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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上的四次灭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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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05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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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大概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相传公元64年,东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身高六丈的金人从天而降,博士傅毅解梦说西方出现了一尊名字叫做“佛”的神,他认为汉明帝所梦者正是佛。

白马寺

汉明帝大喜,立刻命人前往西方寻找,不久便在大月氏迎回了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

公元68年,中国的第一座佛寺在洛阳建成,取名白马寺,两位高僧也在这座白马寺中翻译出了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

从这以后,佛教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东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鸠摩罗什、慧远、昙无谶等一批大德高僧的出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鸠摩罗什

然而过于迅猛的发展速度也对佛教本身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无外乎肆无忌惮的修建寺院、扩充僧员,忽视了由此而对统治阶级造成的破坏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当时佛教寺院泛滥的侧面写照。

正因于此,佛教的厄运也就不可避免了,从北魏到五代十国的500多年间,在中国的北方大地上先后发生了4次成规模的“灭佛”事件,佛教界称之为“法难”。

这四次“灭佛”的推手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史称“三武一宗灭佛”,这四次的集中“灭佛”给佛教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同时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甚远的影响。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

公元423年,北魏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拓跋焘登上皇位,是为北魏太武帝,在他的手中,平定了胡夏、北燕、北凉,从而结束了中国北方长达100多年的分裂状态。

拓跋焘

拓跋焘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这一切得来的却并不是那么容易,拓跋焘当初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兵员的极度紧张和国家财政的巨大缺口,这让拓跋珪感到困难重重。

而此时的佛教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北魏政权更是奉佛教为国教,据不完全统计,北魏的国土上有大小寺庙1万多座,僧人更是高达百万。

这些寺院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并不需要向国家缴纳税粮,僧人也无需服劳役,甚至有些寺院还成立了自己的护寺武装与朝廷对峙。

这必然引起统治当局的极度不满,信奉天师道的寇谦之和宰相崔浩借机向太武帝进言,阐述了寺院僧人盛行对国家经济和安全的影响。

寇谦之

在寇谦之等人的劝说下,拓跋焘也感觉到佛教的势力过于强大了,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于是拓跋焘弃佛从道,并于公元440年将国号改为太平真君元年。

公元445年,北魏境内爆发了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而在进剿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有关寺院提供支持的证据,这也让太武帝拓跋焘动了杀心。

吴盖之乱

公元446年,拓跋焘发布政令,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一切佛教组织,焚毁寺院、佛经,僧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坑杀!

“灭佛”的旨意由太子拓跋晃来执行,但由于拓跋晃笃信佛教,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稍微延缓了一些,客观上给一些僧人提供了逃走的时间,但灭佛运动对这一时期的佛教仍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北方的佛教活动陷入了停滞。

云冈石窟

北魏时期的“灭佛”从公元446年一直持续到公元452年,太子拓跋晃继位后才宣告结束,这之后尚佛风气又起,著名的云冈石窟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

第二次“灭佛”的是北周武帝宇文邕,这也是一位武功盖世的君主,在他的手中一举攻灭了强大的北齐,再一次的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宇文邕

如果不是他的英年早逝,那结束南北朝、一统天下的就应该是北周,而并非杨坚的大隋了。

然而刚一登上皇位的宇文邕并没有实权,他只是权臣宇文护控制下的傀儡而已。

公元560年,17岁的宇文邕继承大统,他知道以自己目前的能力是无法撼动权相宇文护的,所以他只能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等待时机。

宇文护

宇文护,北周文帝宇文泰的侄子,也就是宇文邕的族兄,和众多的北朝统治者一样,宇文护也是佛教的忠实信徒。

在宇文护的提倡和庇护下,北周的寺院和僧侣数量一直持续攀升,很多流民、躲避劳役者纷纷遁入空门,拥有1千万人口数量的北周,居然有100万的僧侣,出家比例达到了1/10。

同北魏时期一样,臃肿的僧人队伍严重的影响了北周政局的稳定。

公元567年,原北魏皇族元崇向宇文邕献策,要求效仿北魏太武帝遏止寺院、僧人的无度扩张,改善国家日益积弱的现状。

提倡儒学的宇文邕迫于权臣宇文护的压力,并没有立刻对佛教动手,而是先后召开了4次三教同堂的讨论会,讨论如何解决这一严峻的问题。

公元572年,宇文邕设计诛杀了宇文护,拥有了实权的宇文邕开始要全面的整治这个混乱不堪的局面。

很快,宇文邕就再次召开了一次儒、道、释三教的辩论大会,与以往不同,这次的排位顺序已经清晰的把宇文邕的用意体现的再明白不过了。

但与会的佛教弟子显然没能领会统治者的意图,他们还在试图与道家争个高低上下,却对即将到来的毁灭命运丝毫没有察觉。

公元574年3月,北周武帝宇文邕正式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与北魏太武帝不同,宇文邕的这次灭佛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彻底得到破坏了寺院、经书,并强令僧道还俗。

