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指挥只剩下八千多人的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至此基本胜利结束。
两天后，彭德怀统一指挥红军第1、第2纵队打垮了追击而来的马鸿宾、马鸿逵所部第35师骑兵团，是为“吴起镇之战”。
这一仗把一直跟在屁股后面的“尾巴”打掉了，中央红军的处境终于暂时稳定下来。
同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进驻西安，调20万东北军到陕北“剿共”。
张学良以为当时疲惫不堪、粮弹皆缺的红军绝非装备精良的东北军的对手，因此意气风发，觉得东北军打红军那不就是锤子打豆腐、滚汤化冰块，轻轻松松！
结果没想到，东北军自从和红军交手开始就接连吃了败仗，损失惨重。
张学良与蒋介石
9月中旬，先期进入陕北的东北军第110师在劳山遭徐海东的红25军伏击，2个团被歼灭，师长何立中毙命。
10月25日，东北军第107师在鄜县榆林桥再次和徐海东交手大败，损失2000多人，团长高福源被俘。
11月下旬的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109师和来救援的106师1个团基本全部被歼，师长牛元峰自杀身亡。
短短2个月多点时间里东北军就损失了差不多2个半师，而且部队被红军消灭后蒋介石非但没有补充，反而取消了部队番号，扣发军饷，死伤的官兵也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抚恤。
这让张学良开始认识到：红军的战斗力相当强悍，蒋介石只是想要借红军之手消灭东北军。
一开始，张学良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毒害很深，他所想的就是先率部消灭红军，然后再打回东北老家去。
但现在眼看“剿共”没有出路，回家遥遥无期，东北军士气低落，将无斗志，兵无战心，张少帅的内心十分苦闷。
当年的东北军
残酷的现实迫使张学良开始考虑东北军的出路问题，1936年1月，他与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进行协商，确定双方停战。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秘密来到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希望中共派人前来会谈。
中共方面派出的会谈代表是周恩来。
周、张延安会谈是卓有成效的，张学良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双方同时约定停止战斗，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到对方军中加强联络。
按照毛主席的打算，红军和东北军停战之后就拥有了一块稳定的基地，完全可以借此机会有所作为。
于是红军在1936年2月底东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这一招本想依托险峻的吕梁山脉发展根据地，同时打通前往华北抗日的通道。
但没想到控制山西的军阀阎锡山拼命反击，加上蒋介石也调动大军进入山西，使得敌军总数达到20多万，红军不能立足，只好又撤回黄河以西。
在陕北的红军战士
到1936年5月东征战役结束时，毛主席他们面临的战略形势是这样的：
阎锡山的3个师和汤恩伯率领的蒋介石嫡系13军反推到黄河渡口，封住了红军再次东进的通道。
蒋介石在榆林、绥德部署2个师，关上了红军往北冲入内蒙古的大门。
西北军邓宝珊部在会宁、静宁、固原一线，东北军的于学忠部在天水、礼县，意图阻止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马鸿逵、马鸿宾所部活动在陕西、宁夏交界处，实际上阻止了红军向西进入宁夏。
在陕西境内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当然蒋介石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和红军停战了。
随后，蒋介石设立了新的晋绥陕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任命陈诚为“剿共”总指挥，调动16个师20多万人，准备开始新的一轮“围剿”。
蒋介石和手下制定“围剿”计划
1936年6月初，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得到张学良派密使送来的两个重要情报：
两个都是坏消息：第一，陈诚指挥的15万国民党军即将对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瓦窑堡实施大举围攻；第二，战斗力强悍的胡宗南所部10万人已经进入陕西境内，很快会参加对红军的围剿。
如果红四方面军能够赶来会师，陕北红军的总数将达到七八万人，在毛主席指挥下足以与国民党军一战。
但此时四方面军还在甘肃、宁夏兜圈子，如果没有他们的兵力支援瓦窑堡是守不住的。在这种严重局面下，6月21日，毛主席下令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转移到保安、吴起镇一带。
这时，红军在陕北仅有的立足之地已经不多了，而且物资供给也十分紧张。
