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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概述:明朝灭亡,到底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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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2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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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正月初八,李自成率领50万大顺军,浩浩荡荡地从西安出发,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沿途顽抗的明军。

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进北京城。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宣告灭亡。

崇祯自尽,明朝灭亡

同年四月初八,在摄政王多尔衮的主持下,6岁的顺治帝在盛京(沈阳)城中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开启了入关南下的征程。“代统大军,往定中原”的多尔衮,在山海关与吴三桂联合,击溃大顺军。

狼狈的李自成,不得不被迫撤离北京,率军返回大本营西安。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离开山海关西进。各地一路迎降,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效抵抗。9天后的五月初二,清军便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北京。

“睿亲王”多尔衮

五月初三,驻守江南的明朝官员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

弘光帝朱由崧(1607—1646)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彼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既没有出现三国鼎立,也没有发生南北对峙的政局。清军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大顺和弘光两个政权——李自成牺牲于湖北九宫山,弘光帝朱由裕则在南京成了清军的俘虏。

《明史》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万历初期,由于张居正的改革,曾出现过一段短暂的中兴局面,“边陲宁谧,宇内晏然”。不过,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病逝后,独揽大权的万历皇帝开始放飞自我。

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0)

万历皇帝不上朝、不举经筵、不参加祭祀、不批答奏疏、不任免官员,张居正苦心经营的成果,被他挥霍一空。从万历二十四(1596)年起,他就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全国各地,以征税和开矿为名,搜刮民脂民膏。

万历元年,辽东总兵李成梁,曾在鸭绿江下游主持修筑了宽甸六堡,“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 一堡经管一段辽东长城,迫近女真根据地,有效扼守了女真拓展的出口。

李成梁(1526—1615)

万历二十四年,打着“钦使”的招牌“受命开矿”、“征税辽东”的宦官高淮,“搜刮士民,取金至数十万”,使得“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辽东武备受到极大的削弱。明廷的“蜜汁操作”,给了努尔哈赤崛起的良机。

等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李成梁再任辽东总兵时,不得不放弃宽甸六堡,尽迁当地六万多户军民于内陆。努尔哈赤没费一兵一卒,“坐得青胶地数百里,益富强,轻中国。”

努尔哈赤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称帝,国号为金(史称后金)。三年后,八旗军在萨尔浒战役中完胜明军,明军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到了天启元年(1621),八旗军先后占领沈阳和沈阳,控制住了辽河以东的广袤地区。

拓展阅读:残阳如血,举全国之力的大明精锐为何溃败于萨尔浒?

明军的战斗力,根本无法与八旗军抗衡

为了消灭努尔哈赤,明廷“骤增辽饷三百万”。不过,所有的军费开支,都落在了普通百姓身上。到崇祯时,居然“加派辽饷至九百万”。

政局内忧外患,天灾也“如期而至”。历史记载,“天启辛酉,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按道理说,明朝的最优策略是先“安内”再“攘外”。

不过,明廷根本不顾百姓死活,催租逼粮如故。再加上各路官员借征税为名,中饱私囊。最终,中原大地烽烟四起,遍地起义。

对于努尔哈赤的崛起,明朝上下慌了手脚

讽刺的是,辽饷越征越多,可女真势力却越来越强。到了皇太极称帝时,清朝的统治范围,已经发展到了北至外兴安岭,东抵鄂霍次克海和库叶岛广袤地区。

天启七年(1627年),朱由检即皇帝位,改元崇祯。在即位之初,便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平反冤狱。《明史》评价崇祯是“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以致身死国亡。

朱由检(1611—1644)

不过,与其说他“乏救亡之术”,倒不如说他“无爱民之心”。实质上,他是一个反复无常、刚愎自用,心理不太健康的皇帝。他在位17年,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不肯也不敢为其效命。

面对农民起义,他不仅拒绝了部分大臣花钱买米散给饥民的建议,还为了筹集镇压起义军的兵饷,裁汰了陕西三边的驿卒。驿卒李自成被裁,“走入高迎样队中,后遂以亡明。”

李自成

崇祯八年(1635),起义军攻下了中都凤阳(朱元璋老家),焚毁了明朝祖陵,崇祯迫不得已“下诏罪己”。

户部尚书倪元璐上疏说:“陛下下罪己诏,非徒空言!今民最苦,莫若催科,未敢冀停加派,惟请自崇祯七年以前一应通负,悉可改从折色。此于下诚益,于上无损。民之脱此,犹去水火。”

倪元璐(1594—1644)

