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童留学：一种无奈的举措
1872年，30名中国幼童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开始了漫漫的留学生涯。
清政府选派幼童到美国留学，并非出于富国强兵、潜心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本愿，实乃一种无奈的举动。
1840年以后的中国，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之下，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外交人才、外语人才的匮乏使清政府大伤脑筋。19世纪60年代悄悄萌动的洋务思潮，开始将大规模的官派留学生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回想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是何等的闭关愚昧，“泱泱大国”、“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使他们很难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然而偶然事件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向外国派遣留学生。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了，中国人不满意外国传教士的胡作非为，在天津的传教士遭到围攻，许多传教士被愤怒的国人杀死。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康乾盛世，任何国际纠纷都不会发生，但它发生在晚清这个特定的社会，在西方列强张狂的武力威胁下，清政府妥协了，不得不派朝中大臣来处理这个棘手的“国际问题”。既然要与西方列强谈判，就少不了精通外语的人才，而此时的清政府才迫切感到人才匮乏的窘况。于是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容闳，很快就成为洋务领袖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幕僚。在容闳的帮助下，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在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酝酿。
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容闳，是中国人留学的先驱，他之所以学成回归就是希望更多的中国青年“远涉重洋，身受文化之教育”，“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深知留学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性，他在回国协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办洋务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的计划。容闳的思想很快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他们在向朝廷上的奏折中正式提出由政府出资派遣子弟出洋留学。
派遣子弟出洋留学，这种呼声出自当时封疆大吏曾、李之口，的确在中国社会是前所未有的举动，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又一次尝试。就在朝廷内部酝酿选派留学生的时候，英、美驻华公使纷纷向清政府抛来橄榄枝，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学生前往留学，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条件已经成熟。1871年8月，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向皇帝上了一道具有深远意义的奏章，提出在沪、甬、闽、粤等地挑选幼童，经过考试选拔后，派往美国留学，每年30名，4年共120名；15年后每年回华30名，由朝廷分派工作。这些学生属于官派，不得入外籍、逗留和私自回国，更不允许自谋职业。谁也想不到这道奏折奏上不久，就被朝廷批准，并专门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新闻，为了确保这些孩子能在美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美国同时成立“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负责办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事务。陈兰彬和容闳成为具体的负责者，地点设在美国麻省春田，后来迁到康省哈特福德。殊不知，这两个地方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可以说是容闳“身受文明教育”的故地。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中国幼童到美国前途无限光明。
童真：尽显在出洋的途中
尽管在晚清欧风美雨的沐浴下，一些国人已开始羡慕外国的先进文明，但大多数的国人还是恪守着传统观念。熟读四书五经、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仍是大多数人追求的理想，又有谁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往国外﹖可见选举幼童出国在当时是何等的困难。
从1872年的第一批幼童到1874年的第三批幼童的选拔情况来看，三分之一的孩子来自洋务人员家庭，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则无论如何也不愿将子弟推向此途。每一个幼童在出洋前，其父母还必须出具担保书。詹天佑是第一批留美的幼童之一，他的父亲詹作屏出具了保证书：“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美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这哪里是保证书，俨然是一具卖身文书。
