人以创业为主，轩辕黄帝本人，应该是雄姿勇武，肚大腰圆，胆大能拼，霸气十足，因为很能打，最终成为族众的偶像。而他的帝二代、帝三代等后代们，基本就类似跳大神的了，靠拼命神化自己，利用超自然概念让部众臣服。这跟太史公笔下的所谓仁德、贤明，根本风马牛不相及。那不过是以后被文明武装起来的子孙们，嫌祖先那碗饭过于粗粝寡淡，特意添加的作料罢了。至于尧舜禅让之说，就更不靠谱了。不需要东拉西扯，单看《史记》的文本，就难以自圆其说。《史记》里说，尧还活着的时候，舜已经掌握了大权，并主持各种祭祀活动。也就是说，当时的舜，既有了实权，又有了神权，已经是众望所归了。尧死后，舜故意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装逼跑到南河的南岸。结果“诸侯”来朝见首领时，不去拜丹朱，都来朝拜舜。这TM也算是禅让？这种禅让法，比汉献帝“让”位给曹丕高尚多少？摆明是柔性政变嘛。
同样，舜禅让给禹也大同小异。当时禹挟治水之功，已经威服四方了。以当时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掌握，所谓的水患，就形同天谴，还别说是他们的蛮荒时代了，就算到了近现代，中国还有不少人捧着猪头，去找龙王求雨。所以，禹能制住水患，在当时人们眼里就算“大神”了，这时只须一跳就达到目的了。而他的套路也跟舜一样，据《史记》记载，舜死后，禹也让位给舜的儿子商均，自己也装逼躲到阳城去。结果天下“诸侯”都离开商均去朝拜禹。按司马迁所说，禹是黄帝的滴答孙。如此说来，人家大禹才是正宗的帝二代，天下本来就是他们家的，舜只是临时管家而已，所以，人家这都不是柔性政变，而是理直气壮地复辟。
从《史记》所记载上古几位大佬的故事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当时的政治生态，已经开始由神权逐渐向王权利过度了。可惜，太史公虽有史家的素养，却因身处时代的局限，没办法站上历史的高处。所以，故事编到这，也只能依附当时气数正火的儒家，拼命拿“温良恭俭让”给祖先们勾脸描眉。如此写法，也算当年的“正能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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