如果红军在陕北站不住脚，摆在毛主席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红军冲到新疆或者蒙古的中苏边界处，背靠苏联的支持建立根据地。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名义上还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支，而共产国际的实际支持者苏联政府也是中国革命的支持者。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会
然而天才的毛主席凭借着手上不多的资源却产生了另一个新的战略构想：那就是联合张学良控制西北五省，再借助苏联的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古往今来，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人比比皆是，但像毛主席这样始终能够把一手烂牌打翻盘的属实不多。
为此，毛主席在1月初就指示与张学良会谈的李克农：“彼（张学良）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
中央红军才2万多人，张学良所部有20万人，东北军需要的军饷、械弹，靠红军是解决不了的，其背后真正的赞助方就是苏联。
毛主席之所以敢做出这一承诺，就是因为苏联在远东的压力越来越大，急需中国形成一股统一的抗击日本的力量，帮助苏联分担其压力。
从193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已发生了重大的不利变化。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德国迅速重新军事化。
希特勒上台
1935年春，德国公开违反《凡尔赛和约》，宣布扩军到30万人。1936年3月又德国撕毁《罗迦诺公约》，出兵占领了莱茵河以东的非军事区，英法等国却视若无睹。
斯大林很快看出来，西欧诸国之所以采取“绥靖”政策，就是想把德国的祸水东引，让希特勒和苏联拼个你死我活，好让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纳粹德国不仅疯狂扩军备战，而且和在远东拼命扩张，丝毫不掩饰其对苏联领土胃口的日本明里暗里勾勾搭搭，使得苏联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
现在斯大林判断纳粹德国是苏联的主要威胁，苏联必须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摆在欧洲，至于亚洲，只要给日本找一个对手，把他们拖住就可以了。
为了给当时对外消息隔绝的中共中央传达苏联希望尽快在远东地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信息，1935年下半年，斯大林委托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化名张浩）经过艰难跋涉回到了瓦窑堡。
通过林育英的传达，毛主席认识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是一致的，双方完全可以达成合作，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资金，中共提供人员，简直完美。
当时共产国际和毛主席他们谈合作的进展已经到了具体实施阶段，即苏联将枪炮和弹药运到新疆或者内蒙古的边境地带，然后红军派人来接收。
为革命立下大功的林育英（张浩）
按照1936年6月的形势，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八万余众，加上张学良麾下的20万东北军，是完全能够控制西北局面，形成一个战略纵深更大的抗日根据地。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很强大，只靠红军和东北军的力量斗不过他们，但是有苏联的支援就没问题了。
因此，在四面为敌的危急处境中毛主席以超人的魄力和勇气考虑了一个应对方案：
第一步，红军联合东北军突然发动反蒋起义，迅速消灭兰州的朱绍良部、青海、宁夏的马家军。按照毛主席的估计，如果双方合力，肃清这几股敌人问题不大；
第二步，以兰州为大本营，建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方面派人担任副手；
第三步，派人与控制新疆，当时还伪装成开明军阀的盛世才联系谈判，开辟通往苏联的稳定道路，如果盛世才不愿意，那就打过去。
至此，红军可以与张学良合作成立一个控制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五省和内蒙古部分地区的联合政府，背靠苏联抗日，这是按照当时局势来看最理想的抗日救国方案。
毛主席和朱老总在陕北保安
但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张学良虽然收到了这一合作建议却举棋不定，始终在中共和蒋介石两边徘徊犹豫。他特别叮嘱中共方面，没有他的同意，万万不可将建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声明外发。
1936年6月1日，控制广西的李宗仁和控制广东的陈济棠突然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并派出大军北上湖南与蒋介石的部队发生冲突，一时间举国震动，史称“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猝不及防，其围剿陕北红军的计划被打乱，不得不临时命陈诚前往长沙主持局面，同时令原定入陕“剿共”的胡宗南所部待命，陕北红军的处境暂时得以改善。
