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河南之天中系列

“汝南今古天中梦”系列一　中国人都是“天中”人

 

 

 

　　驻马店人是有天中“情结”的，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２日，记者在驻马店市看到，满街都是以天中命名的各种招牌：天中广场、天中书城、天中柱、天中大道、天中山宾馆，让外地人顿生疑惑。
　　“我们这里的晚报叫《天中晚报》，黄淮学院的学术期刊叫《天中学刊》，市文联杂志叫《天之中》，对外宣传用‘欢迎您到天中来’，‘天中’已成驻马店的标志性符号。”黄淮学院天中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郭超告诉记者。
　　民间的“集体无意识”和政府的考量达成了一致。近两年来，驻马店开始为改名“天中市”多方努力。郭超参与了其中的理论研究工作。
　　但据最新消息，改名未获通过。
　　那么，驻马店人为何心仪“天中”？
　　郭超说，古时汝南（距驻马店市区３０公里）素有“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中”的称号。汝南有天中山，留存多种与天中相关的遗迹。从唐朝开始，当地民间与政府、历史文献、地方史志等，都有关于“天中”的说法。
　　“驻马店”之名缘自一个小村镇。明代驻马店境内有个苎麻村，在此设驿站，渐渐演变为驻马店。在当地人眼里，这个名字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尴尬。“天中之名更符合当地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驻马店仅是地名标称，没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自身特点。”这是驻马店市政府申请更名材料中阐述的理由。
　　意欲更名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文化产业冲动”，即把这个文化概念当作一个筐，将以“蔡国为代表的古国文化、以棠溪剑为代表的冶铸文化、以平舆为代表的交通文化、以南海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梁祝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和以竹沟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等”全装进去，形成体系。
　　这已是超越汝南一地而成为整个驻马店市的大事了。
　　如斯大事，基础建立在“汝南历史上曾为天中”这块基石上。何谓天中，它有何实力担此重任？又有何魔力令驻马店人认为它能点石成金，从而把振兴一地的愿望部分寄托于更名一事上？
　　天中，又称地中土中，２４００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中国是天下中心，“中央之国”。中国又称华夏，夏是“雅”之意，是天下最文明的地方。这是建筑中国文化价值坐标的一个基础。寻找天中，变成一件国家大事，形成多种说法。
　　天文学上，有盖天说“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的主张，还有浑天说认为的“洛邑地中说”和“阳城地中说”，本系列讲述的“汝南地中说”是浑天说的一种。
　　中国人长期认为自己身处天下之中，有最高的文明，所有的中国人，便成为大概念上的“天中人”。这种自我认知，意味着什么？
　　“一个民族怎样看自己看世界，决定了它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正因为我们长久以来这么看世界看自己，培养出中国人的两个态度，一是大国心态，关心天下事。另一种是别的国家、民族没什么了不起，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这曾经给我们制造了太多麻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在其专著中说。
　　豫南古县汝南的一座高不过数米的小山，承载着驻马店８００多万人民对“天中”的强烈迷恋。视野再行放大，整个中原是历史上公认的天中大区域。时间的延长线上，则是从２４００年前，初次对天中的确立。直至近世，因“天中”观念在民族基因中的沉淀，仍不时显现一些社会和文化现象。
　　寻找天中，确立天中，崇拜天中，在明朝万历以前的二千年间，从来不是小事。现在解剖这一历史现象，仍有其价值。因为，当一个现代城市仍热爱着这个天文学上早已不成立的地理概念时，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大世界小】
　　２４００多年前的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中国是天下之中、天下最文明的地方。这是建筑中国文化价值坐标的一个基础。
　　这种对世界的想象一直持续到１５８４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中国不再是天下之中，也并非天下最文明的地方。这个看法是颠覆性的。
　　古代中国人所谓的天圆地方，是说天是圆的，像一个斗笠一样盖在大地上，天的中心是北极和北斗星的位置，北斗星按四季旋转，天帝仿佛坐在北斗之车里，四季游遍四方。北斗星转一圈，斗柄指向东方，是春季。斗柄指向南方，是夏季。斗柄指向西方，是秋季。斗柄指向北方，是冬季。
　　大地像棋盘，或者像一个回字形，由中心向四边不断延伸，第一圈是王所在的京畿，第二圈是华夏或诸夏，第三圈是蛮夷。相传中国最早的地图《禹贡九州图》，代表了中国人想象的全部世界。
　　《禹贡九州图》包含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山西、陕西等地，也就是汉族居住的中心区域。据说当年大禹治水，只管这九州，之外就不管了。
　　天上有个中心，地上对应的也有个中心，地的中心在哪里呢？在东周首都洛阳一带。因为东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利用天中确立正宗的典范”。郑州轻工业学院副院长、汉文化专家陈江风先生说。
　　古人信“天中说”信了二千多年，但只要图绘一下就会发现，一些用“天圆地方”解释不了的问题，比如天盖在方形大地上，四角有些部分盖不住，咋办？个别前卫的古人开始有所怀疑了。
　　战国时齐国人邹衍，见过大海，视野相对开阔一点儿，他认为中国的九州叫赤县九州，除此之外还有八个州，组成大九州，最外边有大海环抱。这就比小九州说开放。
　　这些只是想象，不是实际知识。
　　“曾有两个机会让中国人发生改变，第一次是张骞出使西域，第二次是佛教的传入。”葛兆光先生认为。
