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9-08-26
大秦王安敦，即馬可奧勒留安東尼諾斯，古羅馬皇帝，《沉思錄》作者
-《世界知識》主編精心研究並披露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四大謎案：周穆王是否遠行歐洲？漢朝軍隊是否俘過羅馬軍團？羅馬商團是否來過洛陽？兩國官方是否互派使節？
-兩大遺憾：不了解情況的甘英在西海邊被波斯人嚇阻，與羅馬失之交臂；官派使者劉鹹死於半道。
古羅馬最興盛的時期，正值中國的秦漢王朝時期。羅馬與秦漢同時存在於歐亞大陸的兩端，而且都建立了幅員非常廣闊的帝國。兩大帝國彼此了解對方的存在，並且通過歐亞大陸這一陸上通道(以雙方之間其他古國與民族為仲介)，以及地中海(紅海)-印度洋-南中國海這一海上通道，有著一定程度的接觸。古羅馬稱中國為“賽裏斯國”，即“絲國”，漢代中國稱呼羅馬為“黎軒”、“大秦”或“海西國”。
-謎案一
周穆王，是中國遠行歐洲第一人嗎？
《史記》等中國典籍中所記的、通過西亞陸路或東南亞海路來到中國的黎軒“善眩人”或“幻人”(雜技魔術藝人)，可能是最早來到中國的羅馬人。那麼，誰是前往歐洲的中國第一人？
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歷史上前往歐洲的中國第一人，可能是西周的第五位國王——周穆王，其在位時間約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這時的歐洲，還是特洛伊戰爭的時代。但這只能説是個歷史謎案。
周穆王的故事，要從中國歷史上最有文化價值的一次盜墓事件説起。
西晉時期的西元281年，在汲郡(現河南汲縣)，有一個名叫不準的盜墓者，盜了戰國時魏襄王(西元前318-前296在位)的墓。這次盜墓最重要的發現，是陪葬的戰國時期的竹簡數十車。由於事關重大，晉武帝馬上命令官員和學者進行研究。其中的兩部書，一是《穆天子傳》，一是《竹書紀年》(並稱“汲冢古書”)。
《穆天子傳》講的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周穆王(即穆天子)西行。周穆王在北征犬戎之後，帶領“七粹之師”，駕著“八匹之乘”，從西周的東都洛陽出發，開始長途跋涉。先向北經過山西北部的雁門關，然後轉而向西。書中記載了非常多的地名、國名、部落名稱、山名、水名、人名，非常複雜。這些地方究竟在哪呢？
近代以來的學者，對《穆天子傳》書中的地理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考察，提出了很多思路與猜測。有人認為，周穆王西行可能在中國的寧夏、甘肅一帶。有人認為，他越過了新疆邊境，經過中亞，進入西亞，甚至越過烏拉爾山進入歐洲，最遠來到了今天的波蘭。
為什麼？因為書上所載的地形地貌、風土人情、神話傳説、民俗習慣，能夠與這些地方的歷史資訊一一對上號。
比如，周穆王曾經來到“群玉之山”，這是不是盛産美玉的新疆河田？比如，周穆王登“崑崙之丘”，有學者認為，此即阿爾泰山。又比如，周穆王到了瑤池，會見了西王母，有學者認為，此處即今哈薩克的齋桑泊。西王母是中國神話傳説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也許是某一個母系社會部落首領的神化的形象，也有學者認為，這位女神的原型就是起源於小亞細亞、流行于地中海許多地區的“眾神之母”西比利(Cybele)。關於周穆王見西王母的傳説是《穆天子傳》中最精彩、文字最多、也最具有神話色彩的故事：西王母在瑤池設宴招待穆王，兩人互相酬唱，然後依依惜別。
群玉之山、瑤池瑤臺，是中國文學中常常描寫的仙境，比如李白《清平調》“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又如，離西王母住地不遠有一個地方，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巨鳥解羽”，以至“集羽千里”。這是不是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名著《歷史》中講到的，歐亞大陸內陸地區“有羽毛自天降下”，“大地和天空到處都是這種羽毛”的同一個地方(希羅多德後來自己解釋那是雪)？其後，周穆王又翻山涉水，有人認為其越過了烏拉爾山和伏爾加河，所達到的最西的地方，應該是在波蘭境內。
