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民族与边疆治理的演进历程，实践与教训来看 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先秦 时期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分 封制国家结构最终完成了向地缘 化的郡县制国家结构转化,边疆治 理也由此前较为粗疏的“天下”“四 海”“五服”“九州”等思想与实践, 向实体化的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转 化。在秦汉王朝400多年的历程中,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主观还是客 观、积极还是消极,边疆治理始终都 是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 政治家、思想家、官吏施治不断探寻 的重要话题之一。因此,秦汉不仅 开启了中国大一统王朝边疆治理之 先河,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 下许多深刻教训。需要看到的是, 边疆与民族虽不是同一概念,边疆 问题与民族问题也并不完全等同, 但中国历史的特点决定了边疆与民 族问题始终密不可分,故本文所谈 秦汉边疆治理思想与民族治理思 想是交织在一起的。
一、秦汉边疆治理思想产生的 历史前提
边疆治理思想的产生与边疆概 念的形成密不可分。史料反映,先 秦时期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粗疏的 边疆观念,到春秋战国领土国家逐 渐形成时已经发生变化,“边疆” 词也在春秋时期出现。《左传·昭 公十四年》云:“好于边疆,息民五 年,而后用师,礼也。”“好于边疆”, 杜注:“结好四邻。”由此可知,在春 秋后期的楚国,“边疆”一词似已专 指与邻国接壤的领土或邻国。又 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晋厉公遣 人指责秦“倾覆我社稷,帅我鳌贼, 以来荡摇我边疆”。由此可知,秦晋 之间已有明确的疆界。战国时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和兼并战 争的日益剧烈,领土国家进一步发展，各国的边疆概念也进一步趋于 实体化,其标志就是管控边境地区 的机构设置。杨宽指出,“自战国中 期以后,各大国为了加强边防,纷纷 在交界处设郡”,担负“防守边境的 作用”。这些郡往往被称为“边郡” 或“界边”,已具有实体化的边疆、 边境之意义。这一看法,在文献中 可以得到佐证。如《史记·春申君 列传》:“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 为郡便”;又如《史记·匈奴列传》: “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
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 以拒胡。”周振鹤认为:“战国时期, 边境概念已完全形成,城邦国家已 转化为领土国家。”此言甚确。
先秦时期的秦国地处边睡，因 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秦君对边 疆经营高度重视。从秦武公开始, 秦人开始在边地设县,'(武公)十 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 县杜、郑”。此后,于边地设县陆续 成为风尚,这也表明疆界意识逐步 强烈。于边地设县,固然主要出于 军事考虑,但是边疆区域既已成为 本国领土,边地治理便被纳人统治 者的议事日程。秦孝公“十二年,作 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 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 县。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十四 年,初为赋”。由此可知,设县不独 包括军事、行政管理机制,经济举 措也同时包含其中,边疆之县亦当 如此。正是因为战略意义与现实收 益并存,边疆治理日益受到战国群 雄的重视。
秦即将统一六国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 国,原先六国之间复杂的边疆、边境 问题虽不复存在,但更为辽阔的边 疆导致的一系列新问题又摆在秦王 朝的面前,边疆的现实意义比之此 前更为强烈。马大正指出,统一后 的秦王朝形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并且为古代中有南行政区域莫定了 总体格局，具着苦汽甲国特色的边 疆问题以及边疆治理也由此随之 而出现。与无秦时期相比,统一的 秦王朝致力于追采尚地与边疆文 化层面的整齐一鼓,尝试实现边疆 管理机制高疑范症。“此后,不同于 先秦时期诸菌称壶、划界自立的大 一统边疆正式形成,边疆治理思想 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重要性得到前所采有的重视。秦 王朝的边疆治理思想也影响到汉 王朝,秦汉王朝关于边疆治理的探 索成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源头与 发端。
二、秦、西汉及新莽时期的边 疆治理思想
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主体是大 一统思想,但同时又继承了先秦以 来夷夏之辨的历史文化传统,两种 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交织,呈现 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时段特色。