　　公元前１３８年～前１２６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西域浪迹１２年，走遍西域诸国，听说过安息（伊朗）、身毒（印度）等地。公元前１２６年逃回长安，向汉武帝汇报。
　　这使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从东亚扩大到全亚洲，从此中国的历史舞台可以从原来汉族人的地盘扩展到全亚洲，中国历史可以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里，但奇怪的是，中国人仍然以为自己是天下之中。
　　比如说在唐朝，都城长安居民有４０万人，加上皇族、禁军、奴仆、僧人、少数民族、外国客人，人口达百万，这中间胡人有１０万，“比现在香港人中外国人的比例还要高”。到了蒙元帝国时期，仗一直打到匈牙利，元朝末年，回回天文地理学家，秘书监扎玛鲁丁在北京城做了一个木头地球仪，画了经纬线，标了三分地七分水。但这一切，仍未能改变中国人的想法。
　　“事实上，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了解很多，但依然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我所居处，世界中央，这就是最重要的世界。”葛兆光说。
　　第二个有可能让中国人发生改变的机会，是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本土思想有三个地方格格不入。第一是佛教认为宗教地位和世俗帝王地位是对等的，出家人可不拜皇帝。这是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最大的区别。第二是中国虽然有儒家，但最高的圣人是释迦牟尼，在印度。第三就是关于天中的看法，这是佛教和中国一个最格格不入的观点。佛教认为中国不是天下之中，他们举例说明：把一根竹竿立在地上，正午竹竿无影，说明这儿是天的中心。在洛阳，一年只有一小段时间如此，在印度，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日中无影则在天之中”，你自己说到底谁是天中。
　　关于天中的争论十分重要，如果你不是天中，那就不是天下最文明的地方，最高的圣人就不出在你这儿。
　　佛教还讲世界上有四大部洲，即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中国不过是四大部洲中南瞻部洲的一个小区域。
　　“如果中国接受了佛教，可能会把世界看得大一点儿，把自己看得小一点儿，中国历史要重写了。中国未接受佛教，而是改造了佛教，这就丧失了一个机会。”葛兆光先生认为。
　　可爱的中国人，在“天中说”的笼罩下，一直延续着战国时代的想象——中国最大最重要最文明，周边四夷很落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中国大世界小。
　　【世界大中国小】
　　１５８４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了广东肇庆，他以荷兰地图为底本，用中文画出《山海舆地全图》，和现代世界地图相当接近。之后，利玛窦刻印分发，令很多人大吃一惊，原来世界这么大，中国这么小。
　　之后，根据利玛窦的地图不断翻刻新图，西洋很多天文仪器也传入中国，如１６世纪欧洲人制作的地球仪，就在明末到了中国皇帝手中。
　　这些给中国人以极大震撼，
　　也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想象资源，古代中国的天中与天下观念开始出现裂缝。
　　明崇祯年代的地图，虽然延续传统把中国画在中央，但已经把五分之四的世界都画上了。
　　到了清代，《四库全书·图书编》中的世界地图，已完全按利玛窦地图绘制，旁边的《地球图说》，则完全是西方的“地理说”。
　　利玛窦的地图为什么影响大？因为万历皇帝喜欢。他下令用１２幅丝帛织成全图，装在６对大屏风里。此前还曾担心被误解“轻慢中华帝国辽阔版图”的利玛窦一直不敢向皇帝献图，而现在，他居然被请进宫制作第一版地图的新版。
　　皇帝喜欢，任何政治上的麻烦都不会有了。
　　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说，已不是程朱理学，而是王阳明的学说。王阳明认为，世界上应该有一种普遍真理，不管东海圣人还是西海圣人，说得对就应该奉行。“华语儒服”的利玛窦利用了这种说法。
　　利玛窦画地图的想法，他在日记中有交代：“我就是想让他们（中国人）知道，他们是很小的，这样才会把他们的骄横打掉很多，才会乐于和我们打交道。”
　　利玛窦被称为“泰西大儒”，自有他的聪明之处：他把中国画得小，但仍然把中国画在接近中间的位置。这样中国人比较好接受。他的地图的底本，实际上是欧洲在世界中间的。
　　利玛窦让４００多年前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改变开始发生，虽然很缓慢。
　　利玛窦的地图，告诉中国人最重要的知识是：世界不是天圆地方的，世界是圆形的。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不是天中，不是世界唯一的巨大文明国家。
　　这种思想观念的改变虽不是天崩地裂的，但却是颠覆性的，“非常根本”。
　　从明代万历年间，中国人开始真正了解实际世界，而不再借助想象。
　　明代出现的西洋人画像开始像个人样子了。《红楼梦》中见多识广、“天下十停走了六七停”的薛宝琴，讲起她见过的西洋女孩子，已经是令人赞美的形象：“脸面和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戴着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实在画儿上的也没她好看。”不再像《山海经》中表现的“老外”，只有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或者三只眼睛，等等。从这时开始，《山海经》被划入“小说类”，在此之前的二千多年里，它一直被归入“地理类”。
　　这种观念的改变，之于一个民族，太重要了。但改变仍然来得很缓慢，直至清乾隆时期，皇帝依然得意洋洋地欣赏着《万国来朝图》，认为别的国家都欢天喜地地朝拜天朝大国。自大的“天朝大国梦”恋恋不醒，而整个西方世界已在汹涌向前，它没有耐心等待中国完成观念的改变，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梦碎，大厦将倾。
　　古时候，汝南素有“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中”的称号，那里有天中山，留存多种与天中相关的遗迹。直到今天，包括汝南在内的驻马店人仍有浓厚的天中“情结”。图为天下正中的标志——天中山。邵建民摄
　　汝南天中山下刻立的《禹贡九州图》

