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治维新让日本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文明开化”政策的指引下，日本的近代教育制度有了蓬勃发展。
1877年，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东京大学正式成立。日本学界认为，这是“近代大学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另外，国立大学的崛起，也为明治政府“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举措的推行，提供了足够的智力保障。
那么问题来了，在明治维新时期，国立大学的创办，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艰辛历程？与欧美大学相比，日本的国立大学与之有着哪些不同之处？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明治维新，让日本在短时间内迅速起飞
总的来说，学习欧美国家创办国立大学，本质上是“向西方学习”的具体表现。展开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1）传统“封建制”学校的弊端被急速放大
古代日本的高等教育，最早可追溯到设立于公元8世纪，隶属中央直接管理，主要负责官员的培养、选拔的教育行政机构“大学寮”。
平安时代的日本
到了幕末时期，具备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主要是以昌平坂学问所为首的幕府直辖学校。以昌平坂学问所为例，授课内容囊括了四书五经、历史、诗文等内容，选用教材多为朱熹著述。
鉴于其教学目标是“为幕府培养辅佐藩政的幕僚和实务人才”，因此招募的学生基本以幕府子弟为主，具有典型的“封建性”特征。
与之相对比的是，以柏林洪堡大学的创立（1810）为契机，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开始在欧洲大陆落地生根，并逐步成为了支撑社会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由此可见，日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已经被欧美国家远远甩在了身后。
幕末日本
2）欧美列强入侵背后的“痛定思痛”
“黑船事件”不仅让日本民众受到了巨大的心理震撼，更深切体会到了自己与欧美国家的显著差距。
《日美亲善条约》签订现场
为了避免让自己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幕府通过翻译西方书籍、派遣使团与留学生、改革学校制度与教学内容等方式，大力倡导年轻一代学习西方文化。
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各藩的领导人们，踊跃创办“洋学校”。1856年，幕府创办了“蕃书调所”与医学所，主要讲授外语、自然科学与近代医学。与此同时，大批知名学者们也积极投身到教育大潮中，比如思想家福泽谕吉于1858年兴办了“兰学塾”，就是积极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的代表（拓展阅读：东瀛志：福泽谕吉是如何“看贬”中国的？）
旧版日元上的福泽谕吉
总的来说，这些洋学校可分为外语学校、理科学校与军事学校三大类，均注入了西方教育的先进理念，一些学校还聘请外教前来授课。另外，这些学校的招生范围也有了很大的延展，部分学校甚至允许平民子弟入学学习。
数据显示，截至1867年，幕府直辖学校合计有21所，地方各藩建立的“藩校”有200余所，私塾更是达到了1500余所，成果可谓显著。在今天看来，这些变革为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认知基础和人员储备。
创办于19世纪中叶的松下村塾旧址
在“文明开化”方针的指引下，以伊藤博文为首的维新领袖们，在出访欧美国家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到了大学制度对于建设独立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在改革的实践进程中，他们一直将建立“西式大学”视为一项重要任务。
1868年4月，施政纲领《五条誓文》颁布，“明治维新”正式开启。其中，“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一条，成为了贯穿近代日本教育发展的总方针。
明治九元老之一，先后担任过日本第1任、第5任、第7任、第10任首相的伊藤博文
1）东京大学的创立
1868年8月—10月，在伊藤博文等人的倡导下，政府将昌平坂学问所、开成所、医学所分别更名为昌平学校、开成学校与医学校。次年8月，三校合并为“大学校”，其中昌平学校为大学本校，开成学校被称为大学南校，医学校被称为大学东校。
1870年，复古主义色彩浓厚的大学本校被关闭。与此同时，与儒学相关的授课内容也被大幅剔除。至此，南校和东校成为了“大学校”的建校核心。不久，在政府的主导下，“大学校”先后开设了法科、理科、文科、医科等4科。至此，“大学校”的“现代化进程”，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浮世绘中的东京大学
1871年9月，文部省设立，“大学校”被废除，南校和东校被文部省“托管”。1874年，两所学校被更名为具有“专门学校”内涵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1877年，两所学校正式合并，近代日本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东京大学宣告成立。