1.秦代追求大一统的边疆治理 思想。酝酿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 想至秦统一,已经转化为现实,大一 统思想贯穿于整个秦王朝政治文化 之始终,也同样体现在边疆治理思 想上。秦代脱离了先秦模糊的“天 下” “五服”等观念,边疆具体形态 日益清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 就有关于疆域、边境的表述,如“圣 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外 攘四夷以安边竟”,甚至有了“被泽 无疆”的观念。所谓“无疆”,正是 当时“有疆”观念的反映。秦统一 并不只是表现在统一六国上,统一 后,秦王朝仍然继续向四方用兵,拓 展边疆,远远超过了昔日六国的范 围,但秦王朝对其疆土的认识却十 分具体,如“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复。入迹所主,尤不臣者”,又 称秦“地东至海璧朝鲜,西至临洮、 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 山至辽东”,这些方位与地名,即为 秦边疆的具体范围。秦始皇的边 疆治理思想是追求大一统,追求民 族同化。他北伐匈奴,南平百越,目 的是使“皇帝之德,存定四极”,“海 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从而达到 “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当然,秦王 朝统治阶层内部的边疆治理思想并 非完全一致,如李斯就反对出击 奴,认为这是“靡弊中国,快心匈奴, 非长策也”。不过,秦王朝虽在边疆 治理思想上追求统一、同化,但并 不代表其在具体政策思想上固守 一端。秦统一后在中央机构中设 置典属国,“掌蛮夷降者”;设典客, “掌诸归义蛮夷”。还有“道”,是与 县平级的地方少数民族行政管理 机构。这说明,所谓“海内为郡县” 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边疆 民族实际治理思想上,秦代并非只 有郡县一种模式。秦王朝边疆治 理思想由于历史短暂,尚未得到深 人实践检验,但却深刻影响到后世。
比如,秦王朝的边疆治理思想虽追 求大一统,边疆经营的功利主义意 识占据主导,但以人、以族、以地域、 以文化、以利益区分疆界的思想与 理念十分突出。例如,就秦的北边 而言,其边疆概念仅限农耕文明和 长城以内。值得注意的是,秦边疆 治理思想中,十分重视法制化建设 的内涵。《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 十八种》中,有《属邦律》,属邦系管 理少数民族的机构;里耶秦简发现 后,又有学者根据新材料认为属邦 是与郡同级的管理少数民族的机 构。属邦固然属于民族问题,但也 应当与边境管理有关。秦边疆治理 法制化思想对西汉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
2.汉初“无为”的边疆治理思 想。汉初一般指汉高祖到文景时 期。秦所开创的大一统边疆治理 思想虽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在汉初， 因现实政治的需要、国力所限以及 黄老思想的影响,对秦的边疆治理 思想多持批判态度。例如,陆贾指出:“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 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
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 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 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 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他将 秦的边疆治理思想视为“事烦”“设 敌”,显然是持一种批判态度。西 汉中期的主父偃更将秦始皇用兵于 无用之地,导致“男子疾耕不足于 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 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 相望”,视为“盖天下始畔秦也”的 原因。由此,他们提出了固守境内、 边疆无为的诸多理论与政策。例 如,陆贾提出,“故治外者必调内,平 远者必正近”,其意当然是指休养生 息,边疆无为。汉文帝在遗匈奴书 中说先帝(高祖)制:“长城以北, 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 带之室,朕亦制之。”又制诏御史: “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 杀之”。强调边疆民族与中原的地 域和文化差异,是边疆无为思想的 又一理论依据。如称匈奴地“泽 卤,非可居也”,而《淮南子》更是竭 力贬低边疆民族的文化风俗,主张 修德以服四夷,实际是先秦“服事” 思想的翻版,是一种不思进取、封闭 性的夷夏观。不过,汉初一些主张 现实主义的思想家并不赞同边疆无 为,他们提出了积极的边疆治理思 想。贾谊就对汉初以来和亲政策 及汉匈关系呈倒悬之势十分不满, 提出了制服匈奴的“三表”“五饵” 之策,甚至自愿投笔从戎,缚单于之 颈献于磨下。尽管贾谊的边疆治理 思想还过于空泛激进,可操作性不 强,但在当时不思进取、暮气沉沉的 边疆治理氛围中成为振聋发聩之 声。约同时代的显错同样主张以积 极的手段经略边疆,但其提议较贾 谊更具现实价值。早在汉文帝时, 晃错即上《言兵事疏》,提出对匈奴 实施军事打击,以及一系列具体治 边策略:一是实行与内陆差异化的 人事管理,注重边吏选拔。他指出: “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 择也。”二是“以蛮夷攻蛮夷”。晁 错认为,汉面临着夷狄聚居、实力强大的边疆现实,应当利用归降蛮夷 “饮食长技与匈奴同”的特点,给予 精良装备,选用“能知其习俗和辑 其心者”的汉之良将,与汉军互为 表里,当为“万全之术”。三是徙民 实边。显错认为,秦军事实力虽强, 但成卒不习边疆水土,运输成本过 高。汉朝“一岁而更”的成边政策 使成边者“不知胡人之能”。故“不 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
