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运动与健康管理」发言稿 | 2022“一带一路”健康管理与康复科学工程研讨会

佛明翰中心受邀参加2022“一带一路”健康管理与康复科学工程研讨会并发表报告

本文为此次会议的讲稿

尊敬的各位专家、教授、同道，大家晚上好。感谢王珏教授的邀约有幸能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我的发言主题是《科学运动与健康管理》，正如大家所见，封面的三位都是佛明翰中心的朋友，同时也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第一位是佛明翰中心的客户在登顶珠峰时的照片，第二位是一位临床医学工作者在佛明翰中心评估时的照片，第三位是90岁高龄的老人在佛明翰中心的照片，这三张照片可以充分呼应今天的主题。

我今天的发言是围绕着三个主题展开的，分别是运动、医学、健康，并彼此呈递进关系。配图是运动生理学评价与测量领域的先驱者沃森曼博士，其在运动生理领域的成就是发明了沃森曼9图，非常清晰与明确地揭示了人类在运动时的生理数据之间的线性关系，所以说现代医学体系的系统论一直都是高度发达的，而我国因为不同的国情导致现代医学的系统发展不够均衡，临床医学走在了前面。这是基于历史与国情的不同而有了分别，这个论点我会在接下来的发言中系统性的阐述。

首先我先给各位汇报一下我们理解的“运动”这个词的词义及其演进路线。

在早期的运动行为是直接与生存挂钩的，没有好的体魄就没有生存的权利。随着时间来到文艺复兴时期，我们会发现得益于亚里士多德、毕得戈拉斯等数理领域的拓展，人类开始通过数学模型与比例关系来衡量万物，同时人体的结构成为了临摹与描绘的样本。自17-18世纪，人类进入到自我认知的新阶段，血液循环、血压、肌肉力量等概念与测量方法逐步建立。自1885年开始，得益于医学的发展及类比生理学的发展，人类对于呼吸生理、新陈代谢、营养等方面的研究就已经展开了。

到了20世纪初期，基于物理行为的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P·E音译为体育），已经成为了学校的标准课程了。

与此同时，近代的1885年，萨金特担任哈佛大学海明威体育馆主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记载的对学生身体能力进行评估与测量了，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萨金特是全球健身教练的鼻祖。

192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翻开了人类对于肌肉功能理解的新篇章，希尔博士通过一篇篇的论文《肌肉活动》、《人类的肌肉运动-调节速度与疲劳恢复的因素》、《有生命的机械》为人类揭示了肌肉运动在人的生理中起到的作用，启发了大量的后来之士投身于此，进而开启了一门学科叫《运动生理学》。关于赞颂希尔博士伟大人格的故事太多，我只取两件来与大家分享：1、在德国纳粹肆虐的时候，希尔博士通过个人影响力与关系挽救了400名犹太科学家的性命，而在后来的岁月中这400人中有18人获得了诺贝尔奖。2、希尔博士拿了诺贝尔奖后开启了美国的巡讲之路，在哈佛大学他说了一段著名的言论：“仅对青蛙的神经肌肉制剂进行干预，以及把大鼠放在游泳池中游泳和气喘吁吁的狗进行测量与研究显然是不够的。人自己必须成为研究的主体……”，于是一帮疯狂的科学家受到了感召，在1927年哈佛大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与运动生理相关的实验室这就是著名的---哈佛疲劳实验室，哈佛疲劳实验室都在干什么？

我们从运动生理史学家ANDI JOHNSON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They Sweat for Science’’: The Harvard Fatigue Laboratory and Self-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Exercise Physiology》中可一窥究竟，我在这里摘录并翻译一小段：“巴里·伍德（Barry Wood）周六晚上在疲劳实验室中花费了很多时间，研究下午从他和他的足球运动员身上采集的血液样本、席德·罗宾逊（Sid Robinson）在跑步机上用闻所未闻的血乳酸共发器跑步、安塞尔·凯斯（Ancel Keys） 在海拔20,000英尺（6096米）的高度上冒着严寒和缺氧的环境进行了为期六天的动脉穿刺、哈罗德·爱德华兹（Harold Edwards）在沙漠上与他的毛驴共同跋涉了一周，从而给让人们看到了来自于运动生理学家的另一面。“（延伸阅读：肌肉）

