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艺术

1。陶器的发明和早期陶器艺术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新石器时代就是从陶器的发明开始的，它是人类自学会打制石器以后的第一个杰出创造，给远古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首先，陶器的发明是在人类对粘土的可塑性和烧结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对火的利用和掌握能使之达到一定高的温度以后才出现的，它是远古人类智慧发展的产物。其次，它是从生产工具的发明转变到生活用具的发明的开始，它的发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再次，陶器的发明，使人类第一次掌握了一种可塑性很强的新材料，从而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为原始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那么，陶器是如何发明的呢？传统的看法一般都认为是由于把粘土涂在编制或木制的容器上，使其耐火而由此发明的。其实，陶器的发明远没有这么简单。它首先需要人类对粘土的可塑性和烧结性有一定的认识，同时对火的利用和掌握能使之达到一定温度以后才能出现。人类学会使用火，在陶器发明之前就已有了上百万年的历史，对火的利用和掌握，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要发明陶器，关键是对粘土的认识。

人类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认识粘土的特性的呢？在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陶器就是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村10000年左右的陶片，它们是一些夹砂深灰陶和夹砂红褐陶。从它们身上还看不出我们远古祖先是怎样认识粘土的，但却能证明中国陶器的发明至少有10000年的历史。拿国外的例子来看，在欧洲，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已经用粘土制作原始艺术品了。如法国比利牛斯山区"三兄弟洞"壁上，就有用粘土塑成半米多长的两个野牛像，它表明人类对粘土的认识也是很久远的事情。更有意义的是，在原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布吕恩遗址，还发现用火烧过的掺有骨粉的粘土塑像。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陶器的萌芽。

人类对粘土的认识，应当是在人类第一次发现早先生过篝火的地方，被火烧红烧硬以后开始的，这样才逐渐懂得了粘土的烧结性和可塑性。然后在其它东西，例如石质或木质容器，也许还有编织品的影响下，才逐渐学会制造陶器。第一次制造的陶器肯定是考古学家所谓的夹砂陶，因为自然界的粘土，最一般最常见的都是混有沙石的泥土。而懂得使用纯净的粘土，学会淘洗泥土，应当是在陶器发明以后才出现的。从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的陶器来看，最早的都是夹砂陶而没有泥质陶，如南庄头的陶片。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后一阶段，才出现泥质陶，就证实了这一点。

有了陶器就有了陶器艺术。所谓陶器艺术，主要是指陶器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陶器艺术的出现标志着原始艺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彭头山文化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距今八九千年前中国早期陶器艺术的真实情况。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了近百件早期陶器，它们都是夹砂夹炭陶，未见有泥质陶。陶胎呈黑色，器表红褐相间，陶色不匀，说明当时烧陶技术还不够完善。陶器皆手制，体积较小的多直接捏塑，较大的多采用泥片贴塑法成型。器形也不太规整，种类简单，主要是圜底敝口器，如缽、罐、盘等，表现了较幼稚的造型艺术。圜底器是早期陶器的一种特征，应是陶器的原始形式。这种半球状的圆形，是原始人类对圆的形式的认识和创造。在装饰艺术上，陶器外表大多都拍印有绳纹，有的还饰有戳印纹、刻划纹和镂孔等。很多陶器外表还通体涂上了一层较厚的红色陶衣。早期陶器的这些装饰，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器表的那些绳纹，是在制陶过程中为使器壁更加牢固，不至于被烧裂，而拍打上去的。同时，绳纹、戳印纹、刻划纹和镂孔装饰，有一些在形式上布置的相当整齐，已具有了审美的意义，如一件空心陶支座上装饰的戳印纹和三角形镂孔，看起来像人面一样。还有红色陶衣等，都可以看作陶器装饰艺术的萌芽。但这时人们在制造陶器的过程中，更多注意的是它的实用功能，而非审美作用。

