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凡
陶宗震
破土动工于1958年的人民大会堂，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大会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性建筑和新中国建筑史上的标志性建筑，它与天门安城楼、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毗邻呼应，构成了既具浓郁中国特色又焕发着新时代气息的大型广场。正因为此，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举世瞩目。然而，这类政治色彩浓郁的广场和建筑，其构建规模和仪范形貌设计方案筛选采纳的决断，无疑要由党和国家的高层拍板。涉事与闻者有限，故而关于这个广场和这座政治性建筑的构建方案设计及定案过程常人难窥其真其详，于是各种猜测谬传孳生蔓延，说法不一。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认识了陶宗震先生。他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不仅使我当年在采写这一政治工程时所怀的存疑逐一得到解答，而且感到这位人民大会堂方案真正设计者何以被湮没以及他的身世遭际颇引人深思……
人民大会堂工程，是和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必要先对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稍作说明。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开国大典，那时的天安门前仍保持着皇城大门到前门的“瓮城”形态，还不是如今我们看到的空阔广场。不过，“瓮城”东、西三座门两侧的红墙已被拆除了部分，一条环城的有轨电车线经天安门而过。这些都是北洋政府时期由朱启钤主持北京市政改造的结果。
每逢大的历史更迭，都市的建筑和格局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异。新中国初建时也不例外。
对天安门前的广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工作，在国庆活动举行过几次后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市首都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张蚫、周志良等人于1957年先后拟出了10余个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未能定案。
张蚫生前曾告诉我，方案中有一个还是苏联专家的得意之作：从天安门至正阳门间900米全部拆空，西留司法部街，东留公安局街，总宽600米。以纪念碑为中心，左右各置一38米至60米的车道，并在车道东、西面都留出了建筑空间。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故，才有国内外关于天安门广场规划和人民大会堂设计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的传言。
后来参与规划工作的陶宗震说：“在苏联专家协助下搞的方案，都只是布局的设想，并无具体内容。设想中的广场建筑大多安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北，广场空间布局的观念皆未脱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嵌边式’广场模式概念，建筑物的前面只有一两排行道树，但空间尺度和比例上却没按文艺复兴时期从视觉角度来确定建筑高度与广场宽度的关系。我分析规划方案始终定不下来，关键在于广场建筑内容的不确定，所以当时谁做也是这个结果。”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纪念碑式的建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在长安大戏院做了“国庆工程”设计征稿的动员报告。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以广场整体规划设计与建筑方案的设计同时进行。至此，广场规划设计才具有了实效性。
由于原单位中央城市建设部的调整变化，陶宗震恰在这时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他说，整个“国庆工程”及广场规划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中央领导直接关注下，由北京市委刘仁、万里，市首都规划委员会及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的佟铮、冯佩之、李正冠、沈勃等具体领导者层层负责下进行的。广场规划设计以及“国庆工程”应征方案汇集后的向上汇报，向下传达领导指示，都由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总图室副主任沈其负责。
直接向陶宗震布置规划设计任务的，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沈其。她代表总图室向陶宗震交代：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比例约为5∶8，与1∶1．618的“黄金比率”几近相合），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所以广场规划几经变异，但红线始终没动，红线内的总面积为40余公顷。
规划设计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根据中央及市、局等领导的要求，划订广场红线，广场红线内的道路、绿化、市政设施以及路面、灯具等的布置、布局和设计由陶宗震负责。然而，除了红线尺度、总图提出的广场两侧的“国庆工程”项目和以往未定的10余种方案外，此刻担任广场规划设计工作的陶宗震，并没有太多的参予，也没得到更详尽的任务要求的指示。
一天，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佟铮，带来了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这位名叫辛毅的军官，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3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重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
按上述要求，西单、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经过天安门的有轨电车轨道要拆掉，今后也不设无轨电车。长安街不设架空线路，原来架空的线路改走地下，因此规划建设了北京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许多年以后，陶宗震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重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遇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虽说广场上建筑的布局需待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建筑的设计征稿定案才能完成，但刚接手广场设计任务的陶宗震，还是根据已掌握的数据和要求，开始了广场红线内的规划设计。
陶宗震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这就不能借鉴往昔设计所采取的“嵌边建筑”方式，否则广场空空荡荡的问题必将更凸显。
因此，陶宗震在做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能地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他以对着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的两条南北向道路为界，路的内侧为平板广场，路外侧为人行道和绿地，这样就使平板宽度有300余米，加上路面及纪念碑两侧，中心广场面积约14公顷，基本上可满足40至50万人集会的要求。
在两侧建筑物周围，陶宗震设计了宽约70至80米的绿化带，使广场空间显得过于空旷单调的状况有所缓解，并可使从积水潭——后海——北海，景山——中南海，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松林——前三门护城河（当时规划护城河两岸为绿化带）几处绿化相衔，联结一体贯通市中心。
此构想很快被上级认可。后来广场两侧的建筑内容虽几经变化，但最终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周围都有较高的绿地环绕，广场两侧也多了一层绿化。建筑北面临长安街的建筑红线宽度为180米，也有足够的绿化空间。
依照陶宗震这一构想建成的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式广场（如莫斯科红场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不仅没有苏联人参与其间，而且连相关的影响也不存在。
对此，陶宗震还向我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苏联来华的建筑专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撤走了。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梁思成，秘书长汪季琦，理事王文克、戴念慈在台基厂国际俱乐部设午宴招待他们。由于穆欣当年曾与陶宗震有过较长时间共同工作，一直保持着联系交流，故专门指名要见他。他遂被邀请参加了午宴。
那时，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中，所以席间穆欣询问起有关的规划设计情况。在座者中只有陶宗震参与了规划设计阶段的全过程，汪季琦便推他给苏联建筑师们介绍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规划设计情况。
当陶宗震介绍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相当于5公顷的莫斯科红场8倍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8倍！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在座者一同热烈鼓掌。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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