除《穆天子傳》外，《史記》和《竹書紀年》都有周穆王與北方民族打仗和駕車遠行的事跡。那麼，《穆天子傳》是基於歷史事實的中國第一部小説，還是帶有神話傳説色彩的歷史記載？周穆王真的遠行到了歐洲嗎？他是踏上歐洲的第一個中國人嗎？
-謎案二
漢朝軍隊與羅馬軍團打過仗嗎？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媒體和學者共同推動，反覆地炒作這樣一個所謂歷史真相：説是在甘肅永昌境內有一座羅馬城，是漢朝軍隊俘獲的羅馬戰俘在此建立的，現在這個地方還有許多具有古羅馬體貌特徵的當地居民，就是那些戰俘與當地人通婚的後裔。擊敗過匈奴的大漢雄師，戰勝了威名赫赫的羅馬軍團？這個故事太引人入勝了，引發了一次次炒作，而且調門一次比一次高，最早説是“永昌境內有一座羅馬戰俘城”，後來變成“一支羅馬軍隊在中國境內消失”，最後變成“中國境內駐紮過一支羅馬軍團”。
其實，早在上世紀50年代，是牛津大學歷史學家德效騫教授最早提出來永昌境內有羅馬城這一命題的。
漢朝確實曾在永昌境內設立過一個古城，叫犁鞬(即“黎軒”的異寫)城，這早已被中外學者確認。但是，有根據説它是因為漢朝軍隊跟羅馬軍隊打仗、把戰俘安置在這裡而建立的嗎？
持這種主張的學者，依據的是《漢書》中記載的一個事件。
西元前36年(漢元帝建昭三年)，在中亞地區一支匈奴人的首領郅支單于，向漢朝中央政權挑戰。漢朝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矯詔(假冒漢朝皇帝的命令)與他們在郅支城都賴水(今哈薩克與吉爾吉斯斯坦交界處)打了一場大仗。漢軍在郅支城離城三里處紮營布陣，看到單于城裏有這樣一支軍隊：
“單于城上立五採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陣)，講習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重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
所謂羅馬軍團的傳説就出自這段記載。據稱，這種用圓形盾牌連成魚鱗形狀防禦的陣式(可能是古羅馬軍隊的龜甲戰陣)和修“重木城”的方法，只有古羅馬軍隊採用。因此，他們是一支被匈奴單于雇傭的羅馬軍隊。那麼，這支羅馬軍隊來自何處？德效騫教授推測，他們就是在與安息帝國作戰中失蹤的那支古羅馬軍隊。
西元前53年的卡雷戰役，是西方戰爭史上最著名的戰役之一。古羅馬著名歷史學家普魯塔克在其名著《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生動描寫了這場戰役。
這年，羅馬著名軍事領袖克拉蘇，帶領著幾千羅馬軍團遠征由波斯人建立安息(帕提亞)帝國。他的兒子小克拉蘇與他一同出征。戰役過程中，小克拉蘇率領1800人，想繞到安息軍隊的後面實行突襲，但中了安息軍隊的埋伏。小克拉蘇見局勢無可挽回，讓副手把自己殺死，他的士兵多數被殺死，一些人被俘虜。老克拉蘇背水一戰，最後兵敗身死。書中交代有“一萬人被生俘”。
德效騫教授就是從研究這“一萬人被生俘”的下落著手的。他推論，這些人輾轉地來到了中亞，投靠了在當地稱雄的匈奴人，做了匈奴人的雇傭兵，17年之後，即西元前36年，在郅支城與漢朝軍隊打了這場戰役。戰敗之後，這些人被漢朝軍隊俘虜到中國甘肅境內設立了犁鞬古城安置下來。
這個故事引人入勝，但證據不足。
首先，不管是普魯塔克的描述，還是其他史料，都沒有表明他們到了匈奴處。
其次，《漢書》記載，郅支城戰役的結果是閼氏(單于的夫人)、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人被殺，一百四十五人被生虜，千余人投降。甘延壽和陳湯把這些俘虜“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就是送給了跟著漢朝軍隊作戰的十五個西域國家的國王，沒説這些人被帶到了甘肅或內地任何地方。
那麼，為什麼當地確實存在一些具有與歐洲人相似的體貌特徵的居民呢？這個問題也很好理解：當地正處在中國內地連接西域的交通要道，有歐洲人到中國來太容易了，未必非得認定他們是羅馬軍隊的後裔！
謎案三曾有羅馬商團來到洛陽嗎？
兩大帝國沒有發生軍事接觸，那麼有沒有商業往來呢？