晃错的边疆治理思想显然可操作 性更强,他的建议一些被汉文帝所 采纳,一些则开启了汉武帝边疆治 理思想之先声,显示出其宽阔的边 疆战略视野。
3.汉武帝“王者无外”的边疆 治理思想。边疆治理与思想政策分 不开,但也与对边疆认知的深浅和 国家实力的强弱分不开。经过汉初 60多年的积累,汉王朝实力大增, 关于边疆治理的认知也在不断强 化。尽管边疆偏远野蛮落后的惯 性思维,以及狭隘的地域中心观仍 在西汉中前期延续,但汉武帝继位 后,在他的坚持与倡导下,边疆治理 消极无为的思想开始向积极有为的 治理思想转化,具体表现就是“王 者无外”思想的回归。“王者无外” 与“夷夏之防”都是源于先秦的边 疆民族治理思想,长期影响后世, 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程度不 同而已。民族的地缘性和血缘差 异与文化高下本不是一回事。汉初 以来强调“夷夏之防”,实际是为其 消极无为的边疆民族治理政策寻 找合理性。而“王者无外”则是强 调“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王者的 终极目标是大一统,而不是区分夷 夏。源自《公羊传》的“王者无外” 思想因董仲舒的推崇受到汉武帝 重视,使其破除“夷夏之防”观念, 把生活于边疆的民族纳入到王化 的范围之内。王者自当心念苍生, 化及四方。汉武帝多次策问贤良如 何“德润四海” “施乎方外,延及群 生”等问题,正是他这一思想的体 现。代表汉武帝思想的严助驳斥反 对救助东瓯的意见时指出:“特患 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 之?”表现的就是汉武帝把夷狄等同于华夏的价值观。司马相如的人 蜀风谕,也再次表明汉武帝不放弃 “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的 意愿。在“王者无外”的思想指导 下，西汉边疆治理在汉武帝时期达 到高潮,边疆地区的郡县化加快以 及属国管理机构的设置,均反映了 汉王朝对边疆经营战略意义的新认 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构成也 由此进人一个新阶段。
4.西汉后期边疆治理思想的游移。儒家思想在边疆民族治理上既有积极成分,也有消极成分,这需要看该时期的统治者如何根据当时现实把控二者关系。随着儒 学独尊地位的加强,儒家思想对边疆民族治理的影响日增,汉武帝连 年征战所带来的边疆治理巨大成 本与儒家德治主张的矛盾开始显 露。汉武帝去世后,边疆治理思想 再度游移于“王者无外”和“夷夏 之防”之间。盐铁会议上,贤良文 学对汉武帝的边疆治理政策表达 出明显的不满情绪,指出:“方今郡 国,田野有陇而不垦,城郭有宇而不 实,边郡何饶之有乎?”进而又称: “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 所贱而弃之……如中国之廉鹿耳。” 这种语言对边疆地域与民族充满 着敌视丑化,夷夏之防思想的痕迹 清晰可见。贤良文学还认为,“夫治 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 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 外。”这显然是对汉武帝四方征讨 的批评和边疆德治观的抬头。值 得注意的是,这种质疑思想并不限 于民间,如汉宣帝重臣夏侯胜就将 矛头直指汉武帝,指责他“攘四夷, 广土斥境”,导致“竭民财力,奢泰 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 半”。思想转化是政策的先导,如 果说昭宣时因匈奴势力式微,内部 分裂加剧,汉匈关系上汉占据上风, 还保持着汉武帝以来遗风的话,那 么，元帝以后随着儒生大批登上政 治舞台,经学极盛时代的开启,回到 夷夏之防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显。如 汉元帝时车骑都尉韩昌，威重,不可得行”,要求“与解盟”。
汉元帝时,呼韩邪“上书愿保塞上 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 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经群臣共 议,天子口谕单于称:“中国四方皆 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 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 法度以专众心也。”汉代统治者以 托词拒绝呼韩邪的请求,可见对塞 外匈奴的防备之心未有丝毫松懈， 这也是夷夏观念趋于封闭的又一现 实例证。同样发生于汉元帝时的 弃地事件,尤其值得深思。汉武帝 于元封元年(前110年)立修耳、珠 崖郡,以郡初立,其民不服王化,屡 生叛乱,汉“辄发兵击定之”,宣元 之际,“诸县更叛,连年不定”。汉元 帝复欲发兵击之,而贾谊之孙贾捐 之则以为当弃其地。贾捐之的理论 是“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非 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 治,皆可且无以为”。虽历经辩论, 但汉元帝最终还是采纳了弃地之 议。无独有偶,汉哀帝时单于请朝, 亦为汉廷所拒,其理由是“时哀帝 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见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系府帮,可且勿许”,这个理由简直荒唐之极。扬雄虽基于战略高度认
