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将罪犯发配到边疆地区的做法起源甚早。
由于边疆地区的气候往往较为恶劣，生存环境大不如中原地带。
因而，不少人便认为，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对其罪行最好的惩罚。
可实际上，除开这一层原因，将罪犯发配到边疆地区还有另一层作用。
即，将罪犯作为屯田的劳力，进而实现开发边地、充实人口的目的。
历史上看，乾隆中叶后，统治者将新疆打造成重点发遣地区。
此举便是这一意图发挥到极致的体现。
乾隆中期，随着回部、准部等部落相继平定，新疆由此纳入为国家行政地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区域。
尽管国家行政上已承认新疆的归属身份。
但满汉、夷有别的观念始终横亘在统治者的心头。
面对如此辽阔的“异域”疆土，乾隆试图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要发展新疆的经济、政治等，又需突出与中原汉文化的区别。
而最简单的办法，便是将罪犯发配至此。
乾隆二十三年，经军机大臣奏请，新疆被正式列为帝国罪犯的主要发遣地。
根据《清实录》记载：“嗣后盗贼、抢夺、挖坟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令其耕种。”
这也就是所谓的“发遣”刑。
事实上，“发遣”刑并非清代独创，而是承明代律制而来。
一般认为，该刑与充军共同归属于流刑一类。
由于这是终身制的刑罚，因而公众认为，其恐怖程度仅次于死刑。
只不过，面临“发遣”刑的罪犯，虽然要前往环境恶劣之地，但倘若日后表现良好，也能够转正为民。
然而，就刑罚意义来说，“发遣”刑与充军截然不同。
这是因为，“发遣”刑中的“外遣”包含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意义。
在新疆被列为主要发遣地之前，清朝罪犯主要被分配到黑龙江、广东、广西等偏僻之地。
除此之外，云南、贵州也是犯人流放的目的地之一。
尽管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些地区与新疆均属于偏远地区。
环境恶劣的程度也是不相上下。
然而，在清朝的文化视野中，两广、黑龙江、云贵等地与中原文化有密切交流。
所以理应被视作中原文化的分支。
换言之，如果罪犯被发遣至这些地区，还是能与中原文化保持交流，不至于丧失原本的文化身份。
可倘若这些罪犯被发配至新疆地区。
那么，他原有的文化身份只能面临失落的结果。
毕竟当时，新疆地域的文化乃是夷文化。
诚然，此时的新疆已经成为清朝政治版图的一部分。
但其极具特色的当地民族文化，尚未与中原文化达成一定的交流。
因而也就减少了同化的可能性。
因此，考虑到夷文化存在对朝廷统治的威胁，乾隆下令将新疆作为遣犯的主要发配地区。
为的就是冲淡当地文化的影响。
同时，乾隆也希望这些受中原文化熏陶的遣犯们，能够为文化的交流做出些许的贡献。
当然，在宣传的同时，这些被发遣至新疆地区的罪犯也能通过实际劳动，为新疆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综上所述，乾隆年间，前往新疆的遣犯人数相当多。
王希隆据《清实录》所载，初步估算乾隆年间的遣犯数量大致在十六万左右（接近一个县的人口）。
那么，这些人究竟是犯了什么罪，才会被遣送到新疆呢？
如前所述，犯下一般罪行的犯人并不需要动用“发遣”刑。
根据《新疆条例说略》的记载，只有危害到社会稳定秩序的罪行，才有可能处以此刑罚。
而所谓危害社会秩序的罪行，莫过于杀人、故意伤人、强盗、抢劫等罪行。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政治性罪行。
如，故意编造谶纬妖书、并在世人中广泛传阅。
那么，便可以用祸国殃民的罪名，将其处以“发遣”刑。
再加上，清朝办案讲究的是宁可错杀一人，也不愿意放过一个。
一旦社会上出现各种充满邪气的组织，朝廷便会大举派兵捉拿他们。
因而，每当朝廷破获一起“邪教”案件,少则几十人，多达几百人会被送往新疆”。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案件数量偏少，但实际的发遣人数却并不少。
颇为有趣的是，除了乱抓人，清朝政府还会实行连坐制。
比如，如果杀人凶手的子女未能成功劝住凶手。
那么，不但子女将作为从犯受到发配新疆，杀人凶手的其余直系亲属都要受到同样的处置。