 

 

“汝南今古天中梦”系列二　天中梦梦千年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３日，记者来到距驻马店不过３０公里的汝南县，出汝南县城北两公里，公路西侧，是一处仿古院落，天中山就在这院落里。
　　院落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由中国书协主席、书法家张海书写的对联：“天中山圭影千古运转，颜鲁公尽节万古长存。”
　　院内西北侧，有一座小土丘，高３．６米，上土下石，便是所谓的天中山。
　　天中山占地数百平方米，我从山脚三步两步便到了山顶，用时不足１０秒钟。
　　山顶有石质圭表，所谓圭表，是我国古代测量日影长度、计算时间、推算季节交替日期的一种天文仪器，即用石块在地上围一圆台，平整夯实为圭，在平整的地面设固定的标尺为表。
　　“（汝南天中山）原为土圭，日久倾圮。后又凿石复立于此。台基为覆斗形高六尺叫圭，上置方柱与圭等高叫表。每到夏至正午表影不超过圭之上沿，圭四面无影，又名无影台。”汝南县外宣办主任邵建民说。
　　细看圭表，表柱上用阴刻手法，在阳面刻“周公测景（通“影”）台”，背面刻“天下之最中”，东西两面的篆书是“道通天地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中”。
　　院落中，有一通由四块大小相同的方形青石组成的石碑，前三块青石上分别镌刻着“天中山”三个字，这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生前绝笔。这通石碑是清道光十年汝南县据拓本临摹重刻，清咸丰年间，又依笔画刻制，如今依然可见颜氏楷体刚劲雄浑的特征。
　　〖汝南力证“天下之中”〗
　　天中山的院内东侧，翻刻了《禹贡九州图》，相传大禹治水把天下分为九州，豫州又处于九州的中部，这就是河南称“中州”的来历。九州图的左下方是古豫州疆域图，标明了汝南的方位正处于豫州的中心，正是图解汝南人强调的“豫为九州之中，汝为豫州之中，故为天下之中”的三段论。它强调的天中，其实就是地中。
　　古代人为什么要寻找天中呢？帝王们一是祈求上天获得神权，安定天下。二是为了立法，通过立法来确定疆域建造都城。
　　郑州轻工业学院副院长、汉文化专家陈江风教授说：“天上的群星，都是围绕着北极星转，古人认为北极星非常神圣，是万事万物的动力，这就是北极崇拜。天上有天中，地上对应就有地中，天上有神明，居住在紫微宫中。地上有帝王，居住在紫禁城中。君权神授，帝王皆天子。中国人从上古开始起，就非常注重土中或地中的选取。”
　　陈江风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大规模测量寻找天中（土中）的是周公，测影的结果是‘瞻于伊洛，无远天室’，意思是天中在伊河和洛河之间，并因此确定了伊洛间的洛阳为首都”。
　　陈江风以《逸周书·度邑》“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为例说：“天保就是都城，伞顶叫保斗，伞中央，好像天上的北极星在天中央一样。周公测影后建成成周（洛阳），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我们的天保定了以后，国家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这是当时的大事，在没找到土中设立都邑之前，周武王曾自言睡不着、吃不好。”
　　古代中国人寻找土中，得到答案多种。“洛邑地中说”和“阳城地中说”是影响较大者，从地理的角度寻找地中位置，有了“汝南天中说”。河南禹州、新郑也曾有与天中相关的遗迹。这就是说，在整个中原——历史上公认的天中大区域上，出现了与天中说密切关联的相离不远的多个点。“天中信仰起源极早，洛邑、阳城、汝南、禹州、新郑等地都是应用，都是具体在我们民族中的应用，是建立在文化认同上的具体个案。”陈江风认为。
　　“汝南天中说”认为自己是周公测影而定，所以会在圭表上刻“周公测景台”，“周武王令周公测影，是规模很大的地理调查，跑了很多地方，周公是否来过汝南，不好说。”陈江风说。
　　但是在汝南，仍有相当多的资料反复考证此事。
　　明末方以智《通雅》卷十三《地域·方域》提到：“汝阳之天中山，天之中也。舆地以河南为中，而汝宁又居河南之中，故汝阳县北三里，有山曰天中，云测影植圭，莫准于此。”
　　文中的汝阳，是旧汝宁府府治所在地，治所在今河南省汝南县。“天中”，即是地中，因为它是以“舆地以河南为中，而汝宁又居河南之中”为立论依据的。
　　陈江风认为清嘉庆年间修的《汝宁府志》是水平很高的志书，“作者是个满族人，很有学问。志书上讲‘汝宁房心分野，古星官土圭测景，惟此地为天中’。这话非常重要。因为古代的占星术是天人合一，天上一个天区，地下一个地区，天区就叫分野。房心都是天上的二十八宿，属于东方苍龙。‘分野说’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土圭测影是周代的事。这虽然是清初的材料，但是有依据和承传，这涉及大的政治问题，一个地方官是不敢随便乱说的。”
　　清初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是当时相当有名的一部地理学著作，文章中也提到汝南“土圭测影惟此地为天中”。
　　汝南县城现有一“国保”——无影塔，相传正午无影，为北宋所建，高２６米。陈江风认为：“这个塔本身也是一个呼应天中山的有力证据。”
　　陈江风在汝南县还找到一个与天中山的呼应点，那就是北城门城楼上写着的“拱北”二字，认为天中山在北门正北方向，拱北和天中山形成了类似群星拱北极的格局。
　　跳出汝南看汝南，汝南东南是桐柏山，西南是伏牛山，两山环抱一水（汝河）环绕。陈江风说：“今天的北京城，假如景山是天中山，故宫天坛也在南面，北京城外同样有护城河环抱。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是这种外城环水，内城中轴线的建筑模式。”