三年后宇文邕灭北齐,又把“灭佛”的政令推行到北齐境内,此时的北齐亦拥有200万的僧众,大量的僧侣被迫还俗,还有很多的一部分人逃往了南朝。

这场“灭佛”运动持续了4年,直到宇文邕去世,北周宣帝宇文赟继位后佛教活动才又兴盛起来。

唐武宗李炎“灭佛”

第三次“灭佛”非常有名,它发生在唐武宗李炎治下,由于当时的年号为会昌,所以又称“会昌法难”。

唐武宗

佛教从隋唐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体系,到了唐宪宗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

公元819年,唐宪宗决定迎取法门寺佛塔内的一枚佛祖舍利至皇宫内供养,此举激化了儒、佛之间原本已经十分紧张的矛盾。

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更是直接上表《论佛骨表》,怒斥佛教带来的种种的弊端,唐宪宗大怒,最后将韩愈贬为了潮州刺史,而这正反映出了宗教矛盾在此时又一次发展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

韩愈

公元840年,崇尚道教的唐武宗李炎登上了皇位,自他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对佛教的清缴行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唐武宗开始清查全国僧众的度牒,凡是没有在册的僧尼一律还俗,并下令烧毁佛经、佛像。

10月份开始严令拆毁天下小寺,僧众一律还俗,上年纪的僧人可以移至大寺,到会昌五年,更是严令所有僧尼一律分批还俗,有不从者当场斩杀。

到7月份,拆毁寺院达到4600余座,遣散僧人26万多人,这里还没有算上不从被杀者,

而没收的寺产土地竟达数千万顷。

从公元841年到公元846年发生的“会昌法难”,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灭佛”运动,追溯其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佛教的无序发展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以及与中国本土儒家思想的强烈碰撞。

另外,唐武宗李炎对于佛教的深恶痛绝也是触发这次“灭佛”的重要原因,这次“灭佛”运动使得整个佛教大伤元气,在这之后佛教的发展便陷入了低谷。

后周世宗柴荣“灭佛”

最后一次的大规模“灭佛”运动是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后周世宗柴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绝对可以被称为一代雄主,同样的英年早逝让他丧失了一统华夏的机会。

柴荣

但他为后面的赵匡胤结束五代十国,建立宋王朝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基础的建立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灭佛”运动。

据说周世宗柴荣年轻的时候,也曾出家做过和尚,并且精通佛、道两教,然而对于励精图治的一国之君来讲,柴荣思考问题必须要从国家利益出发,要从政治角度考量。

五代十国是一个大动荡时期,整个中华大地乱成了一锅粥,地方势力割据,百姓民不聊生,战乱造成了太多人的流离失所,寺院一下子又成了难民的收容所。

柴荣深知行军打仗的根本,打的是钱粮,而旷日持久的战乱本来就使得人口减少、水利失修,势必就造成了经济的衰退,大量的劳动力又躲进了寺院,使得国家赋税锐减,相反无需交税的寺院却越来越红火。

当时后周所面临的外患是北有契丹、北汉,南有南唐、南汉,柴荣必须要尽快采取措施筹得御敌所需的粮钱,而寺院则是一处非常理想的目标。

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颁布诏令,非皇家敕建的寺院一律废弛,强令未在册的僧侣一律还俗,或就近分配至军营,或安置到附近的村落,有效的缓解了兵员的供需矛盾。

另一方面,柴荣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出家为僧的门槛,明令出家者不仅需要得到父母、祖父母的同意,而且还要考核诵读经文,出家剃度的地点也被规定在了包括开封在内的五座城市,大大促进了佛教的规范化发展。

周世宗“灭佛”的四年间,共计拆毁寺院3万多座,有6万多僧众还俗,各地的寺院和私人供奉的铜佛被焚毁制成铜钱,大大缓解了朝廷的经济压力,这场“灭佛”运动从侧面加强了后周政权的军、政实力。

结束

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击很大,但也迫使统治阶级进一步加强了对佛教管理工作,为今后佛教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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