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陶器艺术进一步发展起来。七十年代后期在黄河中游先后发现以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而命名的磁山文化、以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而命名的裴李岗文化和以陕西省华县老官台遗址而命名的老官台文化（它们的碳14测定年代约公元前5500-前5000年），把中国当时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陶器艺术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乎整整一千年。这三个文化的陶器是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的手制陶。大多夹砂，陶土中掺有石英粒、砂粒、云母粉或蚌壳末。同时已出现了部分泥质陶，表明当时对陶土已有了选择和加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陶色不匀，火候不高，陶质疏松。据科学测定，磁山文化的陶器烧成温度为700-930℃，裴李岗文化是900-960℃，老官台文化最高也不过900℃。但在造型艺术上比早先有了进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器形变得较复杂，器类较多，出现如杯、碗、缽、盘、盂、罐、壶、鼎、豆、勺、器盖、支座等。除有圜底器外，还有了平底器，三足器和圈足器，许多陶器还附加有器耳。平底、三足和圈足，可使陶器更加稳固地放置在地上，不像圜底器那样左右晃动，这是陶器造型艺术的一个发展。器耳也是从实用功能出发在造型上的一个变化，它可以使陶器用绳索穿挂起来，便于携带和悬挂。陶器形式的变化，表现出一种内容丰富的形式美。在装饰艺术上，以拍印的绳纹最多，其它还有编织纹、篦纹、弧线篦纹、篦点纹、附加堆纹、刻划纹、指甲纹、乳钉纹等，其中很多虽然还不具有装饰的性质，但有一些显然已是装饰性的花纹了。特别是在老官台文化中，还萌芽了最早的彩陶艺术，代表了陶器装饰艺术的一个重大进步。

年代与前三者相当的以内蒙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命名的兴隆洼文化，它的陶器也都是夹砂陶。陶色不纯，火候不高。造型上也流行直筒平底的罐，器类器形都较简单。平底器是比圜底器更适用的一种器物，而且在工艺上也比三足或圈足制作简单。在装饰上，以刻划的连续之字形纹和平行线纹最有特色，一排排，一行行，很整齐地布满器物整个外表，有些就连我们今天看来也会产生出装饰美的感觉。可以说从这时开始，原始人和陶器之间产生了审美关系，人们在制造陶器时更多地注重了它的审美功能，从而陶器开始具有美的属性。

2。彩陶艺术的萌芽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足迹，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因素。同时，它也是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艺术，特别是陶器装饰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谓彩陶，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烧前绘彩的原始陶器。它是在陶器烧制前先把各种颜色的纹饰绘在陶坯上，经过晾晒、压磨，然后入窑烧制，这样，彩绘纹饰可牢固地附着在烧成的陶器上，变得永不褪色、磨损。正因为如此，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彩陶，虽历经数千年风雨，仍然保持着浓郁的色彩，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彩陶纹饰，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风格，熟练的装饰技巧，生动而形象地展示了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劳动和生活情景。

中国的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是以其独特的彩陶艺术为显著特征之一。

因此，考古学家和艺术家都十分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关于中国彩陶的起源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直到70年代，黄河流域三个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分别向人们展示了它们独特的文化成就，特别是在老官台文化中发现了最早的彩陶艺术以后，这个问题才有了释疑的眉目。

老官台文化彩陶，最先发现在陕西华县元君庙遗址，后来临潼白家，渭南北刘和甘肃大地湾等许多遗址都有出土。它主要是一种在红色陶器口沿上绘以紫红色宽带纹的彩陶，像在陶器口上镶嵌着一个红箍，有色泽强烈的装饰美的效果。同时，还在红色三足缽的三个足上也涂满了红彩，像三个红色支柱支撑着陶缽。凡是涂红彩的地方，都是陶器的光面，因为陶器外表拍印满了交错绳纹。此外，在少数红色圜底缽的内表面还用红彩画有三个或四个对称布置的圆点、圆圈、短直线、波浪线等以及不同符号形的简单花纹，这些就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彩陶。在同时期的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几乎都没有发现过。因此，老官台文化的彩陶就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的萌芽。

老官台文化的彩陶表现了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使用红彩作为装饰，这是早期彩陶普遍流行的特征。因为红色是远古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最先认识的色彩，在他们眼中也许红色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色彩，他们首先用红色来装饰陶器，表现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和追求。另一个特点，彩绘纹饰非常简单，主要是红宽带纹，而且都装饰在陶器口沿上。从侧面看是一条红色宽带，从上面俯视，又是一个红圆圈。表明中国原始彩陶艺术从萌芽时起，就有了最简单的双关法或多效装饰法的表现手法。同时少量圆点、圆圈、线条等十分简单的纹样，对称性地分布在圜底缽内表，表明当时也已有了简单的对称原理。陶器口沿外面的一圈红宽带纹，虽然仅仅是简单的一道红色弦线，但它却凝结着氏族先民巨大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黄河流域早期彩陶的这些特征，给中国新石器时代后来的彩陶装饰艺术以极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装饰艺术。