张学良得到“两广事变”的消息之后，认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能发生变化，为了观察各方动向，他在6月下旬离开驻地洛川，先后到西安、兰州、银川观望各方态度。
随后，他又飞到上海，并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而这一切行动中共中央事先都不知情。
在南京，张学良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这让他动摇了。
张学良与蒋介石
那就是斯大林同时也在联络蒋介石，希望他出面主持中国的抗日大局，而苏联将会给予国民政府相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作为国际政治的顶级玩家，精明的斯大林并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借用共产国际的名义向中共发出指示的同时，他又找到了蒋介石。
对斯大林来说，共产主义的大义名分固然重要，但搞政治最终看的还是实力，蒋介石的实力当然要胜过红军。
老谋深算啊！
正是一次次的教训让毛主席领悟了一个最深刻、最管用的道理：永远不要依赖外国的力量，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在南京，张学良试探了蒋介石关于“剿共”、“联俄”和“抗日”的态度。他的说法也很圆滑：毕竟“联俄”和“剿共”是冲突的，所以小弟我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决策十分困惑。
蒋介石的回答是：“非俄不可联，但须我们清共后。”
斯大林：我不做选择题！
到底是跟蒋介石走还是跟中共合作，张学良很纠结。
在蒋介石的敦促下，张学良又命令王以哲的67军向延安以北推进，同时何柱国所部从庆阳、合水一带向东北方前进，与国民党其他各路部队形成对陕北红军合围之势。
虽然东北军占领的都是一些红军主动让出来的地方，双方也没有爆发战斗，但张学良的姿态却让毛主席感到诧异。
既不翻脸，也不合作，张学良到底是什么意思？
7月中旬，中共中央收到了潘汉年转发的张学良的意见，主要就是两条：
第一，请红军先实施打通苏联的作战计划，等到道路畅通之后我们再考虑成立西北联合政府的行动；
第二，打通苏联的战役计划大致在9月份进行，但东北军不能直接参与，必须以红军为主，东北军可以做隐蔽的配合。
在保安的毛主席神情凝重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张学良是在找理由拖延双方的实质性合作，同时也是反过来将了中共的军：你们不是承诺提供武器、军饷和弹药吗？那起码先得兑现一部分吧。
现在由于“两广事变”，蒋介石部署在陕北的兵力受到很大削弱，如果红军和东北军联手完全能够做出很大的一番事业，可张学良却依然在“劝蒋抗日”和“反蒋抗日”之间犹豫不决。
毛主席也很无奈：兜了一大圈子，最终破局的希望还是回到了红军自己身上。
张学良这头的问题还没解决，共产国际的压力却接踵而至。
1936年7月23日、8月15日，共产国际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红军停止“反蒋抗日”，采取“联蒋抗日”的办法。
为什么斯大林这么着急？因为这时远东局势又发生了不利于苏联的恶劣变化。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召开了“五相会议”，决定把“南下”和“北上”同时作为日本的扩张路线。
所谓“北上”，就是要积极准备进攻西伯利亚，以控制从勘察加半岛到贝加尔湖的广大远东地区，这让苏联东面的防御压力骤增。
广田弘毅内阁野心日著
除了斯大林两面三刀，不讲信用，整个8月份毛主席收到的坏消息可谓接连不断：
在蒋介石的收买和分化下，粤军将领纷纷倒戈，7月18日陈济棠宣布下野，8月23日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前往广州面见蒋介石表示屈服，看起来声势浩大的“两广事变”，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被蒋介石镇压下去。
后方安定，蒋介石随即恢复了对陕北大举进攻的态势：由于红四方面军迟迟不能东进陕北，夹击胡宗南的计划也告失败，9月中旬胡宗南部抵达兰州，此时靠红军单方的力量再要想夺取兰州已经不可能。
要“联蒋抗日”，怎么个“联”法？自以为胜券在握蒋介石已经给出了方案：
红军师以上干部全部“出国考察”，红军由国民政府收编，过渡期只能保留3000人。
这不是“联蒋抗日”，这是赤裸裸的招安！因为枪杆子不在自己手里，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毛主席又怎可能重蹈覆辙，断送中国革命的前途？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采取符合实际的革命斗争策略，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毛主席给干部们讲话
此时的局势变化简直如同走马灯：1936年10月7日，在四川、甘肃、宁夏兜兜转转一年多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
虽然四方面军的到来姗姗来迟，但还不算太晚，因为现在改变红军不利局面的办法只剩下一个：