1872～1875年官方选拔的120个学童，在洋务派看来肩负着大清国的未来，因此在这批孩子离开祖国前，在上海专门成立了预备学校。为了不使这些孩子忘本，学校的监督非常严格，强迫这些孩子读写中文，稍不如意，就会遭到竹板的惩罚。但多少年以后，这些孩子非常怀念这位暴君，因为在美国留学几年后，他们的中文水平没有落后，反较在国内有了一定的进步，这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
第一次出国，对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说是新奇的，尽管在上海启航时，他们一个个痛哭流涕，在汽笛的催促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亲人，离开祖国。但轮船一驶出黄埔港，他们便很快从悲伤中恢复过来，活泼好动的本性彻底显露出来。有的在甲板上互相追逐，有的倚栏远眺，有的围着蓝眼睛、长鼻子的外国人好奇地打量着。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坐轮船，第一次出海，第一次和外国人生活在一起，第一次吃西餐……
但好景不长，当大海上刮起大风的时候，巨浪滔天，一波又一波地拍击着船舷，平常看似庞然大物的巨轮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显得那么不起眼，随时都有被大海吞噬的危险。风卷浪涌，巨轮上下颠簸，这些孩子个个吓得面如蜡白，躲在船舱中号啕大哭，乱如麻团。长久的海上旅行，可让这些孩子吃了不少苦，晕船、呕吐、吃不下饭时时折磨着这些可怜的孩子。
孩子们的适应性真强，尽管出海之初，一遇风浪，他们便呕吐大作，昏昏欲睡不能起床。但经过十几天以后，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海上生活，即便在太平洋中心遇到数年所未见的大风暴，依然“嬉戏自得，毫不恐怖”。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孩子们看到轮船上西方男女扔沙包锻炼身体，也纷纷效仿。一艘轮船上有30个顽皮的小孩，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在生活习惯方面，起初这些孩子只能吃中国菜，但没过多久，许多孩子已经喜欢吃面包、喝牛奶了，有的甚至学外国人吃生鸡蛋。这些变化，使那些护送幼童赴美的官员们大为吃惊，他们真不知道若干年之后这些孩子会变成什么样，是否会数典忘祖，变成彻头彻尾的“假洋鬼子”。为了不使西洋文化影响甚或改变这些孩子的思想，护送幼童赴美的大清官员们费尽了心思，即使在船上依然每天教授孩子们传统经典，离美国越近，督促越严，他们真害怕西洋文化会把这些幼童俘虏了去。
可笑吧，本来让幼童留学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但又担心西洋文化会腐蚀了中国下一代。一面督促幼童背诵儒家经典，一面又强迫幼童学习西文，不中不西，或中西结合，这就是首批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童的人生难题。
在美国求学的日子
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航行，满载着大清帝国未来希望的30个幼童，经历了种种磨难，从上海到日本，再由日本东渡太平洋，在檀香山作短暂停留后，驶向他们倾慕已久的目的地——美国。
经过数十天的海上漂泊，猛然看到新大陆，孩子们此刻的心情，无异哥仑布当年发现美洲大陆一样，激动、兴奋、欢声雀跃。为了显示大清国的威严，护送学童赴美的官员们在美国人面前展示了中国特有的文明，命令30名幼童穿上在上海时政府准备的蓝色长袍、酱色马褂，头戴缎帽，脚登缎靴，各自提着小行李箱，排成整齐的队伍，在护送官员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从轮船上走下，踏上美国的土地。
甫一上岸，一切对孩子们来说都是新奇的，宽敞的马路，高矗的洋房，到处奔跑的汽车，花花世界，令人目眩。而大多数的美国人，一见到这批扎着小辫，身着长袍、马褂，脚着缎靴的小孩子，也感到无比的惊奇，孩子们每到一处，总是观者如云。美国人的好奇心并不在于肤色的不同，穿着的新异，而在于拖在每个孩子脑后的小辫子。当30名清一色的中国学童一出现，美国人惊讶地大叫：“看，中国女孩。”有的顽皮的小孩还敢跑过去摸一摸小辫，然后发出新奇、嘲弄的笑声。身后拖着一条长辫，是当时中国男性公民特有的标志，但在美国，似乎只有女孩才梳小辫，也难怪美国人会把这些小孩称为“女孩”。
从旧金山登岸，再经过一路奔波，中国学童终于到达了留学地春田。幼童到达美国后，一切由容闳来安排。容闳接受了耶鲁大学教授Ｈａｄｌｅｙ和康省教育司Ｎｏｒｔｈｒｏｐ的意见，把这些孩子分别安置在当地美国家庭，每家二三人，目的是让这些学童先适应英语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和美国人先建立起一种亲密的感情，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至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逐步融入美国社会，然后再进行学习。我们从祁兆熙所写的《游美洲日记》中可以看出第三批中国幼童到美国后学习的情形。如：
朱锡绶、曹茂祥住信司白尔野书馆，从阿福学习；
祁祖彝、朱宝奎住叟亥得聂夫阿尔司书馆，从慕阿学习；
梁如浩、唐绍仪住四北龄非尔书馆，从格尔登学习；
薛有福、徐之煊住四北岭非尔书馆，从弥那学习。
这种教育方式对初到美国的中国幼童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对中国幼童很快地融入美国社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事实上，大多数的中国幼童和他们的美国老师及其家庭成员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幼童们迅速学会了英语，同时习惯了西方的生活方式。
第一批到美国留学的温秉忠在1923年一次讲演中回忆道：
第二天，容闳先生分配他们给来自各地的美国老师。老师带他们回去。在以后留美的岁月中，这些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护的责任。每个美国老师家庭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
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
也就是短短几年，中国幼童彻底美国化了，1876年李圭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见到120名中国幼童：
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幼小者与女师偕行，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亲爱之情，几同母子。