为北狄有变,则中原必受其害,反对 阻挡匈奴入觐,但终未被采纳。由此可知,自西汉中后期“夷夏之防” 思想再度取代“王者无外”,成为边 疆经略的主流观点。当然,汉武帝 以后的边疆治理思想也有其成功的 一面,那就是西域关系的划时代发 展和治差的成功。特别是西域都护 的设立,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5.新莽奉天法古的边疆治理 思想。王莽以奉天法古为名,在边 疆治理思想上致力于恢复礼乐制 度下的夷夏秩序,汉武帝的边疆治 理思想被彻底否定。首先,秦皇汉 武的有为边疆治理思想受到严辞 批评,王莽时人严尤指出:“秦始皇 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 袭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 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又称:“汉武帝选将练兵 赍轻粮,深人远成，虽有克获之功 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 罢耗，勾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 为下策。”其次,王莽竭力追求四夷 来朝的理想景象，恢复夷夏间的尊 卑等级秩序。史称:“莽既致太买 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 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实策 多持金币诱塞外美,使献地,愿由 属。”又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 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缘 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 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并 派五威将四出传旨:“其东出者,至 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南出者, 逾微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 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 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 去'玺’曰'章’。”王葬的复古思 想非但不能构建理想的边疆太平盛 世,反而严重激化了边疆民族矛盾, 致使边疆治理一度陷人恶化境地。
史称:“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 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
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 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更土 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 骨矣。”
三、东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 东汉边疆治理思想大体可以 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首先,光武帝以 “柔道”治理边疆的思想。东汉建 国后,面对复杂的边疆形势,继承了 西汉晚期以来的边疆治理思想,每 以柔道行之,继续采取忍让的态度。
东汉建武六年(30年),汉匈互致使 者,东汉“赂遗金币,以通旧好”,对 恢复双方关系表现出积极主动的 态度,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 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东汉建
语
武九年(33年),隗器病死国灭。东汉收复了陇右地区,同时统一了西 羌。时司徒掾班彪请复置护差校 尉,光武帝从之,不过旋复省之。时 “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远多惑 的议欲弃之”。后虽经马援力争弃凉 之议未得施行，但可知边疆经略的“无为”理念已经成为东汉初期的 君臣共识。建武十二年(35年),又 “省朔方牧,开开州';翌年,又“省 金城郡属陇齿*。据统计,东汉初年 在西北边境省并或将更民内徙的计 有九郡,其中金城郡因羌乱省,而云 中、五原、朔万、北地、定襄、雁门、上 谷、代郡等八郡则因窗奴而省。并 省边郡,放弃疆王,都意味着东汉 初期边疆治理上的“无为”化倾 向。光武帝边疆无为的思想也体现 在与西域关系的处理上。西域自王 莽时与中原断绝联系,西域诸国屡 受匈奴侵扰,不堪其苦,东汉立国便 有重归汉室之意。莎车王曾“檄书 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 表明归附之意。然而,“光武以天下 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此后, 西域诸国以莎车王贤“重求赋税”, 车师前王、鄯善、焉者等十八国皆遣 子入侍,恳求都护。光武帝均“以中 国初定,北边未服”的理由拒之,主 动放弃了对西域诸国的经略,这也 是东汉初期边疆无为思想发展到 极致的体现。东汉初年,减宫与杨 虚侯马武上书出击匈奴,光武帝答: “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 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务广地 者荒，备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 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 所谓“柔者德也”,虽不强调夷夏 之防,但实际上却是“无为”思想。
