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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人口为何会出现爆炸式增长,从7000万激增至4亿,原因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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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2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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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西南方的印度与中国西藏接壤,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建立著名的孔雀王朝。由于印度在梵语中有“月亮”的意思,所以又称“月亮之国”。

印度拥有100多个民族,除了恒河水以及摩托车多人表演闻名于世以外,不得不提的就是种姓制度。极其森严的种姓制度是印度的特有产物,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雅安人的迁入。

在种姓制度之下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非常缜密,甚至可以称之为严苛,时常引发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而见诸报端。不同种姓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这样分工是难以逾越的。

苛刻制度,限制百姓人身

六百多年前,朱元璋也曾经制定类似印度种姓的户籍制度。朱元璋以职业为根据划分大明百姓的户籍,农民被划为民户且只能世代为农,祖祖辈辈都要种地,向朝廷缴纳农业税。

军人是军户,手工业者则是匠户,他们与民户一样,其后代子孙世世代代都要从事祖辈的事业。在没有特许的情况下,是绝对很难脱离自身户籍的,是自出生便拷下的枷锁。

朱元璋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改革,是因为他认为当初元朝统治下的百姓能随意切换职业身份,不利于管理,元朝亦因此农民起义不断,对社会治安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明朝百姓若远行超出一百里,则必须到官府开路引,没有路引的会被当作流民逮捕。明朝法令还规定,农民平日活动范围不出一里者,早出晚归,邻里之间也要互相监督。

假如对明朝百姓进行一次关于幸福感的街头访问,百姓们会有怎样的回答呢?光是严格的户籍制度就是一道难以挣脱的束缚,更别提吏治腐败、阶级矛盾以及苛重的赋税。

与历朝历代开国之初一样,朱元璋采用了始于西周末年的人头税法制。明朝后期,“一条鞭法”试图将征税的对象转向土地的实际拥有者,将人丁税摊入土地税。

“一条鞭法”合并了部分税收种类,却并没有明确规定每年的丁税总额,以至于官吏为敛财而随意增加丁税额,但明朝的地主和官僚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同时,又拥有优免税收的特权。

不彻底的改革,弊端频现

明末,朝廷又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增加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近20项。据地方志记载,一名底层明朝百姓要缴纳的其中包括夏税、秋粮、马草、力差、听差等等。

明朝统治阶层漠视民生,不断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压迫之下,寻常百姓家谁敢多生孩子?

中国自西汉以来就一直征收丁税,这对百姓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交不起丁税的百姓要么举家逃离隐匿山林,要么是直接瞒报,甚至出现“生子不举”的现象。

百姓家每多生一个孩子,每年就要多缴纳一大笔的丁税。哪怕生再多的孩子,可受自身的户籍所限,很多百姓的后代子孙仍是难有出头之日。

随着明朝的日渐衰败,天灾与明末的动乱导致人口锐减。公元1661年,清朝估算全国人口约为6500万至7000万,恢复民生成为康熙皇帝面临的首要问题。

顺治作为清兵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沿袭明朝的“一条鞭法”,规定凡是记录在籍的16岁至60岁男子都要缴纳丁税,但每人具体征收的丁税额是多少则由地方官府决定。

公元1651年开始,清朝开始进行丁口统计,以便征收丁银时有据可依,但地主、乡绅、官吏等都刻意隐匿人口,更有不堪重负者直接选择逃亡,这些人逃掉的税便摊给了未逃丁税的人。

人丁税的征收不只加重社会矛盾,还引发百姓逃亡,造成社会动荡。公元1712年,康熙颁布“永不加赋”的政令,以1712年统计的人口数量为依据征收丁税,此后增加的人丁皆不再收税。

康熙规定“永不加赋”,但各地丁税征收标准仍未统一。朝廷规定人丁不足的可以让人丁多的来“顶补”,乡绅官吏却利用“顶补”将丁银强行摊派在农民头上。

废除人头税,释放生育压力

康熙朝的户部尚书赵申乔在任浙江布政使时,曾经痛批当时施行的赋役是虐政,令百姓生活憔悴困苦,其中最祸害百姓的就是私自摊派丁银。康熙末年在四川、广东试行“摊丁入亩”之后,但阻力甚巨。

雍正于公元1724年在河北强力推行将丁税摊入土地税,其执行标准是每地赋一两税银,摊丁银二钱二里。

公元1731年,全国大部分省及地区都实行摊丁入亩,而山西、贵州等省是到乾隆中期后才落实此项税收新政,但雍正在位期间切实实现了“摊丁入亩”的普及。

雍正废除了中国持续2000多年的人头税,富人手里的田产多,需要缴纳的赋税就多,农民则不然。无须缴纳丁税的情况下,农民多生孩子等于给家里增加劳动力。

丁税摊入土地税之后,人口编审制度也随之取消,明朝勒在百姓身上的那条绳松动了,人头税的废除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的生育压力,农民也无需想方设法隐匿人口。

税收政策的放宽,促进百姓生育的积极性,但如何养活增长的人口也是无法忽视的问题,必须保障粮食的供给。

明末时期,红薯、玉米、土豆等农作物引入中国,这些农作物生长周期短,产量和成活率都很高,在清初已经被推广到全国各地,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降低百姓的生存压力。

鸦片战争爆发的公元1840年,清朝全国人口统计达4亿12810万人,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前所未见的生育高峰。此时距离康熙宣布“永不加赋”仅仅过去128年。

这一场税收改革是康乾盛世其中一项主要成就,令社会更加公平,只有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百姓才会有意欲生育二胎甚至三胎,古今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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