不过,头铁的崇祯帝对“于上无损”的恤民之举丝毫“不感冒”,继续加派军饷。

  • 崇祯十年(1637),他批准了兵部尚书杨嗣昌增加辽饷280万两的提议;
  • 一年后,“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

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采纳谋士李岩的主张,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很快得到了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坦诚地说,明朝的统治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明军的作战装备,也是一言难尽

甲申(1644)年初,关于三饷加派的问题,崇祯与大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给事中光时亨追论练饷之害,大学士蒋德璟拟旨:“向来聚敛小人倡为练饷,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

主张加派军饷的崇祯,听到“聚敛小人”一词后大为光火,他先是质问“蒋德璟聚敛小人谁也?”又给自己找台阶,“朕非聚敛,但欲练兵耳。”

大学士蒋德璟也毫不含糊:“陛下岂肯聚敛。然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余万,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臣部实难辞责。且所练兵马安在?….一经抽练,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饷七百余万,为民累耳。”

尽管崇祯“旋罢练饷”,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位”。不过,蒋德璟对明朝可谓忠心耿耿,南明隆武帝时候,他“痛哭不食吞金殉国”,可谓忠烈。

蒋德璟(1593-1646)

甲申(1644)年二月,崇祯帝为解决军费不足问题,下令百官捐银助饷。首辅大学士陈演“声称无钱”,仅魏藻德带头捐银百两,周皇后的父亲周奎拿出一万两。走投无路的崇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诸官、勋戚和太监身上,只凑了20万两。

李自成的大顺军,在攻占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些官员身上“追赃”。讽刺的是

  • 大学士陈演献出银四万,金三千;
  • 在太监王之心家中搜出15万两;
  • 在外戚周奎家中搜出52万两。

影视作品中的周奎形象

当然,跟皇家相比,这些大臣们的资产可谓“九牛一毛”。大顺军进入皇宫,“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

此时的明朝,正如大顺军发表的檄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 公侯皆食肉纹,而倚为腹心;
  • 宦官悉策糠犬永,而借其耳目;
  • 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
  • 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可以说,明朝早已人心丧尽,其灭亡是必然的。

农民军进北京,一路可谓势如破竹

不过,进入北京的大顺军,并没有抓紧有利的政治局面,建立和完善国家各项制度,巩固政权,很快就全面腐化了。

李自成刚进城,未等登基就搬入皇宫,过起了帝王生活。其他的起义军将领,个个将明朝权贵的府邸据为己有,还“杀其主,有其妻妾”,像这些房子的前主人一样享受起来。

大顺军的军官们,每日在皇宫里大摆宴席,寻欢作乐,不理正事。他们还将皇宫的宫女们,当作战利品进行瓜分。“自成与刘宗敏、李过诸贼分宫殡,有姿首者各三十人,牛金星、宋企效诸贼各数人。”

李自成之墓

谋士李岩对李自成不等登基就住进皇宫,不分青红皂白地追赃,大顺士兵占据城中民宅骚扰百姓等事,提出了全面的反对意见,告诫李自成“自爱其身”,否则“恐失民望”,但李自成未予理睬。此时的大顺军,已经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一直与明廷针锋相对的清朝,对李自成的大顺军是非常重视的。甲申年初,就曾专门派人送信给李自成,希望与大顺军“ 联合作战,并取中原”。

当李自成攻占北京的消息传到关外后:

  • 汉官范文程建议多尔衮入关,与大顺军争夺天下;
  • 但很多满族王公,一直对“入关”持保留态度。

实际上,能否占领北京,范文程也没有多大把握。

八旗骑兵

不过,驻扎在北京的大顺军的所作所为,很快就传到了范文程的耳朵里。本来犹豫的他一下子变得“信心满满”,他提议道:

(李自成)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

在范文程看来,“士忿”、“ 民恨”,为清军人主中原创造了客观条件。

范文程(1597—1666)

范文程的建议,让多尔衮下定了定鼎中原、统一天下的决心。他以奉命大将军和睿亲王的名义,发布言简义赅的布告:

“此次用兵,非同以往抢掠妇幼,搜括民财,乃为救民灭贼,底定天下而来,尔不必逃离各乡。农夫仍可耕田,商人仍可行商,切勿畏惧。凡归降者,其财物秋毫不犯。”

这些文告先于清军行动之前,被广泛散发和张贴,效果非常显著。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离山海关西进,到五月二日便兵不血刃的占领了北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抵抗。