此诏出后,诸将莫敢复言兵事。不 过,据《后汉书·乌桓传》和《汉旧 仪》记载,光武帝时期复置乌桓校 尉和护羌校尉,在东北和西北边疆 治理上尚有一些作为。
其次,汉明帝边疆有为思想的 复苏。汉明帝时,史称“时天下× 安,帝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 域”，谒者仆射耿乘“数上言兵事。
常以中国虚费,边雁不宁,其患专在 匈奴。以战去战,盛王之道。显宗 既有志北伐,阴然甚言”。“阴然其 言”,表明汉明帝改弦易辙,继承汉 武帝积极有为的边疆治理思想。汉 明帝继位当年,烧当羌寇陇西,明帝 陆续遣张鸿、窦固、马武等发兵讨之 平之。翌年,又讨平赤山乌桓、越 姑复夷,皆是其有为精神的体现。汉明帝时,东汉社会经济有了显著 发展,史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 岁比登稔，百姓殷富，栗斛三十，牛 羊被野”。鼎盛的国力，为汉明帝在 边疆治理上一展宏图莫定了物质基 础。永平十六年(73年),以征讨匈 奴为标志，开始了边疆经略的全面 实施。
再次,东汉中后期边疆治理思 想的新变化。东汉中后期,边疆形 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与变化。一是匈 奴对边疆的威胁大大减弱。东汉初 年，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归附汉， 遣子入侍,汉设使匈奴中郎将护卫, 其政权独立特性丧失,游牧民族特 性也有逐渐消失的迹象,开始转向 农耕,不再构成边疆之患。永元元 年(89年),耿秉、窦宪出击北匈奴， 大破之。永元三年(91年),耿變再 败北匈奴,此后北单于“逃亡不知 所在”。二是鲜卑势力兴起。“鲜 卑”作为一个部落集团的名称,约 始见于东汉,其先隶属于匈奴,后逐 渐与东汉发生直接联系。一般认 为,鲜卑与东汉的关系大致可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武年间 至明章时期,这一阶段双方基本保 持和平;第二个阶段从和帝至顺帝 时期,时北奴远遁,鲜卑因此转 徙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10余万 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强盛。汉 与鲜卑之间时战时和;第三个阶段 从桓帝至东汉灭亡,鲜卑频繁侵边, “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 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直至 灵帝光和(178-184)年间,檀石 槐死后,其侵边之势始为减弱。鲜 卑之盛,与匈奴的国力衰退有直接 关系。宋意曾对匈奴与鲜卑之间的 形势作出深人分析:“臣察鲜卑侵伐 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 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 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 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 梦,必为边患。”按照宋意的意见， 南匈奴镇守北藩,具有构筑北部边 疆缓冲地带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可 以牵制北匈奴以及鲜卑等四夷,如 果南匈奴北还，则鲜卑无所掠夺 必会侵扰汉边,最终卒如宋意如料。鲜卑的兴起，类似于西汉初期 的匈奴,难以通过非征伐的手段抑 制臣服，而当时东汉国势大衰，无力 发兵，东北边疆形势由此日渐糜烂。
三是西域复绝。终东汉之世,西域 “三通三绝”。班超回归中原以后, 后任都护任尚、段槁以失民和，频遭 攻围，东汉乃复罢都护。西域复为 北匈奴所有，共为边寇。汉安帝延 光二年(123年)，以班勇为西域长 史，经营西域。但东汉自开国以来, 中央王朝对于西域似乎并无极强 烈的控制欲望,而其国力亦不足以 支撑其如汉武帝般远征万里之外, 对于西域的军事行动几乎完全靠 “以夷攻夷”之术勉力维持,随着 汉末国势衰落,西域之地终于与东 汉王朝失去联系。四是美人终成 边疆大患。东汉中期以后，美人屡 叛。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西域 诸国反汉，时诸羌“布在郡县，皆为 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勒姐、 当煎、烧当、先零、钟等种惊惶奔溃, 一时俱反。二年,汉遣车骑将军邓 骂讨之,为所败。时美众盛:“东犯 赵、魏，南人益州……遂寇抄三辅， 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 死亡不可胜数。”东汉王朝不复能 制之,此次美叛直至建光元年(121 年)始平。