新成立的东京大学，设有法学、理学、文学和医学4个学部。其中，加藤弘之被文部省任命为法、理、文3个学部的“总理”，池田谦斋被任命为医学部“总理”。同时，文部省授权二人全面掌管大学各项事务。根据文部省“学制百年史”统计，东京大学创立之初，共有教师91人，学生2380人（含预科生）。
1878年12月，文部省批准东京大学授予学士学位。次年4月，东京大学正式举办了首次学士学位授予仪式。1880年，东京大学在法、理、文3个学部设立学士研究科（即研究生院的前身），学校的人才培养层次有了全面升级。
东京大学内部
1881年6月，东京大学章程规制确立，并敲定了统一的管理体制，即任命一位“总理”统筹管理大学的各项事务。同年8月，设立了主要由教授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
在东京大学“起飞的同时”，官立专门学校与私立高等学校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管怎么说，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大学”只有东京大学一所。
东京大学着名的“赤门”
2）从“东京大学”到“帝国大学”
1885年，日本第一届内阁成立。其中，早年留学英美并在两国担任过公使的森有礼（1847—1889）被任命为文部大臣。
次年3月，森有礼主持起草的《帝国大学令》与《学位令》正式发布。根据《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与工部大学校合并，组建“帝国大学”。至此，日本国立大学的发展史，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大变革。
不久，帝国大学先后合并了东京法学校与东京农林学校，并通过学科结构重组，一跃成为了近代日本唯一一所高层次大学和最高学府。
被称为“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和“日本现代教育之父”的森有礼
具体而言，《帝国大学令》以法律形式，对大学的办学理念、组织形态与学术治理机制，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奠定了帝国大学在日本全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核心地位。
当然，在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方面，帝国大学也承担着重要职责。其中，研究生院侧重于学术研究，分科大学侧重于人才培养。1887年，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大博士学位授予权，学位制度有了进一步完善。
1896年12月，在文部省的统筹安排下，日本第一个国家教育事业咨询机构——“高等教育会议”正式成立，日本国立大学的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期。
东京大学内景
3）“大学自治理念”的逐步确立
帝国大学成立之初，文部大臣拥有着大学博士学位的“特别提名权”。不过，在1887—1888年间，帝国大学评议会两次驳回了森有礼单独提名的博士学位申请人。显而易见，这体现出了“现代化大学”对于学校自治权的争取与坚守。
1893年，在帝国大学的试探与争取下，《帝国大学令》得以进一步修正，明确了“帝国大学各分科大学内设置教授会”的理念，实现教授会的法制化。“教授会自治”与学术权力的表达，得到了明治政府的全面认可，成为了日本大学内部治理的核心原则。
1905年“户水事件”的爆发，让帝国大学从文部省争取到教授任免的主导性权力。不久，“泽柳事件”爆发，京都帝国大学首次争取到了大学校长的公选权力，并得到了东京帝国大学等国立大学的“跟上”。至此，以教授治校与校长公选等为代表的大学自治制度，在社会各界得到了完全承认。
东京大学外景
众所周知，19世纪是现代大学制度转型与发展的黄金时期。1810年，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为宗旨的柏林洪堡大学创办。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创建了高水准的“研究生院”，现代研究型大学建设开始步入正轨。
柏林洪堡大学
在“文明开化”方针的指引下，日本国立大学的学部制、讲座制、研究生院等制度，均能从欧美诸国的大学制度中找到“原型”。不过，基于本国独有的政治和文化属性，日本的国立大学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对此，日本教育学者永井道雄认为，东京大学的创建，首先模仿的是德国大学的制度模型，但在理念上引入的是英国大学的“培养公民”理念，并借鉴了美国大学的组织结构与赠地学院理念，组建了工学部和农学部，开设了研究生院，引进了选修制等制度。
一言概之，日本国立大学创建的实质，就是以传统社会文化为根基，以欧美大学制度为模型的“西日融合”。
东京大学外景
具体而言，在近代日本的国立大学身上，存在着以下几个“特点”：
1）永远位于金字塔顶尖的“东大”
1885年，日本正式确立了内阁制度。与此同时，原有的大学制度也发生了巨变。基于打造“最强大学”的目的，在文部省的推动下，帝国大学先后与东京法学校和东京农林学校合并，并“摘除”了“拖后腿”的“预备门”。与此同时，这所被寄予厚望的帝国大学，充分享受着国家给予的特权待遇。
19世纪末的日本议会
首先是政府经费的充足保障。按照规定，文部省将年度教育经费的40%，用于帝国大学建设。其次是博士学位权的授予。根据《学位令》的规定，国家最高学位博士学位的评议权，授予给了帝国大学。
第三是大学毕业生的任职特权。实际上，早在伊藤博文担任首相期间，他就将帝国大学“构想”成为“培养内阁行政官，特别是高级官僚”的学府。因此，该校法科和文科大学毕业生，均享有免试成为敕任官与奏任官试补的特权。