实际上,北方的汉族人民,对过往清军人关大肆掳掠的野蛮形象记忆犹新。因此,当弘光政权一成立,原来明朝的官员和普通百姓,就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弘光朝廷身上。

  • 河南府推官陈潜夫,联合副将刘洪起起兵,“擒南阳、开封诸伪官,潜夫露布传送南都,朝中大喜,摧监军御史巡按河南。”
  • 公淮安巡抚路振飞等官员,与徐州城中指挥王文明勾结,擒获大顺淮徐防御使武慷,“槛车传至南京,遂复徐州。”
  • 山东,河南等地的地主武装“ 结寨自固,大者数万,小亦千人,莫不引领以待官军。”

清军入关之初的“三国局势”

看到数目庞大的官民南下投靠弘光朝廷,多尔衮大为不解:“近见各官纷纷南下,有隐忍于流贼之时,反长往于清明之日,予所不解。”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对立足未稳的清朝缺乏信心。

与之相对比的是,在南京弘光政权的朝廷之上,出现了“北京降贼诸臣皆南归,蒙面求用”的场面。

可惜,弘光政权并没有趁此大好形势,出师北伐,反而把收复失地的希望寄托在和谈上面,这让聪明的多尔衮看清了其外强中干的本质。于是,多尔衮堂而皇之地致书史可法,要弘光政权“削号称藩”,缴械投降。

史可法纪念馆照片

弘光帝朱由崧即位前,就以“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而臭名昭著。他受命于危急之中,对于中兴大业的惟一举措,是在六月初将他发布的监国和即位诏书,颁布给山东、河北军民。

不过,他的私生活可谓“异彩纷呈”:

  • 他整日深居宫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赐皆不以节,国用匣乏。”
  • 对国家大事置若罔闻,却急不可待地忙着张罗自己的婚事,催促太监们为他速选宫女,弄得江南百姓有女之家纷纷为女择婿,甚至“不择配而过门。”

大年除夕夜,弘光帝在宫中闷闷不乐,太监韩赞周以为他在为国事忧虑,谁知得到的回答是:“非也,梨园殊少佳音耳。”

明南京故宫复原模型

弘光朝的大权,主要掌握在马士英手里,历史记载,他为人“贪鄙无远略”。他率军队进入南京城后,以刘宗周、黄道周等为代表的正直大臣被迫辞官,史可法等人排挤出朝。与此同时,他起用阉党阮大铖挑起和东林党的内讧,把朝政弄得乱七八糟。

马士英还以军费不足为由,公开卖官,中饱私囊。江南民谣曰:“中书随地有, 都督满街走; 监纪多如羊, 职方贼如狗。”

让这样的文官集团掌控朝野,其最终结局可想而知。

马士英(约1591—1646)

文官集团不靠谱,军队层面也没好到哪儿去。在军事上,弘光朝廷主要依靠的,是驻扎在武昌的总兵左良玉和长江北部的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四总兵的军队。

这些军队,要么是大顺军的手下败将,要么是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别看战斗力不怎么样,军纪那是相当的恶劣。譬如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污淫则辱及幼女”,刘泽清的军队“沿途杀劫,逼攻临清。”

督师史可法考虑到高杰跋扈,便调派黄得功的军队驻守在仪真,“以牵制之”、高杰因此嫉恨黄得功。趁黄得功外出时,派伏兵中途欲杀害黄得功,结果没有成功,双方竟公然在扬州城外大战起来。

“江北四部”概览

弘光元年(1645)四月,驻在南京上游的左良玉为躲避大顺军,便以讨伐马士英为名,率军顺流东下。马士英居然命令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可法兼程入援,以致淮防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呕血而死,其子左梦庚率全军投降清朝。

史可法奉命北返,只能扬州,继续抵抗清军的进攻。四月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城。扬州城破,史可法欲自刎,被众将拦住。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被擒住后,史可法拒绝投降而被杀,扬州城遭遇了灭顶之灾。

扬州史可法纪念馆

清军渡过几乎无人防守的长江后,马士英和弘光帝仓皇出逃,在南京投降的明军超过了2万人。很快,弘光帝被清军俘虏。“帝乘无幔小轝入城,首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箑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帝嘻笑自若,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处尔。”


客观地说,明朝(包括南明)能调动的人力物力最多,带有一定革命性质的大顺军号召力最强。

但是,他们之所以被看似野蛮和落后的清朝迅速击溃,原因无他——迅速的堕落,让自己迅速失去了民心。一句话,清朝之所以能顺利入关,全靠“同行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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