《後漢書西域傳》講道，張騫、班超經營西域，內地與西域聯繫通暢，漢朝政府在當地立屯田、設驛站，使節不斷，商旅雲集。
這就為西域各國使團和商旅進入中國內地提供了客觀條件。那麼，這些商旅中有無來自羅馬帝國的？
西元150年左右，在羅馬統治下的希臘，著名地理學家托勒密在所著《地理志》轉机述他人的記述，有馬其頓商人梅斯提提阿努斯的助手曾經到過賽裏斯。
有趣的是，《後漢書西域傳》和《後漢書和殤帝紀》，都有關於西元100年左右“蒙奇兜勒”使者的記載。
和帝永元九年(西元97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後漢書西域傳》)
永元十二年(西元100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後漢書和殤帝紀》)
“蒙奇兜勒”在哪？是兩國還是一國？與托勒密説的馬其頓使團是不是一回事？學者們認為，“蒙奇”就是“馬其頓”的譯音。但是“兜勒”是什麼地方呢？也許“蒙奇兜勒”就是這個國家的名字，而不是“蒙奇、兜勒二國”？
《後漢書》是南朝范曄所著，其所記載的東漢與西域的關係，主要來自班固、班超、班勇一家兩代的記載。班固是《漢書》的作者，曾隨大將軍竇憲北征匈奴；其弟班超在西域建功立業31年，告老還鄉以後，其子班勇在西域繼續擔任長史。所以，班氏家族對西域的記述應該是準確的。《後漢書》在《西域傳》中只寫“蒙奇兜勒”，但在《和殤帝紀》中卻寫成“蒙奇兜勒二國”，也許作者自以為蒙奇、兜勒是兩個國家吧，以致後人也被誤導。但是，如果把“蒙奇兜勒”連在一起念，那是否就是“馬其頓(人)”？如果是真的，也許這就印證了托勒密的記載。而所謂“遣使貢獻”、“遣使內附”，也許是把商人當成了國家使節，或是“中央帝國”心態的表現吧！
冥冥之中，羅馬與中國的兩部古典名著，記載了同一個歷史事件，讓人感到神奇與不可思議！
謎案四漢與羅馬互派過使節嗎？
漢朝也許把馬其頓商人當做了使節，但也可能確有羅馬商人冒充國家使節。
西元1世紀古羅馬歷史學家佛羅魯斯，是羅馬首位皇帝奧古斯都的狂熱的擁護者，他在頌揚奧古斯都的功德時曾有言：
其餘世界，不屬羅馬帝政所治者，亦皆知羅馬國之光榮強盛，見羅馬人而生敬心……遠如賽裏斯人及居太陽直垂之下之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獻珍珠寶石及象，求與吾人定交好之約。
他是在記載歷史的真實情況，還是只是在誇大其詞地吹捧羅馬皇帝？不得而知。
反過來説，有無羅馬使節來到漢朝呢？這就涉及一個重要的歷史故事。
2007年11月20日，溫家寶總理在訪問新加坡期間，曾引用《沉思錄》一書中的觀點。隨後，《沉思錄》一下子榮登國內暢銷書榜首，而且長期不衰，一時間出現了多個中文譯本。
《沉思錄》作者馬可安東尼，也可稱做馬可奧勒留安東尼諾斯，古羅馬皇帝，西元161-180年在位，羅馬“五賢君”中最後一位。一生戎馬倥傯，在帝國東部邊界與蠻族和安息人作戰。但是他又是一位著名的哲學家皇帝。《沉思錄》的大部分就是在他戎馬生涯的間隙寫成的，成為對世界影響巨大的傳世之作。
但是許多人並不知道，就是這位馬可奧勒留，也是同時代就被中國人知道的唯一的羅馬皇帝。在中國史籍中，他的譯名是“大秦王安敦”。
《後漢書西域傳》載：(東漢)桓帝延熹九年(西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不珍異，疑傳者過焉。
這段話確實很重要，很多人據此認為，羅馬帝國的皇帝確實派了使節來中國，想建立交往。儘管這段話非常簡略，但提供的資訊卻不可忽視。
自西漢武帝平定南越後，從廣東和日南(今越南中部)沿海入南海、經馬六甲海峽至印度東南海岸的航線即已開通，羅馬也有了到印度海岸的航線。這就使羅馬人有可能沿這條航線來到東南亞和中國。《後漢書西南夷傳》記載撣(今緬甸)國王送大秦國幻人給漢朝皇帝，並明確指出“撣國西南通大秦”。《南史夷傳》進一步記載，有不少大秦人來到東南亞。
但是也有疑問。首先，編查西方史書，並無相應記載。如果羅馬皇帝向中國派過使節，與中國一樣具有歷史學傳統的羅馬，也應有歷史記載。
其次，這位使節向漢朝貢獻的象牙、犀角、玳瑁，顯然只是東南亞的特産。《後漢書》就記載大秦國“土多金銀奇寶”，有明月珠、夜光璧、琥珀、琉璃等等，為什麼此人只在東南亞臨時湊了些當地土特産來獻給中國皇帝？
也許，這個人根本不是什麼使臣，只不過是羅馬商人在蒙漢朝皇帝！所以，這段記載也不能證明羅馬皇帝確實派使臣到中國來過。