　　天中山作为地上的坐标，它的正南面有一个县叫正阳县，“正阳县和天中山形成了在子午线上一个正南正北的关系。再一次从汝南郡这个地望上，呼应天心地胆的位置”。
　　从唐代开始，汝南城里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寺庙，不知是巧合还是寺庙的主人有意传承，汝南寺庙的建筑格局很像缩小的汝南城。
　　汝南县城，像驻马店一样，处处闪烁着“天中”符号。天中门、天中桥、天中大道、天中山宾馆，晚上我们出城吃饭，一街两行都标着“天下第一鸡汤”。何处无鸡汤？唯此地人自认是天中人，才有这份张扬吧。
　　〖“洛邑”“阳城”影响深远〗
　　“地中或曰天中，这个概念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十分重要，是古人宇宙结构理论的重要部分，在古代天文计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有关地中问题的关注，影响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走向，促成了中国天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事情的发生。”上海交通大学关增建教授在其文章中说。
　　地中概念源自于天圆地方，地又是平的，大小有限，地表面当然有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地中。
　　地中答案有多种。一种说法从原始宗教出发，认为众神借以攀援登天的建木所在地为地中。
　　古人猜想，天地未被隔绝之前可通，通道是大树或高山。建木是一种大树通道。
　　古书记载以树为天地通道者，除建木外，尚有若木、扶桑、穷桑、寻木等，但只有建木与地中相联系，因为它除了是天地通道，还具备一些天文学特征。《吕氏春秋·有始览》记载：“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佛教中有须弥山地中说，认为须弥山耸立于世界的中央，日月众星像浮云一样，随着风在须弥山周围转动。
　　在中国也有个与此说相似的昆仑山地中说。昆仑山极为高大，又是圣人、仙人居住之处，天帝之下都，与天中相对应，说它是地中，很合适。
　　这两个地中说，都不曾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产生很大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较大影响的，是“洛邑地中说”。
　　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邑是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地处北纬３４度
　　半，是宜于先民生存、栖息之地。人们心目中的地中，应该是冷暖适宜，风调雨顺。当时的伊洛平原满足这些条件。
　　洛邑地中说能被广泛接受，还因为它跟“周公营洛”联系在了一起。牧野之战，周人打败殷人，武王有意营洛建都。但营洛未成武王去世。他的遗愿得到了继承，在周公的主持下，周人最终营建了洛邑。
　　周公营洛，有其政治上的考虑。周为小邦，猝然灭殷，如何以偏居西边的镐京为政治中心，来镇抚殷遗民及治理天下？周初政治家经反复考量，营建洛邑成了必然选择。因为在古代社会条件下，把京师置于国家地理中心，从管理的角度来说，要方便很多，各方诸侯进贡时走的路远近也差不多。周公历来被奉为“政治楷模”，这也为洛邑地中说罩上了神圣的光环，使它更易于被后人所接受。
　　除“洛邑地中说”外，还有“阳城地中说”。
　　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告成，“阳城地中说”的由来，据说也跟周公有关。史料记载，周公是按照《周礼》中所说的方法进行测定，结果认定地中是在阳城。
　　到了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改革天文仪表，组织“四海测验”，把阳城作为一个重要基地，建台立表，实地观测。郭守敬所建的登封观星台遗存至今，早已是“国保”。
　　阳城为地中的说法，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古代文献屡次提及“禹都阳城”，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先秦时期古阳城的存在，位置便在今登封告成镇。而地中是与古时都城有密切关联的。
　　更重要的是，阳城紧靠嵩山，嵩山在古代，极富神秘色彩，也具有天地通道的功能。
　　“阳城地中说”与“洛邑地中说”各有所据，两种说法在后世均有人信奉。
　　但地中究竟是如何测定的？《周礼》中的说法是否可行？立竿测影能否测出地中呢？
　　《周礼·大司徒》中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通“影”），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即：用土圭测影的方法来测土深，确立日影长短，寻求地中。太阳在南边时则日影短而天热，太阳在北边时则日影长天气寒冷，太阳偏东边时傍晚多风，太阳偏西边时早上是阴天。夏至时，太阳照在表上，表的影子投到圭座上正好五寸长，地面无影，这个地方就是地中。
　　文字讲得还是粗疏，只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这句话具有可操作性。但若真的按这一定义去寻找地中，又会发现，符合这条件的地点有无数个。因为大地实际是个圆球，在同一纬度上进行测量，所得的影长是一样的。正因如此，古人早就深感困惑。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进入我国，带来了西方的地球学说和世界地图，在中国士大夫中引起很大震动。经过认真思考，中国学者逐渐接受了这一学说，到了这个时候，传统的地中说或曰天中说，真正地寿终正寝。剩余的，只有纯粹的文化史意义了。