据统计，在明治时期，东京大学共培养出10000余名毕业生，其中1/4进入政府官厅，担任要职。另外，其他学科的毕业生在相应的国家考试制度中，也全面享有免试特权。
乌德勒支大使馆前的访欧团成员，左2为福泽谕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治政府如此“偏爱”帝国大学？坦诚说，这是日本“等级文化”的体现。
众所周知，“等级森严”是日本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一大“特色”。因此，在国立大学的创立过程中，这一特征“不可避免”地被明治政府渗透到大学制度当中，并最终奠定了以东京大学为塔尖、其它老牌帝国大学位居其后、其他大学充当基础的“金字塔”高校形态。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一形态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明治天皇一家
2）“为国家服务”
在“文明开化”方针的指引下，日本国立大学的创立，一直蕴含着服务国家的使命。比如东京大学在创立之初，就寄托了明治政府“向西方学习科技与文明”的希望。实际上，国立大学完全可视为“为国家（明治政府）建设服务”的“智力机构”。
首先，政府是国立大学创办的主导者，国立大学需要接受文部省的管理，其发展依赖于国家资源的倾斜。其次，国立大学的内部治理，与明治政府具有相似的组织结构特征。以帝国大学为例，除外籍教师外，其余教师与行政人员具有明确的准官员级别。
“全面西化”的日本贵族人士
当然，为了能够让学生们“心甘情愿”地“服务于国家”，明治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思想控制”举措。
维新之初，政府通过颁发教育敕令、向各级学校下发天皇像“御真影”、出席大学开学仪式等形式，大力推动所谓的“皇道主义”思想。
在1886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中，虽然规定了“国家的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但在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中，再一次将所谓的“皇国主义”确立为国家的整体教育目标——这一目标，最终成为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根源。
以东京大学为例，在改称“帝国大学”后，该校成为了所谓“大日本帝国”实现“和魂洋才”的“最高殿堂”。《教育敕语》的颁布，更是将这一“梦想”推向了极致，帝国大学成为了“国家主义的大学”和“以质取胜，培养国家领导人和各阶层中坚力量”。
坦诚说，这种“大学神圣化”举措，与传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特质，可谓背道而驰。
明治维新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3）其他国立大学对东大的“选择性模仿”
值得玩味的是，帝国大学的一系列“西式改革”，同样激发了其它国立大学的模仿。其中，以京都帝国大学为代表的“新帝国大学”的创建最为典型。
实际上，伴随着帝国大学的创立，“在关西开设帝国大学”的呼声与日俱增。1897年，明治政府取出了《马关条约》中所获赔款的一部分，在传统文化中心京都，创立了京都帝国大学（即今京都大学的前身）。为示区分，帝国大学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
京都大学校门
需要指出的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模仿”，有着很强的竞争意味。实际上，早在1892年，为了打破日本唯一的帝国大学的学术垄断，23位国会议员就建议“在京都再增设一所帝国大学，形成竞争局面”。不过，该提案由于受到帝国大学的抵制，因此一直拖到1897年，才被正式通过。
因此，京都帝国大学在成立之后，尽管也模仿东京帝国大学，设置了法、医、文、理工四个分科大学，但很有策略地对自己进行了审时度势的定位，将自己的发展重心放到了学术研究领域。因此直到今天，京都大学一直享有“科学家摇篮”的美誉， “有志者致学，无志者尽兴”的学术氛围，也成为了京都大学的特点之一。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共有19位诺贝尔奖得主与京都大学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其中校友和教授共11位。另外，京都大学还诞生了2名菲尔兹奖得主、1名沃尔夫奖得主、4名拉斯克奖得主、4名芥川奖得主、日本唯一的达尔文-华莱士奖章得主（截至2014年），可谓巨擘辈出。
日本“旧帝国大学”的强势表现
1949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的汤川秀树教授，代表日本第一次摘得诺贝尔奖。截至2021年，包括3名美籍日裔在内的合计28名日本学者，先后摘得诺贝尔奖。其中，自2000年以来，就有20人获奖。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全部在日本国立大学就读本科，绝大部分人在日本国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由此可见，日本顶级名校培养的专业人才，整体质量是非常强的。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的教育工作者而言，日本国立大学制度的创建与改革进程，具备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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