由于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因常年血压高达（300/150mmHg）最终因脑溢血死亡（那时的临床医生认为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血压增加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荐读：高血压标准的变迁），所以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批准了一项以心脏病为研究方向的科研项目，由于实验选址在了马萨诸塞州的Framingham小镇进行，所以这个研究被命名为Framingham Heart Study（佛明翰心脏研究）。这个研究到今年（2022年）已经持续了74年了，是人类迄为止在慢性代谢性疾病领域内时间最长的纵向研究，其提出的“风险因素”概念，就是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前身。同时该研究的科学家通过对小镇居民的教育与生活习惯的干预成功逆转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的病程，为全球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干预开拓了新的干预模型。在佛明翰心脏研究中期结果出来之后，人类同样在芬兰北卡莱罗纳州、中国大庆，同样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所以慢性代谢性疾病通过生活习惯建设与运动行为监督可以得到很好的预后，这是主流医学的共识。

同时因为美国二战后的高速发展，以及二战后大量战场归来的人，罹患各种伤残，所以运动科学的专家与临床医学专家等在1950年成立了美国运动医学会（ACSM），重点是继哈佛大学疲劳实验室之后进一步研究如何通过更加科学的运动行为来提高国民生存率及生活质量。（荐读：ACSM的历史上、中、下）

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紧接着1961年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成为了第一个从太空中俯视地球的人类，美苏在大气层外的争斗拉开了帷幕。几乎同时期，一位年轻时期的半职业尾波冲浪高手，在其28岁“高龄”拖着100公斤（210磅）的体重“重温旧梦”时候（时速48公里的时候坚持冲浪3分钟左右），就感到了自己的严重不适，头晕目眩且伴随心律失常。他自己称之为“觉醒事件”，在此之后他选择了航空医学的工作同时遇到了运动生理学的导师布鲁诺·巴尔克（Bruno Balke）。终于在1963年的波士顿马拉松以3:20分的成绩拿到了98位的排名。显然我不是在讲一个励志故事，而是在描述一位伟人：the “Father of Aerobics”（有氧能力之父）--肯尼斯·库珀。其在1968年的撰写的《Aerobics》一书，开创性地描述了一个基于运动压力测试评估后的标准化运动方案，而通过这种方案建设起来的生理能力，可以通过医学检验手段看到---几乎所有慢性代谢性疾病标记物的转归（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

在《Aerobics》出版39年之后，库珀中心时任CEO--Steven N.Blair与美国运动医学会一起发起了一项倡议---EIM（Exercise is Medicine），因为通过库珀有氧中心的数据显示在长达48年25万人的观察中显示出，科学的运动行为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脑卒中风险、高血压、糖尿病等，且有显著统计学差异。也就是说科学运动的效能完全不亚于化学药剂的效果，而2016年美国心脏学会的期刊《循环》也发出倡议，建议将心肺适能列入临床第五大生命指征，因为证据已经足够清晰且明确，当心肺适能每提升一个代谢当量（1Met=3.5kg/ml/min）全因死亡就降低12%，如果最大有氧适能水平在17.5kg/ml/min之上，那么全因死亡率就会下降35%，跟进最快的是全球商业健康保险领域，因为一个可以预测疾病与死亡率的模型是这个行业的基础，基于最大摄氧量的健康评估早已成为发达国家管控保险风险的金标准。

时间来到2019年（距希尔发表肌肉运动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已过去98年之久），又是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威廉·凯琳、彼得·科特克利夫、格雷格·塞门扎，三人发现了氧感知及HIF-1因子。这一发现令科学运动的获益从分子层面得到了阐述，甚至如果可以通过精准调节氧气的供应状态与缺氧状态可以“靶向”的调控HIF-1因子的表达。恰恰通过心肺运动试验（CPET）后给出的标准运动方案就可以精准地进行调控。所以EIM（Exericse is Medicine）在2007年，是倡议，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逐渐过渡到标准化靶向干预方案（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届时我们对于运动的词义又将如何定义？我们拭目以待，但是现在我们理解的运动早已不是早期认知的“运动”了。所以我将人类对于运动一词认知的变迁做了一个简单的罗列：