 

 

“汝南今古天中梦”系列三　“颜书宋塔”证“汝南天中”

 

 

　　汝南天中山，是和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题写的“天中山”三字，令此地声名大振。
　　天中山大门两侧，是由中国书协主席、书法家张海书写的对联：“天中山圭影千古运转，颜鲁公尽节万古长存。”颜真卿曾被封为鲁郡开国公，人称颜鲁公。
　　天中山下那通由四块方形青石组成的石碑上“天中山”三个字是颜真卿的绝笔。最后一块青石上是题款，记载着“天中山”三字的流转故事。
　　青石题款，多有残缺，但大意仍能看出来，说颜鲁公７６岁时在蔡州待过两年。“天中山”是他所写，立石刻碑是明嘉靖年间申阳、何大复摹刻，清朝中叶汝宁府官“求得旧本重摹刻石”所立。
　　细看“天中山”三字，石刻笔画有新旧叠加之处，“这是清咸丰年间，又依笔画勾勒加工而成。”汝南县外宣办主任邵建民说。
　　这通碑横向排列，被一座小屋盖在里面，小屋还装了两扇铁栅门，足见珍视程度。
　　它的西边，还有一通竖立着的石碑，碑上除“天中山”三个颜体字外，还刻有“周公营洛建表测景，豫州为天地之中，汝南又为豫州之中”字样，这是明嘉靖年间所立。
　　这两通碑上的“天中山”字样，“虽为后人重摹刻石，但原碑文字确为颜真卿当年囚蔡期间留下的墨迹珍宝，直到明代还有拓片。”驻马店黄淮学院教授刘清珍在其论文中说。
　　查阅当地文史资料，颜真卿在蔡州期间，喜爱汝南小南海景致，曾题写“鸢飞鱼跃”四个字，现存于汝南园林学校。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４日，记者在蒙蒙细雨中踏进汝南园林学校。穿过教学区往西走，西部围墙边的莲池中积满浮萍，岸边老柳在风雨中摇摆，老石桥上生着青苔，景色清幽得近于荒凉。史书记载小南海是“历代修城筑堤取土之处形成的洼地，浠水成湖”，历史上风景很美，现在依然风韵犹存，可以想见“鸢飞鱼跃”。
　　在校内寻访多人，未找到颜真卿题字碑。再回汝南文保所，得知原来确有，后来遗失了。
　　据说驻马店著名的查岈山景区，也有颜真卿题写的碑刻。
　　在汝南，颜真卿的书法遗迹被人们珍爱，还因了书法背后“颜鲁公尽节万古长存”的故事。
　　颜真卿以气节著称，宋代欧阳修是他的“粉丝”，认为他人字统一，字如其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欧阳修得其断碑题跋，说他的字如同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让人既敬畏又热爱，虽然只是残碑断字，也不忍丢弃。
　　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大家中作品留传于世最多者，对此，欧阳修分析说，他忠义的气节明如日月，坚如金石，自可以传世无穷。他所到过的地方必有遗墨，所以才有“唐人笔迹见于今者，唯公为最多”。
　　颜真卿的高超书法和他的高尚品格一样，是可以并传而不朽的。“真正让天中山名扬天下的，是‘天中山’这三个字的作者颜真卿。”央视在《走遍中国》中如是评说。
　　“天中山”得遇颜真卿，幸何如哉！
　　何以平原垂大笔直教劲节压天中
　　隋唐实行科举取士，草书、行书不易辨识，清楚明白的楷书成了科考通用书体，当时知识分子无不精习。
　　楷书到唐代成熟，颜真卿创造了标志楷书艺术最高峰之一的颜体，他将自己刚正大度的人格融入书法作品中，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书风。
　　颜楷用笔藏头护尾，线条骨肉丰腴，结字端庄秀丽，篇章朴茂充实，把楷书之美推向极致。能够激发人昂扬奋进的审美情趣，感受到唐帝国博大恢宏的气象。
　　颜真卿之后，柳公权楷书以骨力取胜，形成“颜筋柳骨”。
　　颜的书法太有名了，在众人印象中，他往往只是个书法大家，但在历史上，他首先是一位有为有德的政治家。
　　颜真卿（７０９～７８５），字清臣。祖上为琅琊（今山东临沂）人，故他自署为琅琊人。７３４年颜真卿举进士第。７５３年被调离朝廷，出守平原郡（今山东德州）。
　　颜真卿到平原郡后，看到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已有反叛迹象，就以防备水患为名搞战备。表面上，他很招摇地召集文士，饮酒赋诗。安禄山秘密侦察他，认为颜真卿是个书生，不必重视。
　　７５５年，“安史之乱”起，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失陷。只有平原郡“城守俱备，贼不能进”。颜真卿又派人通告常山太守、他的堂兄颜杲卿，相约联合抗贼。黄河以北１７郡公推颜真卿为帅，组织兵力２０余万雄立河北，军威大振。此时的颜真卿，岂止是一书生，“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７５６年，史思明攻陷常山，颜的堂兄颜杲卿被杀。颜真卿与乱军多次交战，杀贼甚众。安禄山攻陷洛阳，杀留守李　、御史丞卢奕、判官蒋清，派人拿着３个人的头到河北地区威胁劝降。到平原郡，颜真卿杀掉了安禄山的使者，把三位官员的首级郑重安葬，以示绝不投降。
　　平原郡抗击叛乱，显示出颜真卿是一位忠于国家、有远见、有组织才能的杰出政治家。
　　颜真卿后来回到朝廷时，已是肃宗皇帝，之后又经代宗、德宗，按他的才能和政绩，朝廷不能不提升、任用他。他在朝中，为官刚正，什么意见都敢提，什么人都敢批评，弄得权臣们很不高兴，就想法把他排挤出朝廷，贬谪到地方。颜真卿宦海沉浮，时升时降。
　　但颜真卿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唐玄宗时，安西都护赵含章为了一个好位置，广行贿赂，九品以上的官几乎让他“一网打尽”。后事情败露，玄宗大怒，查处受贿官员，独颜真卿未受贿赂。玄宗感慨地对颜真卿说：“古人以清白留传子孙。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你一人了！”