通过打通西去苏联的道路争取张学良合作，壮大自身实力，获得苏联援助，继续走“反蒋抗日”的自主道路。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心以一、四方面军主力向西发展，先消灭马鸿逵所部，把陕北、陇东、宁夏连成一片，然后相机夺取甘肃。
死中求活，全靠这一仗翻盘。
但已经部署妥当的蒋介石绝不会让红军从容展开：10月26日，在李先念率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从靖远县虎豹口渡过黄河之后，已经占领静宁、会宁的胡宗南部突然向还在黄河以东的四方面军主力发起猛烈进攻。
红军仓促应战，损失很大，中央军委急电四方面军总部，要求先组织2个军渡河，而以方面军主力阻击胡宗南和王均的2个军，配合一方面军共同歼灭之。
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李先念文武全才，被毛主席称为“英雄出少年”
但由于四方面军领导人不听命令，让部队放弃阻击国民党军而全部渡河，这一战役计划失败了。
11月1日，彭德怀与朱老总、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等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海原关桥堡会商，决心在海原、打拉池大道以北寻找战机，消灭胡宗南部两三个师，迫使其停止追击。
但因为红军的作战意图暴露，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转向银川方向，这一战役计划也失败了。
这时的情况对于红军来说非常被动：鉴于大批敌军抵达银川，宁夏战役计划已经无法实现，而蒋介石调集了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各路人马，总共260多个团，将红军重重包围在陕北。
一场新的大规模“围剿”，就等蒋介石一声令下。
陕北不同于当年的中央苏区：此时红军实际控制的地区纵横也就百来公里，根本没有苏区将近一个省那么大的战略纵深。
而且黄土高原一望无际，既没有什么大河，也没有大山，在这种地方红军很难和优势的国民党部队周旋。
黄土高原
现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被国民党军隔断在黄河以西，无法回援，红二方面军兵力不强，仅靠红一方面军无法和30多万国民党军抗衡。
若红军死守就相当于坐以待毙，事情再一次发展到凶险万分的地步。
生死关头，毛主席依然在苦思冥想回天之术。
1936年11月8日，毛主席果断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一开始高度保密，因为它几乎相当于第二次长征，如果公开恐怕会在陕北根据地引发轩然大波。
根据新的计划，红军首先向南占领东北军控制的镇原、合水、宁县一带，这也是蒋介石包围圈的唯一缺口；
随后继续向南，进至洛川、富县地区，再到人口相对稠密的韩城、宜川补充兵员和给养；
然后，以主力经清涧、神木再过黄河进山西，控制同蒲铁路，迫使阎锡山谈判，但这只是方案的第一步。
第二步，要看阎锡山愿不愿意配合，如果在山西站不住脚，红军要从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地带南渡黄河，到安徽、山东一带补充；
毛主席要为红军死中求活，争一线生机
第三步，再从安徽挺进鄂豫皖，那里是红军的老根据地，有一定的革命基础，利于红军发展壮大；
第四步，从鄂豫皖走当年红25军的老路，打通鄂豫陕，再转到青海、甘肃一线向西进入新疆。
如果路上遇到国民党重兵阻击过不去，红军就分散打游击，一定要保留一部分人闯到苏联边境去，给革命留下火种。
执行这个方案相当于绕大半个中国，红军要走的路可能比两万五千里长征还长，前路漫漫，命运难测，会发生什么殊难预料。
为了完成第二次战略转移，毛主席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红一方面军失败，那希望就全部落在河西的红四方面军肩上了。
因此，毛主席专门致电河西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领导同志，请他们尽可能在甘州、肃州、凉州、民勤地区建立根据地，做进一步西去的准备。
但历史再一次发生了奇迹，就在这一战略转移方案即将实施的1936年12月12日，被蒋介石逼到死角的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张学良与杨虎城
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至此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终于走了回来。
当中国革命、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我们看到的是毛主席的坚毅果决，百折不挠，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民族为重，大义为先。
就以发动“西安事变”而论，张学良、杨虎城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千古功臣。
这不能不说是“天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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