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到曾国藩、范旭东：湖南人精神的向上超越
黄守愚
一
去年，有位北京企业家邀请我讲“'湖南人’精神”，我不假思索地说：“可以讲'从王船山到曾国藩、范旭东’这个主题”。事后，我反思了几天，这个主题确实能阐明“湖南人”精神，揭示出一些“湖湘文化”的特质。
“湖南省”，是清朝康熙、雍正时期设立的，从湖广省分立出来的。随之，也“发明”出来了一个“湖南人”概念。“湖南省”、“湖南人”的诞生相对偏晚，古今特出人才不多，又无独立的省域文化解释权，各种“资本”不足。在“中国”各省的话语权竞争中，“湖南”处于“上升之中”（弱势地位），不仅难以与一些大省竞争，也不足以团结“湖南人”和促进“湖南”上升。与此同时，这个时候的“湖南人”在日常交流中还有受羞辱之感，尊严遭到伤害，深感义愤。
掌握话语权的竞争优势，是古今世界各地区之间的一种共通现象，不独“湖南省”或“中国”。曾国藩的兴起“省运”之说，应当是其前后之“湖南人”的共同追求和努力。“省运”不兴，无话语权的竞争优势，“湖南人”尊严何在？哪来的出路与希望？
观照历史，我们会发现“湖南人”兴起“省运”的努力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进行。有人认为，当时实施了一系列的“文化工程”来进行文化“立省”，如编《湖南通志》、《湖南文征》、《沅湘耆旧集》、《资江耆旧集》、《船山遗书》，建船山祠，公祭王船山，推动王船山入祀文庙等。
在兴起“省运”的过程之中，王船山被推崇为“'湖南人’精神”的始祖，是建构“'湖南人’精神”的先导、质料。余廷灿撰《王船山先生传》，陶澍为船山祠题联、题匾，邓显鹤刊刻《船山遗书》，是开其端。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郭嵩焘创建船山祠、思贤讲舍、公祭王船山、上奏朝廷要求王船山入祀文庙，彭玉麟创办船山书院，是踵其后。之后，维新派、革命派继续推崇王船山。其中，湘商一直为兴起“省运”献力，譬如说湘商领袖王世全是邓显鹤刊刻《船山遗书》的出资人，湘商领袖朱昌琳是郭嵩焘的办事人、出资人。
“湖南人”入祀文庙，只有周敦颐一人，“湖南人”何以在科举考试、官僚群体之中占有先机？文庙里有人，比“朝中无人莫做官，朝中有人好做事 ”更为根本。文庙里有人，其著作相当于“指定教材”，可在科举考试中引用，有利于研读此书的人结成和扩大“同盟”，并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朝廷，形成关系网络，掌握话语权的“优势”。这也是郭嵩焘上奏朝廷要求王船山入祀文庙的原因之一。
不仅在过去，即使在今日、未来，兴起“省运”是世代相继的，也不可中断。因此自“发明”出“湖南人”以来，不断有人对“湖南人”、“'湖南人’精神”进行诠释，如陶澍、邓显鹤、曾国藩、郭嵩焘等，以及后来的维新派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革命派黄兴、蔡锷、宋教仁、章士钊等人，乃至于今人。如杨度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这是他在宣示“'湖南人’精神”，即宣示“湖南人”能真正承担拯救“中国”的责任。
果其然，“湖南人”崇祀王船山，有实功实效，确实兴起了湖南之“省运”，拯救了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二
先秦的重要人物出行有“先导”。《离骚》云：“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远游》云：“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大微之所居。”分析人类文明可知，每个人在精神上都需要有“先导”。
从近200年以来的大势看，王船山确实是一位“复兴中华”、“重光祖德”的“先导”和“始祖”。“湖南人”以“王船山”的名义，“引导潮流”，“走向主流”，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开显了“湖南人精神”和湖湘文化的绚丽异彩。船山学社副社长、湖南师大王泽应教授的“引导潮流”、“走向主流”之说，切中肯綮。