　　“安史之乱”平息后，地方藩镇势力日益强大。７８３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发动叛乱，攻陷汝州，威胁东都洛阳。宰相卢杞向皇帝建议派颜真卿去劝谕李希烈。李希烈决心反叛，绝无劝止可能。派颜真卿去，等于羊入虎口。颜真卿前往许州劝谕李希烈，李不听从反劝颜投降，颜真卿当然严辞拒绝。与此同时，唐德宗诏令各路军马讨伐李希烈，李希烈连连失利，逃回蔡州。颜真卿被挟往蔡州，软禁于龙兴寺。
　　颜真卿自知必死，遂自作遗表、墓志、祭文，指居室西壁下说：“此吾殡所也。”
　　题写“天中山”及“鸢飞鱼跃”，都是软禁于蔡州时的事。
　　李希烈建立“大楚”，派人回蔡州询问颜真卿登基礼仪，颜真卿愤然答道：“所谓礼仪，只有诸侯朝天子礼，绝无僭越之礼。”李希烈恼羞成怒，令部将辛景臻威吓颜真卿，在庭院中堆满柴草，浇上油点燃。颜真卿毫无惧色，纵身赴火，辛景臻慌忙阻拦，李希烈听说后惊叹不已。
　　７８４年，李希烈军事上迭遭失败，为泄愤，决定杀死颜真卿，于是派人到蔡州。颜真卿得知使者是李派来的，便高声怒骂，使者缢杀颜真卿。
　　唐之后的人，对颜真卿都有高度赞扬。比如南宋人洪迈所著《容斋随笔》中说，虽然颜真卿被杀害了，但他在蔡州期间，打击了李希烈的嚣张气焰，激发了天下刚烈之气，对叛将归顺朝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颜真卿被杀害，大概是上天有意使他流芳万世，成就他光辉义烈的一生吧！
　　“汝南人为他立碑、造庙，并将其所书厚重遒劲、气势磅礴的‘天中山’三个字，刻石立碑。他所维护国家统一的浩然正气，也将雄峙天中，万古长存。”邵建民说。
　　闻说中州中在此九层塔立亦佐证
　　悟颖塔，又名无影塔，其具体建造时间，史无记载。据河南省文物部门考证，此塔始建于北宋早期。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在修葺该塔时，在第八层发现一通长０．４５米、宽０．２８米、厚０．０８米的石碑，文字是“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年）崇藩王施财重建宝塔”。这是明朝再次重建的证据。
　　又据《汝南县志》记载，塔名悟颖，是它的建造者悟颖和尚的名字，至于无影塔名来源，是因为“每逢夏至正午无影，故名”。这座玲珑的九层塔目前已是“国保”。
　　南关吉祥寺早已废弃不存。现在的悟颖塔坐落在一片空地上，塔侧是新建的碑廊。塔东南不远处便是规模庞大、金碧辉煌的南海禅寺，寺院已建了十几年，即将完工。
　　两去汝南，两看无影塔，第一次认为“太平淡了”，也是，看过嵩山密集的塔群后，别的塔总觉得不够味儿。
　　第二次，仔细查看，才看出点儿味道来。
　　塔高２０多米，壁面砖用石灰浆黏合垒砌，壁体内砖与砖之间用黄泥浆黏合垒砌，整个塔身从第一层以上宽度逐层收敛，高度均匀递减，塔的轮廓为弧线形，塔身显现出优美秀丽的身姿。
　　塔基为单层须弥座，九层塔身，第一层最好看，有拱券门、格扇门和假窗，格扇门分三部分，中部雕刻缠枝牡丹的腰华板，下部雕刻壶门和动物形象的障水板，“为河南省数十座同期塔所仅有。”《悟颖塔申报国保资料》上说。
　　塔内砌有盘旋梯道，可拾级登临。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生活久了，再高的塔，也不觉其高。但因为汝南高层建筑少，视野还算开阔。
　　郑州轻工业学院副院长、汉文化专家陈江风教授认为：“塔本身也是一个呼应天中山的有力证据，汝南人有关于天中的认知，要找东西坐实它。无影塔一说不会凭空而来。”
　　夏至日中塔脚无影，怕是很多塔都会有这种现象，唯有汝南这座塔以无影塔命名，还是因为汝南民间的“集体无意识”，才会用“天中说”的符号与语汇套用周围的事物。
　　关于无影塔，还有一个传说。
　　远古时，汝南是一片沼泽地，沼泽里一个水怪，一有兴致就玩水，一玩水就成涝灾。大禹治水时，开挖汝河排出了积水，又设计制服水怪。
　　一天，水怪变成一个老人，去找大禹斗法。大禹识破其身份，事先准备好一条带锁的链条，又把链条变成一碗面条，让水怪吃下去。面条下肚，水怪感到肚子痛，赶紧往外吐，但吐出的只是链条，心已被锁住，水怪喊饶命。大禹对水怪说：“今天饶你不死，但你要隐居修行，不准再出来祸害百姓。”水怪连声称是，大禹让人挖了一口直通东海的井，把水怪锁在里面修行。
　　后来，水怪又回来祸害百姓。皇帝知道后，下诏建塔封上井口，镇住水怪。这座塔就是无影塔。
　　这个故事，放在汝南历史上水害严重的背景下，透露出很多有意思的信息。
　　汝水古代是害河，这里的人民很早就开始治水。上古时候，汝水内产白龟，岸上长蓍草。洪水泛滥时，伏羲氏从河内钓白龟，用蓍草烧灼龟甲，卜出凶吉祸福。这是祭水。之后，逐渐向治水迈进。两汉时期，当时全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鸿隙陂，就诞生在这一带。
　　鸿隙陂是由治水专家、汝南太守郑当时修建的，他把流经上蔡、平舆、汝南、新蔡的洪水，拦蓄成一巨大人工大湖泊。宋代又凿通了汝水和汴水，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通过汝水融会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直至今天，中小型水库在这一带仍然星罗棋布，这样的地理背景，建座塔也和水妖联系在一起，是情理之中的事。
　　据史料记载，无影塔建成一千多年来，前后经历了十三次大小不同的地震，塔身除少部分风蚀外，没有出现任何结构上的变化。又据汝南人讲，每年夏至，练太极拳的人要面向此塔练功打坐，名为吸地气。
　　汝南悟颖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每逢夏至正午无影”，又名无影塔。据河南省文物部门考证，此塔始建于北宋早期，“为河南省数十座同期塔所仅有”，它和颜真卿题写的“天中山”碑刻共同佐证着“汝南天中”的说法。图为汝南悟颖塔。　