中国幼童在美国的学习成绩也是有目共睹，他们在“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木，皆有规格”。“洋文数页，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当时的随行翻译就说：这些幼童在哈佛读书二年，远胜在香港读书五年。
清政府在派遣这些幼童出国时就有顾虑，害怕这些孩子到美国后西化，所以尽管平时学童分住在美国老师家中，但同时规定3个月必须到清政府主管的“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学习华文一次，每次12人，一次14日。这一批完毕，下一批继来，以次轮流，周而复始。学习的内容无外《孝经》和宣讲圣谕。清政府为了不使这些孩子西化，真可谓费尽了心思，请看当时接待幼童的“哈富公馆”（“出洋局”美国办事处）的内部情形便可一目了然：
洋房上下廿余间，租金岁一千七百两。楼下客位一间、书室一间。书满六架，凡学堂书尽备……并有《汉书》几种及唐诗、官板《三国志》、《胡文忠公集》。对面两间，诸生读书之处。顶上一层，孔子神位。幕友与局主，房于第二层。
这哪里是“出洋局”办事处，俨然是中国旧式私塾。跨出国门的中国幼童，好不容易呼吸到美国科学、民主、自由的清新空气，3个月中又要回到这所旧式私塾中闻一闻腐烂的污浊之气，这种反差是何等的巨大。或许清政府此种举动是为了让这些孩子身处异域继续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明显抗拒现代化的观念和思想无论如何和留学的宗旨格格不入，在那样的时代下，120名中国学童要背负着双重压力在美国完成4亿人的重托，是何等的艰难。
悲惨的结局
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在容闳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对于生活在中国的老爷先生们来说无疑是丢尽了祖宗的脸面，泱泱大国的臣民屈身向“撮尔小国”学习，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除了群起攻之外，就是利用种种借口对幼童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进行干预。
“出洋局”创办之初，曾国藩奏请容闳和陈兰彬同为委员，负责幼童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容闳长于西学，陈兰彬长于中学，曾国藩的本意是想中学西学相得益彰。但到了美国以后，陈兰彬以各种理由对幼童进行限制，不容许幼童参加美国人的祈祷，不容许星期日到教堂观礼，不容许平日幼童游戏、运动，不容许幼童剪辫、改穿西服等。容闳和陈兰彬等人在这些问题上意见相左，矛盾很深。尽管他们都是朝廷委派的官员，但在朝中陈兰彬等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容闳，他们一有机会便恶毒攻击容闳，说他“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攻击他“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当时清政府在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每年仍拨款近150万两白银供奉120名幼童学习，如果仅仅让他们飘洋过海到美国东部去“温习中学”，何必出洋﹖容闳据理力争，反驳陈兰彬等人的不实之辞。后来另一位委员吴嘉善在送往北京的秘密报告中，极言幼童在美国的种种危险：
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故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至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而且有害于社会。
如此严厉的批评，绝非是危言耸听，实代表着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1881年3月5日，陈兰彬以“出使美国秘国大臣”的名义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中止幼童学业，全体回国。一惯支持幼童留学的李鸿章、奕訢等人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当全体幼童听说朝廷让他们即日中止学业回国的消息时，一个个既悲愤又伤心，要知道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再过一二年就可大学毕业。在这四批120名学童当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大学毕业，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其余的都还是中学生。在这些学生中，有3人到美国后病亡，数人先行回国，只有少数人抗拒不归，其余的在1881年9月6日离美回华。
有了朝廷的歧视，当这些学生回国后，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官府像对待囚犯一样把他们看管起来，住在“霉气扑鼻”、“潮气寒冷”的“求知书院”里，他们的学业、生活、事业无人过问，这种侮辱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心。受过先进思想熏陶的这一批青年人，已不可能成为大清的顺民，大清王朝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使他们成为强烈要求“彻底清除”旧政府和进行改革的愤怒的一代。
“幼童出洋”的理想和试验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但愤怒的情绪却埋藏在幼童们的心间，他们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尽管“幼童出洋”夭折了，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
詹天佑——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
吴仰曾——中国第一位矿冶工程师；
蔡绍基——北洋大学校长；
张广仁——第一位在美开业的华裔律师；
梁敦彦——晚清外交家、民初交通总长；
唐绍仪——民初国务总理
……
摘自《寻根》杂志2002年第1期 大象出版社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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