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制度何以可能

“制度何以可能”的问题跟“制度如何起源”的问题虽有交集，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制度如何起源”是要回答最初的制度是如何产生的，而“制度何以可能”的问题则是要回答当制度产生后如何得以存在的根据生物学的观点，起源可能仅仅来自于突变或变异，因此，事物的重要性不在于“起源”而在于“可能”。由于N阶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使得从物质利益的视角去回答该问题是不合适的．而只能向人的内心去追问。制度之所以可能，在于社会成员内心具有“可制度性”，并基于神经元经济学的文献为人类内心的可制度性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关键词]制度；制度经济学；可制度性；神经元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

从哲学上来看，科学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自然何以可能(H o w  i s  n a t u r e  p o s s i b l e)?另一个是社会何以可能(H o w i s s o c i e t y p o s s i b l e)?康德(I mm a n u e l K a n t)和齐美尔(G e o r g  S i m m e l)分别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并给予了回答。

对于“自然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的基本思路是：一般的动物和自然界是融为一体的，不可能有自然的概念，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则不同，人具有理性，这可以使人从自然界超脱出来，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思考的对象，这样，就有了主客两分或物我两分，就有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思考，就会产生科学研究，从而“理性为自然立法”。因为在康德看来，自然无非是关于自然的观念，这样，自然科学就成为可能。齐美尔提出了“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并给予了回答。他认为，人不是割裂的个体而是社会人，从而不能脱离他所在的那个社会、超脱到社会之外为社会建立秩序，“社会统一体不需要有观察者，因为社会可以通过每个人的心灵实现其结合”。因此，不能用康德回答“自然何以可能”这样一个自然科学问题的方法来回答“社会何以可能”这样的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而是“要用在各种要素本身里先验存在的条件来回答，通过这些条件，各种要素现实地结合为‘社会’综合体”。可见，在齐美尔看来，人本身先验存在的条件——人的心灵使得社会得以可能。

比照上述两个基本问题，我们提出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制度何以可能?这个问题跟“制度如何起源”的问题虽有交集，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制度如何起源”是要回答最初的制度是如何产生的，而“制度何以可能”则是要回答当制度产生后如何得以存在的。根据生物学的观点，起源可能仅仅来自于突变或变异，因此，重要性不在于“起源”而在于“可能”。即使制度能够由于某个原因被产生出来，但是如果它不具有适应性，自然选择的压力也会使其灭绝，从而不能够在社会中维持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制度何以可能”的问题或许比“制度如何起源”的问题更加基本和重要。

二、制度何以可能?

齐美尔对“社会何以可能”问题的回答属于哲学层面，而具体到其他不同的社会学科，则可能有来自不同视角的答案。众所周知，经济学经常倾向于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解释世界，因此，在“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上也不例外。比如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类社会得以运转，是由于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个人私利引向社会公益，“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并非源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博弈理论则认为，重复博弈和声誉机制可以使追求自利的个体约束自己的“短视”行为，这样就可以破除“囚徒困境”的魔咒从而维持社会的运转和可能。但是，来自物质利益视角的回答其实并不完美。重复交往虽然可以支持二元关系之间的合作，但如果交往个体的数目超过一定规模，这种机制便不能维持；而声誉机制只有在群体规模非常小并且迁移很少发生时才会导致群体合作秩序的维持。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回答同样存在缺陷，以将其演绎到极致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例，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够使得具有外生自利偏好的个体保持合作，在于它具有两个隐含的假设：一是契约是完备的；二是合约可由第三方无成本实施。这样，纯粹自利偏好的个体才能保持合作，社会秩序才能正常运转。但遗憾的是，这两个隐性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契约是不可能完备的，也不存在无成本实施合同的第三方。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社会运转的现实。可见，来自物质利益视角的答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齐美尔认为，“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必须要用在各种要素本身先验存在的条件来回答，要向人的内心去追问。其实，斯密已经认识到了这点，所以他在晚年才六修《道德情操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对“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不再基于物质利益的视角，而是认为社会构建在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共感的天赋能力之上，即人类社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有一种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能力。但可惜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只建立在斯密《国富论》的基础之上，而丢掉了他的《道德情操论》。