 

 

 

 

 

“汝南今古天中梦”系列四　群贤毕出“汝半朝”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６日，全国东西合作经贸洽谈暨农产品加工业博览会在驻马店开幕。走到第十个年头的全国东西合作会迎来了自己的辉煌。
　　驻马店是国家指定的“东西部经济合作示范区”，区位优势凸现。各媒体提及驻马店时，反复出现“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中”，“天中之地”作为驻马店的符号，认可度日深。此时提及的“天中之地”，已消失了我们前文所述的天文学意义，更多是从地理位置加以判断。
　　从地理位置判断，古时的“天中”范围，要远远大过今日驻马店地区。西汉设汝南郡时，“领县三十七”。除了驻马店，还包括今天的信阳、漯河全部及平顶山、周口等地的部分区域。元代汝南郡改称汝宁府时，仍“领四州十五县”。历史上所谓“天中”大地，包括了现在的豫中南和皖西北，大致为淮河中上游一带。这进一步强化了“豫州为九州之中，汝南尤在豫州之中”的真实性。
　　在驻马店确山，周朝的诸侯国道国如今正处于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中部。这条大动脉，古代是中路古道，今天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１０７国道几乎和这条古道同出一辙，可见其设计精巧。“天中”位置重要性可见一斑。
　　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文化现象的特质。“天中”北连黄河，南接长江，与秦、晋、楚、吴、齐等地域“相表里”，此地有中国南北两地文化的共有特色。
　　“农作物南稻北麦，语言南蛮北侉，饮食南精北粗，民风南奢北俭，地形西高东低，处于西部山区向东部平原逐步转移的过渡带，政治、经济也处在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转移的过渡带。”驻马店黄淮学院刘清珍教授在文章中说。
　　作为“天下之中”，这里还有特值得自豪的事情——历史上两度出现“汝半朝”现象。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汝南郡文明史和除水害兴水利密切相关。”汝南县外宣办主任邵建民说。
　　两汉时，汝南郡境内有河道２０多条，洪、汝、淮河纵贯其境，遇雨成灾，水患连年。鉴于此，西汉末年曾在这一带修过全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鸿隙陂。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重新修复，依高下形势，起塘四百里，百姓得其便利，汝南郡成为天下最富庶的郡。
　　治水驯水的结果，汝河两岸的农耕文明得以飞速发展，经济繁荣又影响了文化发展，人们读书仕进，人才辈出。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人物亦最多，户口繁盛，统辖强大”。朝中“六百石秩位”的高官，汝南人就有６１个，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汝半朝”时代。
　　古人探究汝南仕宦辈出时，多用“天中说”解读“汝半朝”。“汝半朝”的出现，也强化了“天中说”的真实性。所谓人杰地灵，本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之事。出了那么多大人物，也更增加了汝南人“天下之中”的自信。
　　两汉时期汝南郡出名士百人
　　“汝半朝”起于西汉、盛于东汉。“汝南固多奇士”，早成定论，到了东汉，达到巅峰。
　　西汉王朝吸取秦亡教训，推行开明措施，选拔任用了一批贤臣廉吏，使西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王朝之一。西汉王朝设２３郡，汝南郡是其一，“领县三十七”，地盘不小。
　　当时的汝南郡地处中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又是天下大郡，人口接近３００万，经济文化水平在全国都属“第一梯队”。从西汉末开始，汝南籍为官者已渐成气候，到了东汉，群贤竞秀，史书称，“汉末论党季，汝南实其渊”。
　　据清代《重修汝宁府志》记载，两汉汝南郡有名可考的大人物有４６人，立传的有３２人。《后汉书》和《风俗演义》中留有传记和姓名的汝南籍高官、名士，多达百人。其中最著名者有宰相袁安、翟方进，党人领袖陈蕃、范滂，人物评论家许劭、许靖，经济思想家桓宽，经学大师戴凭，文字学家许慎等。
　　袁安，汝南郡汝阳县人，少时习读经书，为人庄重有礼。他客居洛阳时，家居简陋。某年冬天大雪封门，洛阳令路过其家门，看到连个脚印都没有，以为袁安已死，便铲雪入室，见袁安僵卧家中，问他为啥不出去求助，袁安说：“大雪天人皆受饥寒，我不愿打扰别人。”洛阳令贤其能，推其为孝廉。
　　公元７１年，袁安任楚郡太守，当时因楚王刘英谋反，被牵连者有数千人，袁安上任不进衙门，先到监狱，将无确凿犯罪证据的人释放了４００多，称：“如有出入，我自当抵罪。”汉明帝很赞成他的做法。８７年，袁安任司徒，多次弹劾专权的外戚窦宪等人，窦太后很生气，但因袁安行为高尚，无法加害他。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汝南郡涌现出一大批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人，著名者是汝南平舆人陈蕃、确山人范滂。
　　陈蕃１５岁时家里来了个客人，看到院子里杂草丛生，脏得不行，就问他：“你为啥不打扫庭院迎接宾客？”陈蕃大声说：“大丈夫当扫天下，为啥要扫一室？”客人认为他有潜质，启发他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很聪明，从此发奋读书，谨慎做事。