近现代，我国人民为摆脱封建社会统治与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9年新中国终于得以成立。民生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情的基本问题，能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是近几十年才逐步改善的事情，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直到2年前（2020年）我们才彻底消灭绝对贫困。因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在科研、学科发展上会造成偏科及个别学科发展停滞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在细分学科上的认知差，而学术上的认知差会逐步扩散到整个行业领域，进而造成了一种现象：政府天天在宣传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健身房却迎来了关门潮，根本原因是供需两侧的错位所造成的。

所以当我们谈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什么？运动一词在发达国家早已细分成了至少3个层面的词汇，分别是Physical Activity（PA：指基于物理行为上肌肉收缩。涵盖面非常广泛，如走路、家务、跳操等，这个词更多的是对应久坐行为时而出现的，意思是要减少久坐，更加积极的进行一些避免久坐的行为，所以PA可以说是金字塔底，对于一个需求健康人士的最低要求。站起来就可以，因为经过科学家计算，久坐一小时由此引起的血液循环等问题就可以减少22分钟的寿命）、Movement（用于一连串肌肉相互作用而最终展现的动作模式的描述。比如车祸术后走路姿势不对，那么就需要有一定的解剖知识来判定到底是哪里的肌肉结构出现了偏差导致的异常步态？基于这个逻辑后的整体干预我们称之为Movement，也可以用作普拉提、瑜伽以及攀岩等很多具备功能指向性的运动。）、Exercise（Frequecy｜频率、Intensity｜强度、Time｜时间、Type｜类型、Volume｜总量、Progression｜进阶：符合以上6要素且有明确目标导向性的运动行为，才可以称之为Exercise）。所以从个人角度我是反对把Exercise is Medicine直译为“运动是良药”的，因为运动一词无法精确传递Exercise的思想核心，反而会使其平庸化，我们更愿意称为“科学运动是良药”。

基于以上历史的温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自1922年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开始肌肉运动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PA行为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对肌肉运动最感兴趣的主体早已经从爱好运动的人士转换为了生理学家与医学家，他们携手开创了运动生理学与临床运动生理学等相关学科，自1948年的佛明翰心脏研究开始后的30年人类对于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概念就开始逐步分化了，医学的框架中纳入了预防医学与康复医学，与临床医学并列为三大系统。

其中两个最鲜明的例子是佛明翰心脏研究的负责人威廉·坎农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该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预防医学转化模式，同时改变了医学界和一般人群对疾病发生的认知。”简单来说就是：预防医学是可以通过生活习惯建设与科学运动方案的执行改变临床医学对疾病发生进展的认知的。

同样有氧能力之父肯尼斯·库珀从空军退役的导火索就是库珀看到了对于空军、航天员来说生理基础能力的建设系统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疾病时期的“战时抱佛脚”，但是军队的固执不得不让库珀离开，即便库珀来到达拉斯建立自己的预防医学中心，开办了预防医学诊所，那些来自临床医学专家的挤兑与排斥几乎让库珀诊所在开业初期无比困难……

但是在美国医学会的前任主席Dr.Milford Rouse(米尔福德·劳思博士）的大力推举与协助下，自1960年代《Aerobics》（有氧能力）与《Jogging》（慢跑）两本书的出版让美国在1968年-1977年间：心脏病发作死亡人数减少23%；中风死亡人数减少36%；因高血压致死人数减少48%，同时1971年至1979年间美国人平均寿命增加2.7年，这几乎是10年前的3倍。

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定义的系统框架中不仅仅有临床中心，还有NCCIH：国家补充和综合健康中心，而且NCCIH的预算从1992年的200万美元一直涨到2022年的1.594亿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大健康产业结构中有非常系统的产业链支撑，而这些产业链延伸出来的分级服务可以惠及到一个人的全生命周期及全场景，抛开政治与体制不谈，我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提到健康就是医院，而医院里面只有临床医生。所以对于医科大学的定义上我们把医学直接等于了临床医学，这是彻底的系统性缺失。