制度同样如此。可以把制度看作是存在于社会中的调节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网格”(即规则)，人们只可以在“网格”内行事，却不能逾越“网格”。按照齐美尔的思路，同社会一样，制度也不是只需要观察者，而是需要心灵的默契，通过心灵得以建立，因此，制度也是可能的。那么制度何以可能呢?同样，从物质利益的视角去解释也是不合适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制度要么是自我实施，要么是第三方实施。比如约拉姆·巴泽尔把交易的执行方式分为三类：道德自律、交易各方相互制约、跟交易无关的“第三方”制约。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分类方法其实是不合适的，从最根本的层面上来讲，仅仅依靠第三方是不能实施制度的，制度必须内化才能得以实施，因为“N阶搭便车”现象会最终瓦解制度。可以从学理上证明这一点：人们对于制度既可以采取“遵守”的策略，也可以采取“背叛”的策略。如果一个人不愿意遵守制度，那么，一般来说他应该可以从制度遵守者身上获益，这就是“一阶搭便车”现象。毋容置疑，如果没有其他机制，“一阶搭便车”现象会瓦解这项制度。但对背叛者的惩罚可以解决“一阶搭便车”问题，可是由于惩罚需要惩罚者自己承担成本，从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演化之谜：为什么人们要自己承担惩罚成本，但却给其他非亲属成员带来利益呢?这样，纯粹的制度遵守者相对于惩罚者来说就是一个“二阶搭便车者(s e c o n d—o r d e r f r e e r i d e r s)”。对不惩罚背叛制度者的人进行惩罚可以解决“二阶搭便车”的问题，但会带来更高阶的“三阶搭便车”问题，依次类推，还会存在四阶、五阶乃至无穷阶的搭便车问题。当面对无穷阶搭便车问题时，再也不能依靠物质利益来约束搭便车者了，因为此时不会再有更高阶的惩罚，这时候只能依靠内心道德的约束，只有这样，制度才可以维和运转。

因此，“制度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只能用“各种要素本身里先验存在的条件”来回答，需要向人的内心去追问。这也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思路。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只能是那些“作为绝对完善的、永恒地因其自身之故而决不因他物之故被欲求的东西”，终极目的不能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而其他目的不过是达至终极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因此，需要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的这些具体利益关系一层一层地抽象掉，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纯粹的概念形式，与这个概念形式相联系的只能是情感，具备这种情感的生物以及他们的社会交往就构成了社会。如果在抽象掉所有具体的利益关系后，不能剩下一个纯粹的概念形式，那么，这个事物就不可以存在。

我们认为，制度之所以可能，在于社会成员内心有制度、有道德约束，可以把社会成员内心具有的这种性质称之为“可制度性”。如果人类没有这种可制度性，那么，制度将不复存在。可制度性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外部世界的制度特征必须与人的心智结构特征全等，这意味着外部世界和人类内部小宇宙“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否则制度不可能在大规模的社会中成立。原因在于上面提及的“N阶搭便车者”的存在。运用逆推法，可知当N趋向于无穷时，再也不能依靠物质利益来约束搭便车者去遵守和维系制度，搭便车者会破坏这一层级内的合作；再推到前一阶，当成员预期到上一层级内的合作秩序不能维持时，他们也不会愿意自己承担成本去维持这一层级内的合作秩序，如此类推，最终整个制度体系都会崩溃，无论N的链条延长到何种程度都不管用。可见，如果没有内心的约束，制度不会可能。二是一旦制度形成，它可以内化于心。当制度内化时，意味着即使遵守制度的直接物质利益为负，他也不愿意违背该制度，否则心理上会遭受痛苦。与纯粹的外部性约束力比如物质性的奖励和惩罚不同，制度的内化主要是通过内部约束力起作用，比如羞愧、内疚和丢失自尊等。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制度内化的现象无疑非常普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会内化。G i n t i s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制度的内化现象，是因为制度的内化可以作为一种改变个体目标函数的非基因机制，使得快速的文化适应不偏离最大化适应性方向，从而可以提高内化者的适应性。

三、人类内心的可制度性：来自神经元经济学的证据

神经与认知科学为人类内心的可制度性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合作行为本身就具有奖励作用，人们可以从合作行为中获得更大的效用，这使得人们会遵守制度；二是人们可以从惩罚背叛者的行为中直接获得效用的满足，这使得人们在不能预期到未来收益的情况下，也情愿付出成本去惩罚制度的背叛者；三是人具有关心他人的神经系统，这是人类各种亲社会行为的来源；四是镜像神经元使人类具有了同情共感的能力，从而可以感受别人的感受，才可以将制度内化于心。

