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北京北海公园内唐玄娤的“三藏塔”在何处？》一文上传后读者提问

自《北京北海公园内唐玄娤的“三藏塔”在何处？》上传后，有道友提出一些问题，现集中回复如下：

问：北海三藏塔是否有第二张照片？

答：到目前为止，北海三藏塔近景照片我只见过文中的那一张（图01），

该照片的摄影者马丁·威廉·希勒 （Martin William Hiller ：1913年-1983年），1945年抗战结束前由美国空军派遣中国，负责保障飞机飞行的机械安全，是位“高级技术人员”，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只要飞机上能坐下第二个人，他就可能在飞机上，他有很多拍摄机会。在他的相册序列中还有一张，在相应的位置可以看到三藏塔的存在（图2.在图右三座建筑中间黄琉璃瓦屋面西边偏北一点不远处的“白竖条”即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最初时期，美国的飞机主要停在天津，很快在北京有了降落安全后，仍然以天津为飞机维护站，在1945年10月10日故宫太和殿举行“受降仪式”（图03）前和当天，美国航空兵都拍摄了一些“俯瞰北平”的照片，其中故宫西苑三海是拍摄的重点。在北海的照片， 有一张可以勉强分辨出“三藏塔”（图04）.

  

这些照片中三藏塔太小，未在文中引用。

问：为什么会选择北海九龙壁北边的“大圆镜智宝殿院”废墟建造“三藏塔”？

答：这个问题提的很好。负责筹划，选址，设计，建造三藏塔的是时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王揖唐，原名志洋，字慎吾，更名王赓(光绪三十年中进士时用此名)，字一堂，号揖唐1877年—1948年（图05）。

 尽管王揖唐是汉奸，但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王揖唐不是文盲白痴。他出生于安徽合肥（旧称“庐州”）的一个书香门第， 父亲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 王揖唐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才气， 熟背经史子集，少有大志。1904年，在大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王揖唐高中“二甲第五名”：也就是全国第八名（图06 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

 后在清廷和民国政府都作过高官。根据他的经历和学识，以及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北京选一处安放玄娤灵骨的地方并不容易：要同时兼顾各方政治势力和宗教信仰， 所选地址有良好条件，施工简便。选择西苑三海中北海的“西方梵境”，符合各种政治派别宗教信仰上的统一，不管是密宗还是显宗，是汉系还是日系。在“西天梵境”西路九龙壁后面的这组建筑中“大圆镜智宝殿”的后院，有资料称原拟定建“罗汉堂”，从1900年前的资料显示，其建筑布局具有建罗汉堂的特点。尽管《钦定日下旧闻考》称该处“皆贮四藏经板之所也”。《钦定日下旧闻考》的作者在介绍乾隆帝的一些专用处所时，有时在功能奢华方面会刻意遮掩一些东西，如：琼岛白塔山。特别是和密宗有关的“静室”，这里就是一例。“罗汉”是佛陀得道弟子修证最高的果位。在大乘佛教中罗汉低于佛，菩萨，为第三等，而在小乘佛教中罗汉则是修行所能达到的最高果位。玄娤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僧”，应该已经是东土大唐修行达到高位的僧人，虽然未被纳入“五百罗汉”，已达罗汉果位。1945年时，那里原本是罗汉堂的位置，已改作公共体育场，又非嘈杂人多的路边，平日来此活动的人不多，毕竟进公园大门是要买票的。

问：三藏塔内安放的是佛教高僧玄娤的灵骨，为什么塔顶会用“八卦”图形？

答：这种灵塔的外形设计搭配在内陆的藏传和汉传佛寺中并不常见。唐密分支东密是唐代密宗著名高僧惠果大师（746年—805年）传给遣唐使日僧空海大师（774年-835年）的。而惠果精通奇门遁甲、八卦易学、五行阴阳等等道教的方法手段和思想核心。所以密宗里带有一些这种道教的元素。包括藏密也是因为文成公主带进藏的道士和莲花生传下的密法融合了。而在唐密传入日本后，日本唐密融合了汉唐文化中的多种元素，形成多支“东密体系”，各支均有侧重，其中包括汉地佛教的“禅宗”，“净土宗”，“曹洞宗”，而“东密”中更多保留了“唐密”元素。

在藏传佛教中有“文殊九宫八卦”之说（图07、图08），

  

  出现历史多有争议，这里不议。据传：文殊九宫八卦图是由藏传佛教开山祖师莲花生大士，受文殊菩萨点悟，为慈悲一切众生于世间因受时空、方位不吉祥所生障难，特聚集梵、藏、汉三地破除各种凶煞之镇宅安居妙宝而成。具有强大的镇宅辟邪的法力。 所以这座三藏塔顶纹饰包含了文殊化身，藏密，东密，道教多层寓意，很容易得到当时各方政治势力的认可。

王揖唐建三藏塔主要还是迎合日本人的口味。这可能也是日本投降后三藏塔立即被拆除的原因之一。据我调查塔基位置一直空闲，长期未改作它用，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那里依旧是体育场。

