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来，高考的红利一直在不断下降。
1977年恢复高考，570万人参加，录取27万人，考上的概率为5%。那一届考生不用考英语，也没有乱七八糟的培训班，拼的是勤奋和天赋，可以说非常公平；而且一旦考上了，100%包分配，毕业后人人都是公职人员。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社会停滞了十多年，各行各业都留下了大面积空白，前几届毕业生一出来，很容易就能成为行业领头羊。
那一届高考戏剧性也非常大，很多人原来打算一辈子在公社种地的，没想到通过高考变成了大学教授，人生直接开了挂。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历史不一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是一定会记得 1977 年的高考。”
时间来到1997年，这一年高考录取总人数首次突破100万，录取率36%。
对这一届考生而言，英语已经成为了三大主科之一，城市与农村的教育资源差距开始拉大——虽然用的是一样的考卷，但命运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
更为倒霉的是：1996年已经官宣取消了大学毕业分配制度，这意味着97届毕业后需要自己找工作。
好在97届赶上了中国私营经济的腾飞期，稍稍注意下就会发现，中国商业、科技乃至娱乐界的很多领军人物，都是在2000年前后开始原地起飞的。
那几届大学生虽然不再有铁饭碗可端，但毕业后机遇非常多，随便选一个新兴领域扎根七八年，就是妥妥的行业大牛，起码也能过上不错的中产生活。
恢复高考的前二十几年，“高考改变命运”成为共识，乡亲邻里家中早年有考上大学的孩子，各个都飞黄腾达，掀起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就算农村不识字的老奶奶，都会把读书上大学看得比天还大。
在中国这种超级勤劳的人口大国，一旦一件事情形成了共识，也就意味着疯狂的内卷。
从疯狂英语到天价补课，再到全职陪读……高考变成了卷王之王，天赋和勤奋之外，还得卷上家庭财力、成长环境甚至是父母的时间。
进入新千年之后，我们发现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名校里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少。教育和房地产一样成为了一种昂贵的资产，让普通老百姓越来越难以参与中高端竞争。
高考本来是一项非常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但伴随着“万物皆生意”的市场化进程，很多不公平的霉菌开始滋生。
把英语加入主科，这是第一项不公平。因为英语这种语言学科天然就带阶级，农村孩子天然就比城市孩子差，这是成长环境决定的。
高考自主命题，这是第二项不公平。因为北京上海这类城市名校云集，本地孩子轻松就能进985，而同样的水平在名校匮乏的省份只能读个普本。
允许学区房的存在，这是第三项不公平。这意味小初高名校资源直接和家庭财力挂钩，这让那些家境平平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纵然有这么多不公平，但是高考依然是普通人打破阶层禁锢的最好方式。人们都说，高考是这个万物不平等的世界里那个“最不坏的制度”。
我们认可高考，是因为高考仍在创造奇迹、普通人逆天改命的奇迹。
然而在今天，这最后的奇迹之光也在加速黯淡。
疫情和贸易战开启了全新的发展周期。经济肉眼可见的不景气，增量财富极少，这意味着可供分配的蛋糕越来越少，曾经大学生唾手可得的金饭碗和中高层管理岗，早已被无形之手紧紧锁住；能争取的所谓“机遇”，往往也是坑多利少。
持续二十多年城乡分化的加剧以及房地产的野蛮生长，已经在人群中构筑了不可跨越的鸿沟。当一个家境不好的名校毕业生奋斗十几年也无法在一个大城市安家，当农村孩子艰苦奋斗的终点还比不上随便一个拆迁户的人生起点，你很难让他们不去怀疑人生。
这一代大学生面临的问题是：就算挤过了独木桥，最终还是得拼爹。
说得更严重些，拼爹甚至比挤高考这座独木桥还要重要。毕竟前者决定你生活在什么阶层，后者只决定你有多大能力守住这个阶层。
在可预见的将来，高考依然无比重要，但高考的作用已经不是向上实现人生跨越，而是防止自己向下堕落。
有句话说得好，这个时代与其“激娃”，还不如多激一激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不能给孩子创造不错的条件，他就算成绩再好，也终会面临“守无可守”的窘境。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理性人”其实有另外一种更合理的选择。
那就是尽量让孩子活得快乐些。一个幸福的童年就像人生的核动力电池，它固然不能带来烟花般灿烂，但至少可以保障孩子在遇到挫折时、能很快满血复活。
至于“高考改变命运”，这个概率必然会越来越低。所以，我们如果继续像长辈一样、以摧毁孩子的童年为代价、去博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这挺傻。
最后，祝孩子们金榜题名！
就算落榜也没啥大不了的，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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