10余年间,东汉王朝“兵 连师老,不暂宁息”,军费消耗,府库 为空,“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 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汉顺帝 永和五年(139年),美复反,至永嘉 元年(145年)始平,此度平叛“费 用八十余亿”,诸将不恤军事,“士卒 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美人 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东汉灭亡 的进程,而究其叛乱之由,东汉治羌 官吏对于羌人的剥削压迫,当为主 要因素之一。如建武九年(33年) 班彪云:“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 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 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點人所见侵 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 乱，皆为此也。”永和六年(141年), 皇甫规亦称:“夫羌戎溃叛，不由承 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 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
东汉治美官员对美人的剥削,与统治者的夷夏观也不可分离,二者相 互交织,恶性循环,加剧了边疆形势 的恶化。除此之外，东汉中期以后, 东北乌桓、高句丽、秽貉以及南部 边疆诸族,不时有反叛之事,皆详史 传。总之,随着边疆形势的极度恶 化,东汉中央王朝的统治也陷人严 重的危机之中。
东汉严重的边疆危机引起了思 想家的高度关注,王符就是东汉后 期边疆思想探索的集大成者,他的 思考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 他把关于边疆的认知上升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夫土地者,民之本也, 诚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先圣制法, 亦务实边,盖以安中国也。”王符把 边疆土地开发提升到战略意义,把 实边放在安定国家的高度看待,深 刻阐明了边疆与国家的相互依存关 系,这正是对“治外者必调内,平远 者必正近”的边疆无为思想明确反 对。王符反对放弃边地之议,批驳 《盐铁论》以肢体与腹心为喻看待 中原与边境关系的言论,认为不断 放弃边地只会使边境内缩，直至国 土尽失。其次,他强调边郡与内郡 必须同等重视,均衡发展,强化边郡 防守。他以扁鹊治病的方法比喻重 内郡而轻边郡的危害,指出:“今边 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 而太守周回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 而莫垦发;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 能半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人 众地荒,无所容足,此亦偏枯璧痱 之类也。”故而王符提出,“当修守 御之备”“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内 郡边郡都是圣王之“赤子”,边郡有 难,君必救之。对于某些内郡之士 自身未受其秧,不能感受边郡之祸 害,“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的 言论。王符甚至提出“今诸言边可 不救而安者,宜诚以其身若子弟补 边太守令长丞尉,然后是非之情乃 定,救边乃无患”的无奈主张。最 后,他认为应当积极开发边疆,而 不能简单地弃地徙民。他指出,边 郡“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 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 故争郡县以内迁”,长此以往,不仅“边地遂以丘荒”,中原也将面临覆 亡的危险。
王符约生活于和、安至桓、灵之 间,这正是东汉政治逐步走向黑暗, 边疆形势日益严峻的时刻。出生于 边郡的王符,对此更是有深刻的体 会,不过他一生不仕,其边疆治理思 想也只能停留在无用的议论上。四、秦汉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 的历史经验及教训
秦汉时期的边疆治理思想是 以大一统精神为主旨,继承了先秦 以降关于边疆治理的理论成果与实 践成果,精确把握边疆的历史与现 实，充分吸纳既有经验,注重从多维 度对边疆事宜作全面而综合的考 量,以此为基础完成了秦汉边疆治 理体系的探索与建构。正是借助边 疆治理的诸多举措,秦汉王朝的统 治得以巩固,以超迈前人的雄浑气 魄构筑出辉耀千古的政治文明与物 质文明。诚然,秦汉边疆治理思想亦因有因时代局限而无法超越的先 天缺陷,但秦汉边疆治理思想与实 践的诸多成败得失,至今仍然值得 深化总结。
首先,坚持大一统精神,是秦汉 时期边疆治理实践取得辉煌成就 的重要因素。
其次,鉴于各方边疆现实存在 显著差异,针对部分边疆区域采取 不同程度的“因俗而治”治理机 制,表现出秦汉边疆治理原则的灵 活性与机动性。
最后,秦汉边疆治理的成果获 益于对传统“夷夏之防”观念的妥 善处理。破除狭隘的民族观念,淡 化不必要的族群意识,以开放的胸 襟、包容的心怀、宏大的视野构筑 科学、合理的边疆治理体系,仍是从 古至今边疆治理中的永恒主题。
边疆治理往往意味着处理民族关系，本系列将为我们集中展开调查中国民族团结的历史根源，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必将照耀现实，让历史照耀未来，不牢记自己历史的国家没有未来，有历史的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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