在传统观念之中，辽、金、元、清是夷狄，不是正统，要尊王攘夷。在当时，异族群屠杀、抢劫、讹诈、虐待华夏人，那么，尊王攘夷也是现实需求。1840年以后，西方的夷狄来到中国，也是屠杀、抢劫、讹诈、虐待中国人。采用文化心理学分析方法，内外相争，同异互斗，世代怨仇，这些都是“实然”。
也就是说，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人有两大使命，一个是“驱逐夷狄”，废除满清，排除西方侵略，一个是“恢复中华”，重建正统。两大使命，可以追溯到宋末的郑所南和明末的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傅山、李中孚、孙夏峰等人。
在担当两大使命之中，因缘和合，理势顺乘，王船山思想博大、“历史记忆形象”特出，对中国的影响相对最大，也使得“湖南人”对中国的贡献相对最大。
王船山的历史地位，是后人追认的，建构出来的，“发明”出来的。这种行为是基于诸多现实需求而产生的。一旦被“发明”之后，便成为了“既成”的信仰、历史，也成为了通识，对社会、后人有巨大的“追远开来”的深远影响。
究竟是“湖南人”成就了“王船山”，还是“王船山”成就了“湖南人”呢？也说不清。似乎，有点偶然性，上天眷顾对“湖南人”，赠送一个礼物“王船山”。“湖南人”也有大智慧，“众里寻他千百度”，推选出来一个“王船山”，并靠着“王船山”飞龙在天，在诸多领域创造了无数的丰功伟绩。
三
王船山一生在总结之前的文化和反思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致力于重建道统，端正中华文化的生命方向。他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述的。
王船山的思想大旨是什么呢？
综合前人的总结，可将王船山的思想定性为：宗师周张，修正程朱，反陆王，辟佛老，重建道统，在师、反、修、辟、建的过程之中建构出了一套庞大的具有现代性的新儒学体系，足以开出现代性的民主、科学。
他早年发扬“黄中”精神，写了《黄书》，晚年又自撰墓志铭说：“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对此，我在前年有一个新解释，“抱刘越石之孤忠”，是尊王而攘夷、进夷，即领导天下仁义秩序；“希张横渠之正学”，重建中国道统，即复兴中华文化正道。复兴中华文化正道，领导天下仁义秩序，可谓之“黄中精神”。
“天下”在理论上是无边界的，在实践中是“看”得见（感应得到）的世界。“中国”是领导“天下”并对“天下”负责的大国。在王船山时代，“看”得见的“天下”局限于中国、四周及对外围之见闻。在范旭东时代，“看”得见的“天下”已由全球扩张到外太空了。在当今，“天下”是宇宙了。
“天下为公”，“王者无外”，“黄中”转动“天下”，仁爱全人类。王船山说：“人者，阴阳合德之神所聚，而相阴阳以协天地万物之居者也。”人有安顿全人类的道德责任。王船山说：“君子有救世之心，当思何以挽之。”谭嗣同有感应，说：“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可知，“湖南人”精神主张爱全人类，有责任拯救世界。
“中国”观念、“天下”观念，发源于先秦，流及当今。明末，夷狄入主“中国”，多数士大夫、老百姓心里不答应，在现实中又迫于实力不济而妥协了。捍卫春秋大义，永不妥协，唯独“历史记忆”里面的王船山做到了极致。他为了保卫贞操名节，躲藏于山林，不剃发，不易服。为了逃避清朝的缉捕，他与妻子一度化身为瑶民。他白天出门打伞、穿木屐、提着马灯，表示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驱逐夷狄之黑暗，恢复尧天舜日之大明，复兴中华、重光祖德。
“历史记忆”中的王船山之形象，臻于极致，给后人指明了复兴中华、重光祖德的方向，鼓舞了信心与希望。
王船山自撰门联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乞活埋”，典出《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是以一大事因缘出世，开基作祖，作圣人，当开山祖师、领袖。此联的意思是：儒家的六经责令我创新，为世界未来文化开天辟地；“吾生有事”，我七尺男儿从天上来到人间是负有使命的，乾健坤顺以洽合天道，作圣人，当开山祖师、领袖，为天下操持仁义正道。开创一片新领域，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可以为子孙后代继承下去，方可谓之“开基作祖”。子孙后代学了这些，无法生存下去，又怎么会继承呢？