谈起疾病的干预流程，大家都了解的是要从三个角度进行全流程干预，但是我们的专科人才并没有培养出来，比如从预防医学的角度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做运动生理能力的评估？如何做生活习惯的管理？如何做健康行为的引导？这不是临床医学需要做的，但是这是社会发展中必须要有的专业化流程。同样的道理，康复期的患者如何重回社会？如何重新拥有功能？如何评价与量化能力？这依然需要的是专业团队，而不是临床医学下设的康复科所能解决的。大家注意看这条细细的红线，我们把它拎出来看………

这就很清楚了，无论是预防医学还是康复医学都有一个共识，运动疗法是核心疗法，其他物理疗法是辅助疗法。翻译一下就是：一切为了让人运动起来是治疗的主要路径，而支持运动这个行为的其他行为我们称之为辅助疗法。比如有炎症导致的无法运动，那么我们可以评估后用红外线来消炎，消炎的目的是为了让机体更好的进行运动疗法。如果关节疼痛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评估之后用冲击波或者力学结构矫正的工具、手法来缓解和排除，但是缓解与排除之后呢？依然是让机体更好的投入中去为目标，使其通过正确的运动模式来建设第五大生命体征---心肺适能，进而提升生存获益，达到远离慢性代谢性疾病的目标。我国现阶段恰恰是慢性代谢性疾病大国，因慢病导致的临床终点2022年的数据已经高达88%，糖尿病的患者已经是葡萄牙+德国人口的总和，并依然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而人口老龄化又会加剧恶化国民健康。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力较弱，需要优先解决治病救人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举全国之力发展临床医学，在众多先驱的前赴后继下得到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副作用也很明显------大部分病人在临床急性期，所以运动干预并不是主要疗法，急性期必须通过手术、药物、体外循环等干预措施快速缓解症状或纠正生化指标。所以这并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看问题的角度与立场问题。所以带来的结果是临床医生是整个疾病干预链条上离运动疗法最远的一个专项学科。

我从小在医院长大，爷爷今年93岁是普外科医生、父亲今年66岁是影像科医生，父亲现在依然每天早晨6:30骑半小时自行车上班（返聘）。临床医生也会衰老、临床医生也会得病，临床医生也需要戒烟戒酒、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科学运动等）习惯，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深刻理解健康的意义与代价。我们终将面对《Being Mortal（最好的告别）》一书中的那一幕……所以我们需要站在更高层面来理解彼此与协同作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全球最严峻的健康挑战！

只有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系统，平等的交流平台才能更好的应对我国本世纪最大的挑战。

最后我简单谈一谈个人对于健康管理的认知，首先我依然要不断强调------科学运动是健康管理的核心没有之一，这是不可否认的物理与生理定律，更是人类通过近100年各种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2019年的诺贝尔奖更是把这个理论推到了分子层面。全球的健康管理中心我们都会看到健身设备，无论是临床医学下设的心脏康复中心还是社区健康管理中心。但是健康管理中心与我国的健身房最大的区别是评估及运动方案执行的严肃程度（右一，位于达拉斯的库珀中心在给客户做运动压力测试）我们可以通过两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视频是93岁高龄的有氧能力之父肯尼斯·库珀博士每天的生活场景，在达拉斯库珀健康中心是全球所有健康管理领域圣地般的存在，库珀博士的办公室中悬挂着和各国元首的合影。

第二个视频是西安佛明翰中心的一位高龄长者做健康管理的视频，至少我们已经可以相对精准地还原了全球标准的健康管理流程与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预期成果，也再次证明了坎农教授所说的预防医学转化模式，在中国是可行且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

健康管理广义上来讲是一切能带来幸福感并且从情感、生理等多方面提升的事情，所以会有很多健康管理中心带营养保健品、SPA、皮肤管理、甚至还有很多游走在实验科学边缘的产品如干细胞、益生菌等……

但事实上，我们毕竟不能为了管理健康而管理健康。同样我们不能指望一次深度的健康管理就可以让自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健康实际上是与生活习惯伴生的，因为人体是不断的进行细胞层面新陈代谢的，所以半年左右人体会新陈代谢掉98%的细胞。古人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言，而今科学家会告诉你半年后从细胞层面来讲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什么能留下？------习惯。

