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着广袤地域的蒙古帝国，囊括了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中心。一个是中亚古伊朗文明的伊斯兰文化中心，一个是中原黄河流域的汉文化中心。
幅员辽阔的帝国疆域
蒙古人的三次西征，将沟通东西方商道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同时，伊斯兰文明乃至基督教文明与汉文明之间，开始有了比较密切的交流。
在元朝，可以看到很多“异样”的面孔
蒙古人西征，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可以从交通、商贸、科技、宗教等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13世纪的蒙古人，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先后开辟了以都城哈拉和林为起点，通往中原的“帖里干（蒙古语'车’的意思）站道”和“木怜（蒙古语'马’的意思）站道”。
窝阔台即位后，正式建立了驿站制度。在拓宽“帖里干站道”和“木怜站道”的同时，还开辟了“纳怜（蒙古语'细’的意思）站道”。从都城哈拉和林到中原与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的交通线，以初具规模。
忽必烈建元后，“帖里干站道”和“木怜站道”作为“兀鲁思佳姆（即国道）”，成为了元大都通往岭北行省的主要交通干道。
元朝市集，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人
13世纪上半叶，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干道是这样的：
由中原北上，经漠北哈拉和林，再趋金山（即阿尔泰山），折而南下至别失八里（即乌鲁木齐东北），然后沿阴山（今天山）北麓抵阿力麻里（今霍城）。由此经塔剌思（即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塔拉兹），向西北可达欧洲，向西南则入波斯。
察合台西征时，在天山附近“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使“千岩万壑攒深溪，溪边乱石当道卧，古今不许通轮蹄”的人畜难行的隘口，变得“车马喧阗”。过往“千里横东西，猿猱鸿鹄不敢过”的天山之道，变得“四十八桥横雁行，胜游奇观真非常”。
天山山脉
蒙古帝国的建立，直接促成了欧洲人与亚洲大陆的往来。在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以及汗八里（北京）、上都等地，都一跃成为了中世纪国际大都市。
这里集聚了来自各国的传教士、使节、工匠、工程师、天文学家、数学家、商人和行政官员，他们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力亚（叙利亚）、摩洛哥、高丽、印度、波兰、匈牙利、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
著名的法国传教士卢布鲁克、罗马使节鄂多立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等人，都是沿着蒙古人开辟的驿道，到达了遥远的蒙古草原腹地，并受到了蒙古各级官员的护送和接待。
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
客观地说，蒙古人的三次西征，肯定是非正义的。三次战争给当时的中亚、西亚、东欧地区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难，社会秩序更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旭烈兀的军队围攻巴格达
不过，倘若从历史进步的视角来看，西征对当时这些地区的政治实体，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
自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1237年、1253年拔都和旭烈兀分别两次西征，直到忽必烈1271年在北京建立元朝，中国抵欧洲的交通，变得畅行无阻。
就像德国史学家加文·汉布里所说的：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谁要是阻碍蒙古人和他的属民进行经商和贸易，谁就是他们的敌人和障碍，坚决给予剔除。
孟德斯鸠（1689-1755）
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蒙古人的生活中离不开对外贸易。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建造了具有军事与经济双重属性的通讯运输网。
蒙古军队每到一处，立刻修建驿站，解决人和马的饮食和草料，并顺驿站线路打井、安排牧户，这便是闻名于世的蒙古驿站通讯联络系统的雏形。史料记载，因为有了随时换骑的马匹和畅通的道路，顺驿站一天能跑400公里。
蒙古骑兵与欧洲十字军交战
在建立驿站制度的同时，蒙古统治者十分注重保护商道和商人。凡是到蒙古各汗国经商的商人，都会受到保护。波斯历史学家施特拉，对蒙古帝国时期的商贸作了详细记载：
巨大的商业贸易利润，促使西域商人往来于帝国各地，刺激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来自西域、欧洲的商贾云集大都（北京），他们“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