王船山在哲学、政治学、科学、经济学等上都有现代性阐述，实现了“乞活埋”的理想。1936年，张岱年认为在王船山思想是“活的哲学”，为将来新哲学之先驱。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侯外庐认为王船山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武汉大学教授说，王船山思想超前两百年。三者皆可谓独具只眼！
传统哲学偏向于“士大夫”的需求，以无、静、虚为尚，而大众之思想需求，向为传统思想家所疏忽。王船山以有、动、实等为尚，满足了大众的思想需求，也是现代社会勃发巨大创造力之“永动机”。谭嗣同在《船山遗书》里面读出了“民权”，而熊十力读出了“法治”“虚君共和”。熊十力说，“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王船山易学体系“足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可见王船山是基于中国几千年的民主、礼治、法治、俗治的，其思想足以开出现代性的民主、法治。
王船山比康德早100多年，康德的“世界公民”、“永久和平”之说，不及王船山的“天下公民”、“天下为公”之说。王船山比黑格尔早150多年，黑格尔没有资格与王船山相提并论。岂可说“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岂可臣服于西方中心论的视觉？岂可自甘沦落、攀附西方？据船山学社名誉社长王兴国研究，这句话是伪托一位大人物说的，不可为据。
王船山看见当时从西方传入的器物、书籍之后，光大了先秦诸子的智慧、道德，表彰并发展了古老的“践形”说、“三圣”说，恢复了传统的“格物致知”路径，走向了研究认知形式和自然界。那么，沿着王船山的思想路径，足以开出了现代科学。范旭东之哲学、历史、科学互摄说，是从实践中悟出，返归于王船山。
王船山比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100多年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1906年，署名为“勇立”的作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 的“社说”, 将王船山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王船山的思想“与斯密生计自由之说，真若无毫发之差者”， 并推崇王船山是“我国最大之计学家”，与亚当·斯密东西辉映。英文economy，即今日所谓“经济学”，严复认为应当翻译为“计学”，而梁启超则翻译为“生计学”。“我国最大之计学家”，即中国最大之经济学家。
王船山主张自发秩序，建立自由的“天下”市场，反对违背正义的干预、垄断，建构了一套的经济思想体系，确实是中国最大经济学家。为什么呢？一是王船山建构了经济形上学，为经济活动提供了终极价值依据。二是王船山提出经济自由主义原理。三是王船山是中华法系的立法者，崇尚法治，主张宪法政制，证实良心。这为经济提供法治保障。四是王船山推崇宪法经济正义。五是王船山为商人道德立法。
这些，还只是王船山思想的部分内容。
四
为什么中国的高楼大厦这样多？许多城郊的居民抛弃乡野的别墅似的低层私宅，争先恐后住进高楼，只因精神上有此精神需求。古代的“高楼大厦”，是官方推崇的文塔、祠堂、文庙、文献等。
也有人对我说，现在的文化交流如此频繁，影响又如此大，各地区趋于同一化，没有必要宣传地域文化了。我以高楼大厦为例进行阐释，认为必须提供满足一个地区的居民精神需求的公共品。
自己的言行有理、无错，是每个人都需要有的观念依据。也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有观念上的“先导”作为依据。要求每个人像天才型创造者一样能“出入有无”，凭“空”为自己“立法”，这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借象表意、开权显实，创造更多的公共品，让人自由选择，各取所需。