但是不管怎樣，“大秦王安敦”的大名，卻實實在在地由此人帶到了中國！
100多年後的西晉時期，也有羅馬遣使中國的記載：“……其(大秦國)王遣使貢獻。”
這段記載更為簡略，同樣不能作為兩國互派使臣的證據。
雙方互派使臣，儘管在中國和羅馬史料中都有所表述，但是，我們仍然無法肯定兩國確實建立過官方聯繫。
遺憾一甘英止于西海
沒有建立官方關係，並不表明雙方不想建立，而是機緣不巧，沒有成功。
例如著名的甘英出使大秦受阻的故事。
自漢武帝時期張騫開通西域通道、漢朝軍隊打贏對匈奴的戰爭，漢與西域聯繫一時非常緊密。但到兩漢之交，匈奴再次坐大，欺壓西域各國，威脅東漢西部邊疆安全。東漢王朝不得不派竇固等人再次發動反擊匈奴的戰爭。
這時，就出現了繼西漢張騫之後的另一位邊疆英雄班超。西元73年，班超隨竇固出使西域，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氣概，帶著36個隨從，一舉消滅匈奴使團，震懾依附匈奴的西域各國，重建東漢與西域的聯繫。班超經營西域31年，被漢朝封為定遠侯。
就在他經營西域的過程中，他派出屬下甘英，來到安息西界的西海邊。“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後漢書西域傳》)
西海，是什麼海呢？
我們知道，中東地區在國際政治中號稱“五海之地”，周圍環繞著阿拉伯海(含波斯灣)、紅海、黑海、地中海和裏海。班超在西域派甘英西行，有可能到這五海中的任何一海的岸邊。不管這個“西海”是哪，他只要再邁出一步、兩步，就可能來到羅馬帝國！
那麼，他邁出這一步了嗎？沒有！因為他受到安息人的阻嚇。
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遊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後漢書西域傳》)
安息人為什麼阻嚇甘英？他們説的是實話嗎？五海中的哪一個海，都不至於要三個月才能渡過去。
那麼他們為什麼嚇唬甘英，不讓他渡海到大秦去？原因很簡單：橫亙在漢帝國與羅馬帝國之間的大國安息，要壟斷漢與羅馬之間的絲綢等貨物的貿易，不希望漢與羅馬直接建立聯繫。對這一點，《後漢書》作者就非常了然：
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後漢書西域傳》)
不管怎麼説，甘英功虧一簣，沒有再向前一步，踏上羅馬帝國的國土！
-遺憾二
劉咸于道物故
60年後，又有一位中國官員在前往羅馬的旅途中留下遺憾。這已經是三國孫權時期的事。
孫權黃武五年(西元226年)，有大秦賈人(商人)字秦論，來到交阯(今越南)一帶。當地太守吳邈派人送他去南京見孫權。孫權問其方土風俗，秦論都一一回答。
有人會問，一個羅馬商人，怎麼會有中國人的名字呢？其實外國人到中國來起一個中國人的名字是很普遍的。他姓秦，也許就是以國為姓，這在歷史上也不少見。並且《南史》也説，此人“字秦論”，不是他的本名嘛！
看來秦論在東吳住了一段時間，因為其中還有一個故事：234年，諸葛恪(諸葛亮之侄，在東吳為官)領兵平定居於丹陽的山越人，捕獲到“黝歙短人”(歙，《説文解字》：縮鼻也)，秦論見到説：“大秦很少見到這樣的人。”後來孫權派會稽人劉鹹送秦論回國，結果“鹹于道物故”——劉鹹死在了路上。他不但給家人留下了遺憾，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歷史遺憾！於是秦論“乃徑還本國也”。(事見《南史夷傳》)
不管是甘英止于西海，還是劉鹹物故于道，中國向羅馬派遣使臣的兩次嘗試均告失敗，使兩大帝國的正式交往失之交臂，中國的使臣始終沒有踏上羅馬的國土，給我們留下千年的歷史遺憾！
-演講者：徐波(《世界知識》雜誌主編)
-演講者小傳
徐波，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長期從事國際關係和世界歷史研究及媒體工作，曾任高校教師、電視節目主持人，現為《世界知識》雜誌主編，中印友協理事、中國記協理事，併為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專家委員會成員，主持並主講“偉大的世界文明”系列講座。著有《情感與利劍——民族主義何以重構世界版圖》等。
文章來源: 北京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