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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茨威格与《布达佩斯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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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十点读书


来源:单向街书店(onewaystreet2013)

讲述 | 许知远

本文整理自许知远音频节目「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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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大饭店》,我是在旧金山的时候看的这部电影。当时我在伯克利做访问学者,每到晚上就无所事事,住的对面正好有五家电影院,我总去其中的一家,他们会放很多文艺小电影,其中有一天就放了《布达佩斯大饭店》。


六年前去旅行的时候,我看到的布达佩斯是一座壮观、宏伟又有一种衰败美感的城市,它在多瑙河的两侧,一边叫布达,一边叫佩斯。布达佩斯是个试图追赶巴黎、追赶维也纳的城市,所以它在建筑方面会采取一种更大胆或者是一种更具工业感的设计方式。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匈牙利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国家,先是整个奥匈帝国被瓦解,同时它是二战期间一次重要战争的发生地,1956年,它被纳入苏联所控制的冷战范围之内,同年发生了著名的匈牙利革命,对整个城市的破坏非常严重。我去旅行的时候,城市里那种被破坏、被伤害的感觉仍然残存,和过去的恢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使得那里有一种非常奇妙的魅力。



在看到电影片尾的时候,我的确看到了茨威格作品的影响。电影里大饭店的经理古斯塔夫,他的造型是非常茨威格的。他跟所有的阶层、个体可以这么相处,而且总是善于寻找那种文明的相处方式,本质上是因为他对人性的丰富性的理解。不同人的成长经历、历史背景都会给人带来很多不同的细微差异,他能够辨识这些差别,能够确认、包容他们的弱点,所以才可以跟所有人保持这么舒畅、交融的关系。茨威格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电影里面,尽管古斯塔夫度过了很多难关,但最后还是去世了,因为他无法面对一个高度单调性的力量,像那个军官所代表的,他们无法了解古斯塔夫身上那种人性的丰富,他最后用一种最粗暴的力量来对付最精致的这个人,面对这个粗暴的枪口,文明就瓦解、破碎了。




这个电影让茨威格慢慢又被重新翻出来,大家重新去看他。茨威格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作家,他在书里回忆他怎么去见当时维也纳最大的报纸主编,他的诗被采纳时那种强烈的热情,包括他去旅行,去德国、法国,1914 年爆发一战,希特勒上台,二战爆发,对犹太人的屠杀,他被迫开始了流亡,最后死在了巴西。我才慢慢理解他小说里描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昨日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昨日的世界》是他写的1930年代,他流亡在纽约,包括后来在巴西,实际上这本书描绘的是一个流亡者对于他们失去的生活的一种想象和追忆,是某种意义上的流亡文学。他可能美化了过去,但这也是他应对新的令他不适的现状的一个反应。



另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是他那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他的确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他对其他的文化充满了兴趣,他对家人的思想都有探知的欲望。包括他晚年最终死在了巴西,当时对欧洲来讲巴西是个被忽略的地方。



他也有兴致勃勃的描述,他幻想出一个世界,大家可以在一起彼此平等地相处。我想这种世界主义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吸引力,因为我觉得我的整个成长环境是相对单调的一个,我对不同的文化、人群、思想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我本能地渴望了解这些事情。这同时也是我对现在的某种忧虑。




如果是说他在 1942 年的自杀证明他的世界主义是无法应对当时兴起的纳粹,等于败给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就在想,这种世界主义内在是不是有天然的脆弱性。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茨威格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看法,他认为欧洲文明包括是维也纳文明的核心是咖啡馆。他在 1933 年开始流亡的时候,去了好多国家,一开始去英国,然后又去美国,他发现美国人很富裕,面包、咖啡分量都很大,跟欧洲人完全不一样,但他说美国没有咖啡馆,他也觉得英国也没什么咖啡馆,只有维也纳才有。



维也纳的咖啡馆很有趣,它像一个巨大的会客厅,很多维也纳人在咖啡馆里工作、会客、过社交生活,所以咖啡馆是个自成系统的小世界,里面有当时所有最新的报纸,别人会把他的信寄到咖啡馆去,咖啡馆是他们的真正的社交中心。这也体现了茨威格身上特别明显的世界主义的倾向。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描绘很清楚,为什么有这么有创造力的一个社会,会那么脆弱,一战摧毁了一次,希特勒上台,二战又摧毁一次?这些有创造力的人最后都烟消云散,他们要不在一战中去世,如果挺过一战,在希特勒上台后又变成了流亡者,分散到各地,转移到别的地方,但这种创造力缘何到来,又缘何消散,怎样传导下去,我对这个过程始终充满好奇。


茨威格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中介者,他跟他们所有人都有关系,他是一个性格特别温和的人,喜欢坐在咖啡馆里会见这些朋友,鼓励那些年轻人。


比如说后来有一个著名的奥地利作家,叫卡内蒂,后来得了 1981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茨威格就坐在咖啡馆里看到这个年轻人走过来,问他在写什么书,他说最近在写一本小说,他之前在瑞士见过詹姆斯·乔伊斯,然后就想出版自己的小说。茨威格就想帮忙,他就跟年轻人说,我帮你找乔伊斯来写你的小说写序,这样可以出版了,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需求,但卡内蒂是一个非常骄傲、傲慢的年轻人,他可能本来就对茨威格有抵触,觉得他更像一个文化掮客,不是一个纯正意义上的作家,他跟社会的关系太正常太舒服了,所以他严辞拒绝,他说乔伊斯眼睛已经瞎了,你怎么能让他去写序言呢。


为什么我说我喜欢茨威格身上那种文明、那种世界主义,尽管他被这个年轻的作家训斥了,他还是帮他找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小说,我觉得那是维也纳、包括当时的欧洲最迷人的部分,大家对于天才、美好、创造力的那种天然的帮助和鼓励,茨威格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代表。他年轻的时候在维也纳也受到同样的支持。


他在《昨日的世界》写过一个片段,描绘当时维也纳人对于艺术生活的狂热兴奋,以及这种兴奋给创作者带来的影响:



维也纳人对于戏剧的偏爱,如果按照大多数戏迷的生活条件来说,有时可谓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与我们刚强的邻国德国相比,我们奥地利人淡漠政治、经济落后,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过于讲究享受,不过这种对艺术过分的重视倒是我们的长处,因为我们对每一件艺术都抱有崇敬的态度。经过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才有无与伦比的鉴赏力,而正因如此,最终使我们在一切文化领域中达到超群的水平,艺术家只有在一个备受推崇、备受尊重的地方,才能感到最舒畅、最受鼓舞。


艺术只有在全民族生活中是一件大事儿时,才能达到顶峰,文艺复兴就是有力的佐证。当时的佛罗伦萨和罗马吸引了大批画家,并培育出数个巨匠,每个画家都感到必须面对全体市民和其他画家,在市民的鉴赏言论中,在与同行的竞争中,不断超越自己的水平。


同样,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都清楚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地位,不论在维也纳歌剧院还是在皇家剧院,来不得半点马虎,任何一个错的音符,都会被立刻发现。一旦进入合声部的时间,不合拍,或者音符略短,都会受到指责,这种监督不仅仅是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而且也是当时观众的监督,他们的耳朵非常灵敏,通过不断的比较,使他们的听觉越来越敏感。


维也纳的政治行政管理方面顺理成章,社会风气已成为人们的习惯,没有人再去想它,所以在这些方面出现什么纰漏,人们都会包涵,有点违反常规也能够宽容谅解,但在另一方面,在艺术方面出现了差错可绝不容忍,因为这关系到全城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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