近200年来，一些“湖南人”出版“湖南人”的文献，诠释“湖南人”精神，推崇王船山为“湖南人”精神始祖，可以满足自己和当下其他的“湖南人”的诸多需求，尤其是精神需求。
从陶澍开始，“湖南人”精神的书写有了“世继”的传承关系。他改革漕运、盐政，振兴文教，政绩显著，又善于提携人才，被誉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他提携、影响的人才比较多，也不局限于湖南，但其中的“湖南人”也多，如邓显鹤、魏源、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彭玉麟等。他有先导之功，被认为是近现代湖湘文化崛起之源。著名历史学家萧一山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陶澍家里藏有王船山的书，早年也推崇王船山，追求诠释“湖南人”精神，兴起湖南之“省运”，拯救中国。邓显鹤推举王船山为“湖南人”精神领袖，“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又谋刻《船山遗书》、筹建船山祠，得到了陶澍的支持。陶澍为船山祠撰联云：“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他评价王船山是“天下士”、“百世之师”，即为一大圣人。
邓显鹤被誉为“湘学复兴之导师”，其大功在整理、出版“湖南人”的文献，诠释“湖南人”精神。他刊刻《船山遗书》，还获得了湘商领袖、王船山七世孙王世全的出资，也有邹汉勋、欧阳兆熊、左宗棠等朋友的协助。
曾国藩、郭嵩焘均与前辈邓显鹤有交往，也都继承了邓显鹤的衣钵。1854年，太平军攻占湘潭，邓显鹤之《船山遗书》毁版。曾国藩采纳赵烈文、欧阳兆熊的建议后，决定重新出版《船山遗书》。他在平定太平军的战争之中，日理万机，还亲自校勘《船山遗书》，可见其极为重视诠释“湖南人”精神，为自己的言行乃至于整个湘军团体提供“先导”之依据。岳麓书社原社长夏剑钦认为，出版《船山遗书》与平定太平军，同等重要。这个断识是高明之见。
随着湘军的崛起、《船山遗书》的出版、洋务运动的兴发，天下“莫或无有湘人之踪”，王船山火热起来了，朝廷由衰亡转向“中兴”，“湖南人”精神及其呈现出来的实功实效也震撼了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
一时，“湖南人”挽救危局，一大批“湖南人”掌握了督抚之权力，声势赫奕。这种气势在“王船山”的加持下，“湖南人”被认为拯救中国的第一责任人，也让大多数中国人信服。梁启超说：“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郭嵩焘完成了邓显鹤想做而未做成的大事，于1870年在城南书院创建船山祠，又上奏朝廷要求王船山入祀文庙，之后，又创办禁烟公社、思贤讲舍，立下了公祭王船山、讲学的规矩。其中，湘商领袖朱昌琳是为郭嵩焘办事、出资的得力干将，他与辛亥功臣、湘商领袖龙璋都参加了郭嵩焘组织的公祭王船山典礼。
郭嵩焘在诠释“湖南人”精神的同时，担任了中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也提出了一系列复兴中华的改革主张，并预言用三百年来振兴中国。可惜，当时没人听他的。
后来，湘潭人赵启霖完成了郭嵩焘的遗愿，使得王船山于1908年入祀文庙，让“湖南人”精神登上最高神圣殿堂。这昭示着“湖南人”迟早会问鼎天下。
同样，维新派谭嗣同、唐才常和革命派黄兴、蔡锷、宋教仁等也是以“先导”王船山的名义来推动自己的救国救民之事业，也以此诠释了“湖南人”精神。
谭嗣同称颂王船山是“雷神”，并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这预言了王船山是唤醒民众、拯救中国的“惊雷”。梁启超也说过，当时的青年读《船山遗书》，读得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
这批辛亥志士读了“先导”王船山的《黄书》，走向了推翻腐朽的清朝，拯救了中国。章太炎说：“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矣。”刘异说：“复以革命朋辈中多推崇衡阳先贤王船山为鼻祖，属其阐扬，遂于学会中倡设《船山学报》。”