什么是好的习惯？什么是坏的习惯？坦率地说：你不说我不知道，你说了我依然不全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通过语言交流信息载量太低，而一次金标准评估带来的仅仅是一个片段数据。我们可以通过一次的评估信息来发现习惯上需要纠正的问题（这很重要），但这也仅仅是一次，所以连续性与动态的监测是至关重要的。从我们的经验来看一个人至少需要8次左右的金标准评估才能建立起来一套属于自己的健康习惯认知与自我检测系统，8次评估基本上需要通过反复的实践与修正，持续半年左右才能掌握自己健康的舵。

这就与临床医学的很多经验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在医院检查往往需要越精确越好，因为这直接与生命挂钩，容不得半点马虎。但是当出院之后实际上你的身体已经具备了自我调节的基础，所以单一数据的精确值并不是健康管理工作者的最大诉求，而持续提供动态的数据会更为重要，因为健康管理的工作不再是治病救人，而是习惯建设，我们需要能反映习惯与生理相关性的数据作为习惯养成的支撑框架。

虽然我们不能连续监测血液中血糖含量，但是可以通过细胞液来连续14天监测基于稳定算法的胞液中血糖变动参数。这对于习惯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一个白馒头导致血糖飙升的时候，你会立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同理，当前一天宿醉的时候，可穿戴设备时时刻刻在提醒心律失常与高心率，此时的你绝对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给别人说：“没办法，领导给你倒酒哪有不喝的道理？”

趋利避害，是人性。科技的进步让我们有了对自己生活习惯建设更加方便的辅助工具。

但辅助工具是为谁服务？在此我们就必须重申，每个人都需要尽快开始自己的生理能力基线的测定，临床学科关心的是生理机能的下线，而健康管理则关心的是生理机能的上线，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木桶的短板。这就必须要提到心肺运动试验（CPET），心肺运动试验在发达国家的普及程度用一个简单的数据来形容---所有临床医学的影像设备（超声、DR、CT、MRI）总数量加起来✖️3倍。

为什么普及到这种程度？因为如果想做健康管理，第一步要知道从哪里开始。有些办公人群久坐，长时间不运动心脏的搏动能力已经很弱了，但是弱到什么程度？应该从踏车开始，还是快走、慢跑？不评估怎么可能知道呢？我们都知道让机体适当的（不超过15分钟）缺氧对机体的能力提升效果明显，但是如何定义适当？有些人心率98bpm就已经开始缺氧了，但是又有一些人心率155bpm才开始缺氧，用“220-年龄*0.X”的做法早已被反复证明弊大于利（荐读：黑历史）。

当我们无法确定运动能力的基线时，就无法通过正确的强度来建设身体机能，所以无论是临床医院的康复中心、养老院、健康管理中心、保险公司的TPA、高端的健康管理会等，心肺运动试验（CPET）都是基础测试，这也是为什么心肺运动试验在欧美如此普及的原因，就如同如果我们去临床医院没有化验单没有检验报告，临床医生一样不敢处方药物。

所以无论是什么情况，都需要标准的流程，临床医学是这样，预防医学与康复医学同样如此，而健康管理也一样。

无论是代谢系统、心肺能力、结构矫形还是运动生理促进和健康老龄化。所有领域都遵守着无评估不干预的方案严格进行。

同样，在评估后我们会基于标准值进行判定与分级，健康风险因素与有氧适能水平较低的会定义为三级，没有太多风险因素仅仅是有氧适能水平不高的定为二级，有一定的健康习惯同时有氧适能较佳、需要建设专项能力的定为一级，在不同的级别中我们会进行个性化的方案给出干预周期，目前佛明翰中心已经成功的在三年内对5000余名客户进行了各项机能方面的评估与建设。因为是学术会议，我在这里就不做过多赘述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健康管理是贯穿于全生命周期且伴随终生的。

最后再次衷心感谢王老师提供的这次机会，很荣幸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理念与思路，祝大家身体健康，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佛明翰中心可以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