1．奖励合作行为的心智结构。神经经济学的证据表明，人们更偏爱相互合作而不是背叛。R i l l i n ge t a 1．发现，被试在与人类对手相互合作时可以比他与电脑对手合作时获得更高程度的纹状体激活，这说明前者情形使他获得了更高的激励，但由于在这两种情形下其货币收益是相同的，因此，表明被试从合作行为中获得了超越纯货币收益的额外收益。R i l l i n g e t a 1．基于一次序贯社会困境博弈再一次显示了与人类对手的合作要比与计算机对手可以产生更高的纹状体激活，此外还发现，与人类对手合作也产生了一个比在个体决策任务中获得同样金额的货币更高的激活。一个更深的研究显示，在S D博弈中，仅仅看到以前合作的个体的脸就可以激活激励相关脑区，这揭示了相互合作行为的特殊效用品质。这个结果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与合作的人们的相互交往中获得更大的效用，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这些互动中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钱，而是因为这些互动本身就具有奖励作用。

2．奖励惩罚行为的心智结构。人们从惩罚背叛行为本身中也可以获得效用的满足。D e Q u e r v a i n e ta 1．将二人序贯社会困境博弈与正电子发射成像技术结合起来对此提供了充分的神经学证据。在该博弈中，被试A在观察到B是否对他的信任予以回报后被赋予可以用2 0个惩罚点来惩罚B的机会。在被试A接收到B的决策信息后，当他决定是否惩罚B时使用P E T浏览他的大脑。由于大脑的背侧纹状体包括尾核与壳核的神经回路是人类及灵长类动物的一个与激励相关的关键部位，因此，如果当惩罚背叛行为发生时能观察到这一脑区的激活，那么可以证实人们能从惩罚行为本身中获得收益，实验结果表明了这点。在被试A将自己的货币全部交给B后而B选择什么也不给A的情况下，大多数A都会对B实施惩罚，并伴随着纹状体的激活，从而揭示了人们宁愿舍弃私利也要惩罚背叛者的动力所在，即惩罚者可以从惩罚行为本身中体会到欲望满足。

3．关爱他人的心智结构。大脑神经系统的一些研究显示，人类生来就具备关心他人的神经系统——迷走神经。在人进行某些同情活动时，迷走神经就会处于兴奋状态，这会让人作出牺牲。迷走神经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产生怜悯之情：首先，迷走神经可以调动参与关爱行为的各个肌肉群，包括面部肌肉组织和发音器官。其次，迷走神经是控制人类心率的首要制动装置。如果迷走神经没有被激活，人的心脏平均要跳动1 1 5次，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7 2次。迷走神经可以降低心率，让人心平气和，增加了与他人近距离温柔接触的可能性。再次，当迷走神经启动时，会引发后叶催产素的释放，而催产素是引致亲社会行为的一种激素，它会在大脑和全身各处发出了温暖、信任、热爱的信号，刺激出现了亲切友好的说话腔调以及更为平静的心血管生理现象，这些信号最终还会传达到别人身上。可见，迷走神经导致了各种亲社会行为。值得一提的是，迷走神经是哺乳动物所特有的神经，或许正是它支撑了哺乳动物特殊的照管后代行为。

4．同情共感的心智结构。神经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发现，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类生物的大脑中央运动前皮层中，有一个被称为F 5的特殊区域，这个区域的功能与大部分神经元不同，大部分神经元的活跃程度是与特定的动作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神经元的活动并不与任何简单的、构成一个完整动作的“元动作”相关联，而是与一个完整的动作相关联。神经与认知科学的相关证据表明，内在心理状态——比如情绪——会存在镜像，当被试观察到情绪时会激活相关的“镜像神经元”。这意味着我们亲身感受一种情绪时所激活的脑部区域，和我们观察到别人正在感受同一种情绪时所激活的脑部区域确实存在着一个重叠部分。可见，同情具有大脑活动的基础，“同情”只不过是做某件事和观察到同一件事时基于“镜像神经元”实现的“神经网络共享”。在人类具有了同情共感的能力后，才可以将制度内化于心。

四、总结

“制度何以可能”的问题跟“制度如何起源”的问题虽有交集，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认为，由于“N阶搭便车”问题的存在，使得从物质利益的视角去回答“制度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不合适的，而是只能用“各种要素本身里先验存在的条件”来回答，即需要向人的内心去追问。制度之所以可能，在于社会成员内心有制度、有道德约束，即社会成员内心具有“可制度性”，我们还从神经元经济学方面提供了关于人类“可制度性”的各种证据。可以推测，由于“N阶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早期的人类制度只能存在于具有亲缘关系的狭小社会结构中，比如家庭或家族内部。然后，随着“可制度性”在家庭内部的慢慢培养以及社会交往的扩大，人类才能逐渐将制度从家庭内部复制、扩展到整个社会。虽然这个过程极其复杂和漫长，但可以肯定，这个过程一定是人的内心与环境和社会共生演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