曾国藩出版《船山遗书》，预料到了这一点，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认为曾国藩早有筹划，也有心为之，符合古代的“春秋大义”。
五
自从王船山对湖南、中国产生巨大影响以来，其影响是多元的，其领域有哲学、史学、政治、军事、经济、社团等，不是单一的。
1800年以来，“湖南人”崛起，军事、政治人物“前置”于视觉效果之中，遮蔽了工商人物，形成了“湖南人”会打仗、当官而不会经商的说辞。而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伍继延说，湖湘文化的崛起是从湘军到湘政，湖湘文化复兴靠湘商。
实际上，在明清时期，湘商的实力在全国排位在前几名，并随着湘军、湘政的崛起而加速扩张，创造了罕与伦比的辉煌成就。过去的说法，在历史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就视觉效果、叙事逻辑、需求效果而言，伍继延的说法也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道化湘商，船山是始祖；文宣宪义，我辈开新基。”基于王船山的思想与其对湘商的影响，我们在2018年追认王船山为近现代湘商文化始祖。范旭东是“湖南人”精神在工商业、科技创新、文化复兴领域的开显，被追认为现代湘商文化之魂。
从王船山到范旭东，可以解释是从近现代湘商文化始祖到现代湘商之魂的正道传承，也可以解释是在王船山复合多元的影响之中，范旭东对前人诠释王船山思想之整全的继承。
1840年以来，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之后，西方庸俗文化污染中国，“君子型”人才逐渐稀缺，小人兴起，禽兽当道，被西方牵着鼻子走，使得国家之命运陷入“三峡”困局。可以说，自曾国藩这一批人之后，没几个具有救国救民能力的“甫申”了，一代不如一代。
范旭东，就是一个理性的“君子型”人才，为天降之“甫申”。他出身名门望族，从小饱读儒家经典，原本打算走科举之路的，在哥哥范源濂的带领下走上了新学之路。因缘际会，清朝覆灭，“新人”当道，范旭东对现实不满，辞去财政部的公职，下海创业。
南京范旭东纪念馆负责人张能远说，范旭东为什么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家？大家忽视了“湖湘文化如何化育出范旭东内在的精神气质”这个向度。
张能远的判断有道理。范旭东追随哥哥范源廉去时务学堂听课，见过谭嗣同、唐才常的演讲；他在日本求学期间，参与编辑《游学译编》，与黄兴、蔡锷、宋教仁、杨毓麟等人有交集，与梁启超也有师从关系。范旭东弃医学，转攻化学，在海滨秘密研制炸药，应当是受杨毓麟和其他革命派的影响。
屈原的“上下求索”的“天问”精神，周敦颐开创宋明新儒学的魄力、雄心，在范旭东的血管里涌动。王船山、曾国藩、郭嵩焘都强调崇实黜虚、经世致用，范旭东继承了这一点。曾国藩遗嘱有“习劳”之说，而范旭东曾在劳作的照片上题写了“习劳”。
当君子，必须要讲君子之道。当大众，可以任性而为。这些在王船山思想里面早有昭示。王船山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范旭东有“圣贤”之“人生乐趣”。他早年不屑于读曾国藩的书，在创业期间从妻子那里读到了曾国藩的家书，大为震撼，认为曾国藩办湘军之道与自己创业之道同出一辙。
在研读范氏族谱的时候，我觉得范旭东早年的家教传统也应当值得关注。范旭东的高祖在岳阳经商，曾祖父范骥举人出身，在今北京一带做官。范骥与曾国藩有过交往，他的名字见于曾国藩日记、家书。范旭东的祖父辈、父亲辈，都由此走上了传统的读书出仕之路，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训练君子（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气质。越是处于“上升之中”的家族，越是重视这种训练。范氏家族属于这种类型。依据文献分析，范旭东的母亲谢氏出身名门望族，知书达礼，从容不迫，向上超越，有君子的精神气质。据说，范旭东在家里吃饭，不允许小孩子说话，是“食不言”的君子精神传统。现在，夏天习惯了穿短袖，吃饭又说又唱又笑，哪里还记得“食不言”的传统？只有严格按照丛林熏修的寺院保持了“食不言”的传统。