　　范滂少年时立志清廉，为官后，朝廷派他去巡查冀州灾情，他一入境，地方官自忖行为卑劣，弃官而逃。
　　两汉没有科举制度，选人的国策是“察举征辟”，察举是各级官员推荐，考察后择优录取。征辟是朝廷直接下诏征集名士任官。这样，人脉资源变得很重要，汝南人做官的愈多，出的官就愈多。在汝南，父子、兄弟以至于累世为官者居多，这也是“汝半朝”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汉末年，士大夫中出现了评议政治人物之风，凡被举为孝廉者，要经善识人物的名士评议，相当于“政审”。人物评论家代表舆论导向，影响入仕者的仕途，类似现在主流传媒的“评论员”。汝南平舆人许劭和堂兄许靖就是当时的首席“评论员”，被称为：“平舆渊有二龙焉！”
　　两人每月初一更改品论题目，称之“月旦评”，各地名士云集平舆，聆听二人高论。时间久了，大家把他们评论人物的地方——今天平舆县城中清河水环绕的小岛叫做“月旦评”，至今平舆还有月旦桥。
　　许氏兄弟通过这种方式荐举了很多人才，家乡子弟因此仕进者众，这是“汝半朝”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许劭的评论影响极大。当时年轻的曹操毫无名气，听了别人的介绍，备厚礼到平舆求见许劭。许劭看不起他，不见。一日曹操偷偷潜入许家，一见许劭便问：“你看我是怎样一个人？”许劭看看他，心里有谱了，佯装漫不经心地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觉得这话太牛了，大笑起来。许劭的品评让曹操声名远播。
　　《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是西汉时著名的经济思想家，他的《盐铁论》是当时政府调整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被后人誉为“中国经济思想的经典性著作”。经学大师戴凭，当时京师洛阳到处流传着“解经不穷戴侍中”。《说文解字》的编者许慎，被称为“五经无双许叔重”，作品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
　　汝南籍人才出类拔萃，人物品第高，数量多，涉及范围广，对两汉政府政策走向、经济文化事业均产生深刻影响。
　　明万历年间朝中五部都有汝南人
　　到了明朝，“汝半朝”的宦海奇观再次出现。
　　“这是和明朝汝宁府重视教育分不开的。当时汝南书院、中正书院、天中书院和南湖书院都是方圆百里颇有名气的书院，乡野间遍布学堂私塾。当时这里还修建了天中较士馆，就是考馆，能容纳８０００余名士子参加考试。”邵建民说。
　　如今，天中山南边约１０米处的那座两层小楼，就是天中书院的遗存。小楼青砖灰瓦，大门紧闭，湮没在没膝的杂草中。
　　据史料记载，明朝时天中书院与汝宁府府学齐名，清朝时占地仍有１０亩左右，建筑面积８００多平方米。当时人们形容它是：“大河前环，一浮沙当院门，随时异形，或高如几，锐如笔，方如圭，圆如璧，堪舆家有谓地灵家孕贤杰云。”
　　明万历年间，“汝半朝”风光无限。据《汝宁府志》记载，万历年间，汝南有１８５人考中举人，５１人考取进士。“当时朝内六部中，五个部里都有汝南人身居要职，掌握实权。”邵建民说。
　　李本固，明代汝南城内人，万历年间为云南道监察御史，出按三秦，惩贪参庸，弹压强藩，威声大振。又按察云南，军民无不慑服。后来朝廷爆发了“争国本”斗争，神宗皇帝欲“废长立幼”，“汝半朝”意外卷入这场风波，李本固、李宗延、费必兴等汝南籍大臣联名上书：“废长立幼，非太祖法。”神宗震怒，把他们都削职回乡，“汝半朝”势力大减。
　　李本固削职回乡后，郡守黄似华让他“发挥余热”，组织乡民兴修多处水利，其中在汝南、遂平交界处，有李本固督修的汝河长堤，据说是用毛驴踏踩的方法修筑，大堤坚固异常，人称“李公堤”。“虽然经历了７５·８特大洪水，此堤仍安然无恙，发挥着水利功能。”邵建民说。
　　李本固还修纂《汝南志》２４卷，编《汝南遗事》两卷。
　　汝南县人桂有根，父亲名桂祥，也是名宦。桂祥曾数次平反冤狱，吏民对他感恩戴德。桂祥之母２７岁守寡，３０年吃斋吃素，守节课子，受诰封修立贞节牌坊。
　　在这样的“忠孝之家”长大，桂有根从政后多惠政，爱重文士。邑士周永春，非常贫困，桂有根屡次资助他。此人终成大器。
　　桂有根在京城为官时，一天神宗皇帝在“国忌日”作乐别苑，当听到桂有根的马蹄声时，立即停止作乐，神色紧张地说：“桂胡子来了。”第二天，桂有根以“荒淫”上疏皇帝，神宗不得不有所收敛。由此可见其忠直个性。桂有根最终升任工部右侍郎。神宗皇帝诏谕赐祭营葬，祀乡贤祠，邑人为其建牌坊。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５日，记者前往桂有根的家乡汝南县三里寨乡五里岗村桂老庄。庄里有３００多桂有根的后人，庄西北立着桂有根的墓碑，上刻“工部右侍郎、太常寺少卿桂有根神道碑”。
　　村民带我看了家族珍藏的桂有根画像，７６岁的桂运旺告诉记者：“桂有根原是个外地小闲官，后被封为侍郎官，死后葬在家乡，还立了旗杆牌坊，埋御祭坟。”
　　根据这通神道碑和村民的分析，桂有根应该是埋在这里的，但因年深日久，湮没无闻，再也找不着了。
　　作为时代的产物，“汝半朝”在东汉和明代两度出现，当然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原文化沃土的哺育，这就是淳民风、尚气节、兴学校、育贤人。　（全文完）
　　作为“天下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曾经的汝南郡成为天下最富庶的郡，汝河两岸的经济、文化得以快速发展，群贤竞秀，人才辈出，历史上两度出现“汝半朝”的宦海奇观。图为今天的汝南护城河。　　

汝南县天中书院旧址，这里曾出过大批文人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