元朝的经济贸易，已经非常发达了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商贸往来，也同样变得日益频繁。
为了发展帝国的经济与贸易，蒙古统治者们起用大量的色目（阿拉伯与波斯）商人为朝廷效力，用他们的经商理财的才能，治理国家财政。譬如“为人多智巧言，常常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的穆斯林丞相阿合马。
老版《马可波罗》中的宰相阿合马，就是如假包换的穆斯林
忽必烈评价他，“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
伴随着东西方交通线的打通：
总的来说，蒙古帝国更为包容和开放的政策，打破了自汉唐以来欧亚各国封闭壁垒，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都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穆斯林商队
1）西方数学东传
元朝王士点、商企翁在《秘书监志》中，记载了元上都回回天台中所藏“的回回数学典籍”：
穆斯林学者
回回数学传入我国，对中国传统数学发生了很大影响。
2）造船术和航海术
元朝的造船技术很发达，可谓举世闻名。元朝的海船以载重量大，结构坚固，抗风力强，设备齐全，防备严密而著称。来往东方中国的使臣、商人、旅行家们，都愿意乘坐元朝的中国船。
据1975年在韩国木浦附近海底发现的元代海船显示，（船上）有一枝四尖叉的锚，长7.5英尺，重700磅，船长约95英尺，宽25英尺；全船分为12间船舱，载重达四五百吨。
海上丝绸之路
另外，元朝的航海天文、航海气象和指南针的运用都超过了前代。尤其是指南针的应用更加广泛，如“行丁未针”、“行坤申针”、“子午针”等。
在指南针用于航海之前，海上航行只能依据日月星辰来定位。一旦遇到阴晦天气，很容易束手无策。利用指南针来领航，不论阴雨天还是风沙天，航向都可准确辨认。
因此，像汪大渊等航海家，才能顺利远航至亚洲各地和非洲东海岸。
3）天文学
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十分重视引进、吸纳被征服民族的天文学成就。回回天文学的诸多知识与成果，正是随着蒙古对伊斯兰地区的征服而传入到了中国。
扎马鲁丁
在扎马鲁丁主持下，不仅制造了七件“西域仪象”，还根据伊斯兰历法编成了万年历。《元史·历志》记载：“至元四年，西域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
直到至元十八年（1281）郭守敬授时历完成，万年历才终止使用。万年历虽然前后通用了仅十四五年，其影响和意义很大，它为编制新历提供了时间和借鉴。
举世闻名的马拉盖天文台遗址
1271 年（至元八年），元朝正式设回回司天台，后改台为监，秩从四品，掌观象衍历。
天文仪器的制造和天文机构的设置，为“掌观象衍历”的回回司天监，提供了基本的观测条件。这些天文仪器一直沿用到明代，对元明两代天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当时，凡是较大的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教”。如一些阿拉伯国家，采取了强制措施，让国内民众信仰伊斯兰教。
成吉思汗与他的子孙们与他们完全不同：
他们不仅接受信仰其他宗教的教徒，还保障他们宗教信仰的自由，普遍支持和鼓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教士、学者们传教和传播知识，还取消了宗教界的税收和兵役。
即便是“战争狂魔”旭烈兀，也并未让穆斯林们改信其他宗教
因此，在帝国境内，各种宗教杂陈并列。儒、道、释与萨满教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并驾齐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说来自罗马教廷的使者们，对帝国“多教并存”的 景象惊奇不已、困惑不解。
蒙古统治者们不仅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甚密，与基督教世界的关系也不错。
1307年，罗马教皇任命身在元朝的天主教士孟德·高维诺为大都大主教及全东方总主教，并派遣安德鲁、佩里格林等七人为副主教出使元朝，并于1313年左右抵达元大都。
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是最早与蒙古统治者们有过深度接触的欧洲人
这些传播文化的宗教大师，对蒙古统治者们的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禅宗临济宗的高僧海云，是蒙古帝国的最高僧官。他历事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四朝，其弟子刘秉忠更成为忽必烈的重要谋臣。
1235年，蒙古检括中原人户，“欲印识人臂”。海云立即敬言劝阻，使忽必烈停止这种将人作马牛的野蛮做法。
对于蒙古帝国，《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评价道：
不过，蒙古帝国缺乏足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底蕴，用来凝固其丰厚的开拓成果。尽管他们赢得了空间，却还是输给了时间。
所有伟大的帝国，终将被付之一炬
任何强大的国家，无论曾经怎样的绚烂辉煌，终将被苍凉的岁月席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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