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个大家庭中，只要有一人犯下大罪，其余的人都将被发配至新疆。
如此一来，发往新疆的遣犯人数自然也就源源不断地增加。
非但这样，遣犯中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情况。
那就是犯人的妻妾、子女。
新疆作为边外苦寒之地，人口稀少。
遣犯被发配至此，除开行政上的日常管理之外，还需要有人在生活方面帮衬一下。
毫无疑问，没人愿意前往新疆管理遣犯们的生活。
这一重担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遣犯们的家属身上。
乾隆三十三年，朝廷颁布律令规定，发往乌鲁木齐等地的罪犯，其妻妾、子女也必须一道前往。
只有在遣犯妻子残疾、年过六十或是遣犯双亲需人照料这三种情况下，遣犯的家属才能幸免于难。
当然，如果有些遣犯的妻子满足上述的情况，但仍然自愿跟随遣犯出关，官府便会给一笔丰厚的补贴。
由此看来，遣犯至新疆的人数之所以呈增长的趋势，并不一定是实际犯罪人数的骤增。
而是缘于各种“旁因”，才增生出如此多的人数。
当众多遣犯及其家属来到新疆，地域广阔的新疆便是他们施展身手的地方。
首先，为了满足遣犯及其家属日常生活所需的生存资料，遣犯到达分配地后，必须立马开展种地劳动。
事实上，早在新疆未被清政府完全平定前，清朝统治者就在安西、哈密一带进行了屯田活动。
随着大批遣犯的到来，此前的屯田地区已经满足不了基本的需求。
如此一来，辽阔的乌鲁木齐、伊犁地区就成为屯田的重点地区。
那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个被发配至新疆的遣犯，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呢？
当然不是。
遣犯仅仅作为劳役分子被差遣，并不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并且在整个劳役过程中，只有携带亲属的遣犯才可能拥有单独耕作的机会。
其余的遣犯只能跟士兵们一起耕种。
不但他们的任何活动都要受到士兵们的监视，而且所获得的生存资料也远远少于士兵。
举个例子，每两个士兵就能获得耕牛一头。
可遣犯，则需要凑齐六个人头，才能获得一头耕牛。
然而他们需要向国家上缴的税金、粮食却是士兵们的两倍。
试想一下，在耕牛数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遣犯们几乎没有能力完成种地这项重大任务。
因此，不少遣犯宁愿选择“当差”。
所谓的“当差”，实际上是指参加挖矿、挖渠等这类又辛苦又危险的工作。
但由于“当差”的伙食还算不错，不少遣犯宁愿冒着风险干活，也不愿意吃不饱。
当然，能“当差”的遣犯们并不多。
清朝律令规定，只有先前为官的遣犯才有“当差”的资格。
如此看来，不论是种地，还是“当差”，都不失为一种极佳的惩罚方式。
然而，相比起“为奴”的惩罚，这些手段还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清朝律令规定，除发往“当差”、“种地”的遣犯之外，其余遣犯都要给兵丁当奴隶。
通常来说，“为奴”遣犯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给北疆的驻防士兵为奴，一类是发往南疆的少数民族贵族为奴。
就性质而言，“为奴”遣犯毫无尊严可言。
不管是政治地位，还是生活待遇，他们都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但由于“为奴”遣犯首先是遣犯，而非奴隶。
因此，他们的生杀大权还是掌握在朝廷手中，而非作为主人的兵丁手中。
对于罪犯而言，不论被发配至何地都是一种惩罚。
但是，对于清朝来说，罪犯发遣新疆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间接的移民法。
清代统治者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要求罪犯向西北移民，并出台了一系列屯田落户的法令。
不难看出，这已经不是简单、纯粹的刑罚制度。
参考文献
《清实录》
《新疆条例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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