老官台文化彩陶的产生和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彩陶作为一种原始艺术，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艺术"发展而来，但它的产生和出现却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首先，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如果不是有了比较成熟的粟作农业、保障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人们不可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创造和美化自己的生活。其次，制陶技术发明并逐渐成熟，使人们第一次掌握了一种人工创造的新的物质材料，为彩陶的发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再次，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刻划装饰艺术的发展，也为彩陶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装饰艺术技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彩陶才应运而生。因此可以说，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定居农耕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制陶工艺和原始装饰艺术发展的标志，同时也是陶器产生审美价值的确证。至于彩陶首先出现在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中，而不是其它地方，可能是因为老官台文化首先具备了产生彩陶的条件的原因。而彩陶产生以后又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一方面为原始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成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先例。另一方面，又以原始绘画装饰艺术的形式，反映了氏族先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彩陶产生的早晚，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某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快慢和成熟程度，或者说，代表了某个原始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据考古学的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彩陶产生的历史，并不晚于世界上其它几个文明中心彩陶产生的历史。老官台文化的彩陶同它们一样，都是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而问世，同样也站在了世界上最早产生彩陶的几大文明中心之列。这一事实就充分反映出了黄河远古儿女的伟大创造力。

老官台文化彩陶产生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发展找到了渊源。在70年代以前，一方面因为还没有发现过比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别是含有早期彩陶的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仰韶文化中距今五六千年的某些彩陶花纹看起来似乎与中亚、西亚的一些彩陶花纹相似，于是在国内外曾广泛流行着"仰韶文化西来说"的主张。老官台文化彩陶的发现，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西来说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因为，早在以彩陶著称的仰韶文化之前一千年左右，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就已经创造出并使用着彩陶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彩陶不是来自遥远的西方，它确确实实是在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出来的。这是我们中华远古儿女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3。原始雕塑艺术

原始雕塑艺术的产生是原始造型艺术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原始雕塑艺术是何时产生的，目前尚不清楚，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有了初具轮廓的原始雕塑艺术品。它包括陶塑艺术和以精美的磨光石器为代表的石雕艺术。前者已是独立的雕塑艺术品；后者则是对实用工具的艺术加工，具有美而实用的性质。

陶塑陶塑艺术与陶器艺术不同，因为它不是"器"，所以不具有使用价值，而是独立的原始艺术品。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塑艺术品，目前仅发现在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中。1978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现了几件很小的陶塑猪头和羊头像。猪头塑像有两件，均是猪头的正面像。一件略呈三角形，表现出肥胖的猪头，有雕空的椭圆形双眼，突出的短圆猪鼻，活生生地塑造出猪头的特征。另一件已残，但也能看出用线条刻划的两个圆眼和有两个鼻孔的小而圆的猪鼻羊头塑像一件，呈长三角形，一面平齐，一面隆起，在三角形的尖部塑有两个长而高翘的羊角，头部戳印三个圆点分别表示双眼和嘴，造型简单幼稚。1977年，在河南密县莪沟遗址，还发现一件泥质浅灰陶陶塑人头像。为一方形正面塑像，双眼雕空，两眼眉突出并左右相连成一条线，高耸的宽鼻，前突的下颚，都较准确地表现了人的面部特征。这些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目前已知最早的陶塑艺术品。

陶塑艺术既是原始造型艺术发展的产物，也是陶器艺术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并非偶然。陶塑猪羊应与当时家畜饲养的出现有密切联系，猪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氏族先民早已驯养的家畜，陶猪正是这种新的经济形态的艺术反映。陶塑人头像则是氏族先民对人本身认识的一种艺术表现，它的出现，说明中国氏族先民首先是从人的面部特征开始对人认识的。美术史家认为，这正是中国传统艺术重视刻划人物的面部表情，以求传神的优良传统之源。但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这些原始陶塑，尽管已是独立的雕塑艺术品，它们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平面浮雕，在表现手法上还比较原始。

