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必从文化复兴开始；
一个民族的文化重建，必从文化的本原开始。
探寻本原，回归正道。寻找万年华夏传统文化留下的生存密码。
——作者的话
上回说到：
宋儒们信心满满，要对《诗经》这类经典重新解读。
胆子越往后越大，越放得开，一直到大儒朱熹登场。
朱熹登场了！
这个让人心情矛盾，复杂，又敬又恨的人物，真的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谈论。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写出这样清新脱俗、富有哲理的诗句，朱熹的才华肯定是难以比拟的。
可是，朱熹信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周程之学，反对“寡妇再嫁”，
并且坚定认为：这才是上古文明的圣贤之意。
他笃信这一点，并且认为这一点才是圣贤思想的重要出发点，于是发誓将这一点发扬光大。
朱熹觉得，天下之所以不太平，就是因为有“人欲”。他无比痛恨“人欲”，发誓要革尽天下“人欲”，换取一个熙熙和平的清平世界。
这种思想，其实是很幼稚的。
就如同把天下人都阉割了一样，不是更太平吗？
如果我们认真去读《诗经》，或者多读几遍《左传》，甚至于《礼记》，可以看出来：
周代的文化思想里，对于“人欲”只有遏制、不使之泛滥之意。并没有要彻底剪除人的欲望。
因为上古的圣贤们独有他们的哲学，他们从来不认为人欲是需要革除的。
原话是这样的：
《礼记·乐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
意思是：人被外物感染而改变心性，泯灭心中的道理而肆意放纵欲望，容易出现虚伪狡诈悖逆的不好事件。
意思很明确，是说人只顾放纵欲望，消灭了自己内心的天理。并不是要灭绝人欲。
相反，周代对“人欲”的态度还是很宽容的。
周代圣主非常强调“人情”，把顺应人情，调理人情，从而调动人情，看成是王者最大的一件教化之业。
《礼记·礼运》：
“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
“圣人既法象天地，用礼义耕人情，故获天地应以徵报也。”
圣人是很看重人情的，想办法引导人情。
虽然在“夫妻之义”的主张中，讲求夫妻互敬，白头到老，诚信对待，所以主张“夫死不嫁”。
“夫死不嫁”只是倡导一种高尚的夫妻之义，并不是硬性规定：寡妇不准再嫁。
看看《左传》里面东周人生活状况，就知道上古文明中，并没有反对“寡妇再嫁”。
相反，一位名叫夏姬的郑国公主，一路嫁了无数次。再嫁的情况非常普遍。
但是，到了渊博无比的宋儒这里，就不一样了。
他们似乎有一种“求全之心”，要把圣王的思想发扬光大。
他们的观念是：只要革除了“人欲”这种无比可恶的东西，伟大的完美无缺的天理就会胜利实现了！
从理论上看，这个观念是毫无瑕疵的。
但是，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一个无比完美，人人都被革除了“人欲”的时代，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
大家都去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
与世无争，无欲无求，只剩下完美无缺的天理，那就是一个美好世界吗？
是的，确定。
程颐是这样想的，周敦颐也是这样想的，朱熹，也是这样想的。
苏轼倒是不这样想，他被贬斥到天涯海角去了。空怀大志，一生襟抱未曾开。
为什么这样一个文化灿烂的时代，却出现这样不可理喻的思想？
这个问题，真的值得后之学者多多探究。
朱熹发誓要恢复“圣王之道”，强烈恒定的愿望和过于远大的理想让他走上了极端。他心目里只剩下道德天理，没有了人情。
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偏执一端，发誓要革尽天下“人欲”。
这样的朱熹出场方式，不用说，他对充满“人情味”的《诗经》，会用什么残忍的手段了。
鲁迅论述《红楼梦》小说的主题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朱熹，就是道学家第一名。
他自己是不是“虚伪造作”不知道，但是眼睛里，的确处处都是“男盗女娼”。 他大笔一挥，把《诗经》里凡是涉嫌“人欲”，带有恋爱或者思念情感的，统统被视为“淫”，予以贬斥。
那么，朱熹是怎么“篡改”《诗经》的呢？
这一篡改，将《诗经》的解读，一下子坠入了万丈深渊。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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