问：“三藏塔”拆除后是否还有遗件存世？

答：根据北海公园内对园内“古件”保护的级别看，很难找到遗存。我相信一定有，毕竟塔顶和塔层衔接都是汉白玉石件，就是不知道填埋在哪里了。

早年曾听说民国时期铁影壁在德胜门内护国德胜庵前（图09、图10）。1947年铁影壁被移至北海公园现在的位置（图11）。1986年从铁影壁胡同找回原来的基座，得以复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组合（图12）。

  

  

  

 而1947年铁影壁移入北海公园时，为给铁影壁补个底座，用了三藏塔拆下的耐火砖，砌了底座，然后用水泥抹了外层。1986年换基座时，如果知道拆下的“白砖”去处，或许还能见到“三藏塔”遗件。

问：目前北海公园内“西天梵境”门内还有哪些是明朝的遗物？

答：西天梵境之前称“大西天经厂”， 起码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依旧这么称呼。由于该图有部分缺失，“楠木大殿”北边的建筑很难辨认，无法取证（图13）。在另一张康熙年《京城衙署图》（图14）中，这里称“大西天”，从建筑看更符合因建“经厂”而冠名“大西天禅林”。

  

经厂就是印经厂。关于“大西天经厂”始建年代有“嘉靖年”和“万历年”（明朝太液池范围内建筑变化争议较大，这里不考证）两种说法。我倾向于万历年：嘉靖皇帝更痴迷道教，紫禁城外已有大高玄殿，大光明殿和图样山（又称“兔儿山“），用于道教的各种活动，至于需要印制有关书籍，离西十库不远就是印书库。可以印制各类书籍。（图15）

 万历作皇帝时年龄太小，其母李太后因出身卑微，为树皇威，在首辅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的精心策划下，大张旗鼓地掀起一场造神运动：把李太后称为“九莲菩萨化身”。《帝京景物略》载:太后梦中，菩萨数现，授太后经，曰《九莲经》，觉而记忆，无所遗忘，入经大藏，乃审觉象，范金祀之。寺有僧自言:梦或告曰:'太后，菩萨后身也'。

由此，太后在张居正支持下，修建了慈寿寺，寺内设慈寿殿，殿后建九莲阁，阁内供奉九莲菩萨，其面容就是李太后。

李太后梦中的菩萨授《九莲经》，“无所遗忘，入经大藏”。这里指的是《万历版大藏经》收录了这本“梦感得经”。“大藏经”分汉文和番文。毕竟是大部头的书，工程量浩大，须多处合作共同完成，仅以汉语《永乐南藏大藏经》为例：全套共收经六百三十六函，六千三百三十一卷， 用纸十一万五百二十六张。 印刷用经板五万七千一百六十块。很显然，大西天的经厂所处环境的特殊性，面积有限，不可能承担全套的大藏经印制，而设在西苑里的印厂，一定和方便皇家女眷来此察看有关，我估计大西天经厂和印制“九莲经”有关，包印相关的汉、文“经书”。 尽管“大慈真茹宝殿”为庑殿式，五开间决定了该建筑的级别，黑琉璃瓦作佛寺的多为明朝寺庙，如现存的智化寺，护国寺金刚殿，朝内延福宫等。而在皇苑-太液池里用黑琉璃瓦，我认为是从“经厂”更需要水克火的防火措施上考虑。

由此推断挂有“西天梵境”匾的“三座门”应该保留明朝初建时的部分建筑。原楠木殿和丹台为明朝遗物。大殿丹台背后的石栏， 有通往后院的高台甬道。望柱也从高台甬道两侧垂带栏杆处的“长方形”变作“莲花柱头”（图16）。遗憾今天不知依据什么又改作“长方柱头”（图17）。

  

 今天位于天王殿右侧（西）鼓楼北的四个石鼓形“石镇”（图18）。之前曾听说是“石官砝”。如果是“官砝”，上面必须刻有文字，包括：名称，作用，所属，重量。而这四个石鼓形石件上无任何文字，肉眼能分辨出其中的大小。石件表面粗糙，说明使用频率不高，磨损有限。

 基于出土位置疑是原“经厂”遗物：旧时印完书页装订成册后装入书匣前，为使新书更加平整板实，需按要求码放在一起，用石镇重压，这种类似装置我曾在福建连城四堡古代的印刷中心看到类似的装置：上有孔便于提升，鼓形方便在地面滚动转移。

问：“西天梵境” 是包含哪些建筑？

答：根据乾隆帝对西苑的整体改造设计，北海“西天梵境”是包含琼岛白塔在内北海北岸“东”“西”两组建筑群中、东边建筑群的总称，用作“文殊菩萨化身转轮王转世成大清皇帝中乾隆皇帝 的寓所”之一：琉璃坊突出“华严界”的特征，包括中路前院“大慈真如宝殿院”、后院“华严清界院”；东路“镜清斋”院；西路为“宝纲云亭”院。

  

（这也是我三篇“转轮王”文章中第三篇将要探讨的内容。前两篇：《试揭北京西山方庙和圆庙的神秘面纱》；《初识清漪园花承阁》）（图19、图20）

问：现存“西天梵境”与乾隆最初设计的有什么不同？

答：西天梵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佛寺，具有特定的含义。上百年的历史变迁，原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改变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正是这些改变破坏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格局，改建的建筑摧毁了“源头法力”，混淆了藏传佛系的“金刚界”和“华严界”。今天展现的只能是不识全貌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