王船山在《易传》里面反复拈提的“三圣”，分先圣、中圣、后圣，是“通”而“作”的典范。先圣发明创造器物，中圣发明创造制度，后圣发明经典，创造价值。我曾总结为“圣人发明创造传统”、“圣人精神”。仁义道德统帅器物、制度、价值，这是“圣人精神”的要义。《庄子》云：“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圣，让他人有道德；贤，让他人有财富。如此之圣、贤，要有器物、制度、经典的保障。范旭东的“永久黄”事业，不是如此吗？
我认为范旭东是“圣贤型企业家”，是基于他的精神气质与修养以及其实功实效作出的审判。1940年，胡适在日记中评价范旭东是“新圣贤”，“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这只是就他的“永久黄”事业的开创性而言的。熊十力在1947年说，依据范旭东的材质、心神、事业来判断，他是“贤人”，在豪杰之上。
范旭东敢于担当复兴中华的使命与责任，“抱定为国家做事之宗旨”，“为中国奋斗”，“为救国家的危亡而办实业”，总是以中国化工先导自任，曾说：“（永利）公司负吾国化学工业先导使命，日夕未敢忘怀。”他“存神通化”，在文化创造、科技创新、工商业实践上实现了王船山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被誉为“中国化工之父”、“世界企业精神之父”。他创造的“永久黄”精神，至今影响着后人。他开创的“永久黄”事业，已是百年企业了，或快要成为百年企业了。
在创业过程之中，范旭东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文化要调整方向，由虚转实，由人转物，偏向研究自然世界，同时，以中国哲学为现代科学奠定基础，以中国历史为现代科学提供自信与动力，建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让中国文化浴火新生，造福全人类。
范旭东是“惊雷”，创造了几十项中国、亚洲、世界的第一。1914年，他创办中国第一家精盐企业——久大精盐公司。1917年，他创办亚洲第一家苏尔维法制碱企业——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他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26年，他在亚洲第一次生产出苏尔维法纯碱。1928年，他创办中国第一家企业报刊——《海王》旬刊。1932年，他的黄海社研发出中国第一批磷肥、钾肥。1933年，他支持侯德榜在美国出版《制碱》，第一次向世界公布苏尔维法制碱技术。1934年，他提炼出世界第一家企业精神——永久黄“四大信条”。1935年，他的黄海社研制出中国第一块氧化铝。1937年，他创办亚洲最大的化工厂——永利硫酸铔厂。1941年，他主持团队研发出世界第一水平的“侯氏碱法”。1940—1945年间，他对外国输出制碱工艺，是近现代中国第一次对外输出高科技。
在科研、事业、道德等诸多方面，范旭东总是一个“先导”，敢为天下先，领导着大家向前冲锋。只有合影留念，他经常站在边上或后面，“不敢为天下先”，开显出君子的谦让精神、“良贾”的深藏精神。
范旭东有远大的战略眼光、超人的洞察力、雄心。陈调甫说：“二十年前办工厂而知科学研究重要者，除（范）先生外，国内恐无第二人也。”范旭东说，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首先是成为“永久黄”团体的中枢神经，进而成为中国的神经中枢，再进而成为世界的中枢神经。可见，他秉持王船山的“黄中精神”，其理想不止是领导“永久黄”团体，他还要领导中国工商业、科技创新，更要领导世界工商业、科技创新。这种理想，可谓之“永久黄”精神。
1935年，范旭东创办中国工业服务社，计划成立“全国工商大联盟”，领导中国工商业、科技创新，一则提升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竞争能力，团结起来应对外国经济侵略与科技垄断、封锁等，捍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尊严；二是帮助弱势国家提升科技创新、竞争能力，捍卫其的利益、尊严；三是领导西方工商业、科技创新，造福全人类。如此伟大的理想和长远规划，可惜因为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被迫延期了。
“湖南省”是中国的一部分，“湖南人”爱中国，忠于国家，这是伦理上的“应当然”。“天下为公”，“王者无外”，那么，“湖南人”爱全人类，对全人类负责，也是“应当然”。
范旭东是“湖南人”，有救全人类的理想、仁爱之心。他说，不只是“为中国奋斗”，而“应该看到全世界”，“为人类打算”，“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人类服务”，增上“人类的新进步”。可见，“永久黄”精神是基于“天下”观、“中国”观的，继承了王船山的“黄中”精神，也与谭嗣同“以心挽劫”说相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范旭东誓不投降日本，毅然将“永久黄”团体内迁，计划在湖南、四川、重庆等地继续创业。这段时间的坚苦支撑，与他创办永利制碱公司时候的冒险、抱贞相似，正是“湖南人”精神的开显。
1917年创办永利制碱公司，1920年动工，1924年第一次开车失败，1926年正式生产出优质的纯碱。其中，有安装设备的失败，有购买了美国早已淘汰了的设备的受骗，有面临破产而遭英国竞争对手的收购的压力，有债主们的讨债，有股东们的怒斥，范旭东不为所动，坚持到底，终于突破西方科技的垄断、封锁，在亚洲第一次生产出纯碱。
在内迁期间，公司有人而无资产，还有大量债务，随时会破产，他只好四处借钱。他不辞劳苦，亲赴越南、缅甸押运设备，然还是被日本侵略者抢走大量设备。他在自贡续办久大精盐工厂，被当地势力围攻、打砸。在香港，他差点被日本侵略者炸死、枪杀。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指挥侯德榜在香港、上海、纽约、乐山等地研发出了世界第一水平的碱法——侯氏碱法。
“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总之，范旭东有企业家、科学家、哲学家的操持能力，真是天纵之才！是上天送给“湖南人”的礼物！今天，西方在科技上中国的卡脖子，企业家、科学家们可以看看范旭东的“湖南人”精神，这又算什么！
惜乎1945年范旭东病逝，其大业留待后人来完成。
六
刘人熙说，王船山是“兴起中国之种子”。范旭东说，“把我们的事业做成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王船山的“黄中”精神与范旭东的“永久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湖南人”精神操持中华正道、人类正道。
王船山是思想家的先导，范旭东是企业家的先导，二者都是开基作祖的伟大人物。说范旭东是“中国民族化工之父”，即民族化工之始祖的意思。也有人认为范旭东是“中国企业文化之父”，也即“中国企业文化”的始祖。范旭东在1934年提炼出“四大信条”，比西方兴起“企业精神”早20多年，被誉为“世界企业精神之父”。也就是说，他是世界上的企业精神的始祖。
《海王》杂志云:“范旭东先生，起儒服，建鸿猷，奋赤忱，排百难，创立永久黄事业，为中国化工树先声。”应当说，范旭东既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立法者，也是天下（世界）企业家精神的立法者。
按照传统观念和王船山思想，“中国”领导“天下”仁义秩序，并对“天下”负责。范旭东主张“为人类打算”，“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人类服务”，增上“人类的新进步”，是“湖南人”精神的向上超越。
可见，从王船山到曾国藩，再到范旭东，是“湖南人”精神之书写，是“湖南人”担当拯救中国、造福全人类之责任的向上超越。
王船山生前预言：“吾书二百年始显。”“五百年后吾道大昌。”第一个预言已有邓显鹤、曾国藩以及维新派、革命派所证实。第二个预言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奋斗！我也相信，有“追远开来”的王船山、曾国藩、范旭东，“湖南人”精神会再次“引导潮流”、“走向主流”，复兴中华文化正道，领导世界仁义秩序，对全人类负责，向上超越，证实“大昌”。
黄守愚于阙一庐
夏历癸卯五月初九
2023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