石雕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石雕艺术，集中地体现在精美的磨光石器上。经过打制、雕琢、磨光的石器，不仅代表了石器制作工艺的一个新成就，而且也是原始雕塑艺术发展的新成就。

磨制石器的应用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首要标志之一。考古学家把石器时代分成新旧两大阶段，最早就是以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为标准，因为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普遍使用了磨制石器。

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最早的第一件磨制石器，但磨制技术的产生却是相当早的。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就常见到磨制的装饰品，磨光的骨器，以及石磨盘、磨棒等工具。年代最早的是在峙峪遗址发现过一件钻孔被磨光的石墨饰物；然后是山顶洞人的钻孔小石珠和小砾石饰品，它们的一面都被磨平；在山顶洞遗址和下川遗址都还发现有简陋的石磨盘；在山顶洞和辽宁营口金牛山C地点都发现过磨光骨器，前者是一枚骨针，后者是两件器物，一件是亚腰形穿孔骨器，另一件是打琢粗磨的骨锥；最后是在山西怀仁县鹅毛口石器制造场发现的一种粗磨的残石斧，它的边缘和两侧还保留着打制剥片的痕迹。据考古学家推测，磨制石器的制作过程是，先打制出毛坯，然后用盘状小石锤一点一点敲打掉毛坯上的凸棱，最后再加以磨光。

随着磨制技术的产生，磨制石器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的一些磨光石器，就表现出了很高的磨制工艺水平。最早的彭头山遗址已有了形式规整，通体磨光的石斧，以及小石管、小石棒形坠饰等。然而最有代表性的，却是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磨光石磨盘和磨光锯齿石镰。

当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被发现以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当时的氏族先民已经在制造和使用着众多精美的磨光石器了。尤其是其中的石磨盘和锯齿石镰，使人们很难相信它们就是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远古儿女所使用的劳动工具。然而，考古学家在这两种文化的墓葬里发现，它们常常被当作随葬品与死者埋葬在一起，石镰一般放在死者的手部附近，石磨盘多放在脚下，毫无疑问，这两样东西就是死者生前所用的工具。

令人惊叹的首先是石磨盘。它既不同于我们今天在农村常见的两扇重叠的圆形石磨或滚筒式石磨，也不同于在旧石器时代遗物中见到的自然石块似的磨盘，而是一种有固定形式，经过仔细加工处理，被打磨得非常光滑的扁平石板。它的平面呈舌形，后端直平，前端是圆弧或尖弧形。最短的石磨盘有四五十厘米，最长的竟达九十余厘米，一般宽三四十厘米左右，厚四五厘米。它的底部大多都有四个短圆柱形足，前后各两个，有的则是两个横条形足，使磨盘能平稳牢固地支放在地面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整个磨盘都经过认真仔细的磨制加工，被琢磨得十分平整光滑，找不出一丝粗糙的痕迹。可以想见，在当时还没有金属工具的条件下，要把一块近一米长的石料加工成如此精细的石磨盘，该是多么不容易！

与石磨盘配套使用的还有石磨棒，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一套组合工具。石磨棒是一根断面呈椭圆形的石棒，也是通体被磨光。使用时，双手握住石磨棒的两端，在磨盘上来回磨动。由于长期使用，很多石磨盘和磨棒的接触面，已经被磨成凹面。

裴李岗文化的锯齿石镰，如果不看石质，简直可以同今天的锯齿铁镰相媲美。这种石镰呈弯月形，直刃，刃部有密集的锯齿。尾端背部略上翘，刃部或者是一缺口，或是钻有一圆孔，显然是为了便于捆绑木柄而设计的。锯齿石镰一般长七八厘米至十七八厘米，个别较长的约二十厘米，宽不过三四厘米，厚也仅半厘米多，磨制精细，通体光洁，每一个锯齿都磨出了斜刃，齿尖也很锐利，似乎它们不是一种生产工具，而是一件精湛的石质工艺品。磨光石镰是裴李岗文化先民的独特创造，在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未有见到，因而成了这一文化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而磨光石磨盘和石磨棒，在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中都很常见，但在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里也没有发现过，它们是这两种文化所特有的磨制石器。这两种精美的磨光石器，不论从造型上还是磨制工艺上，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石磨盘的造型非常适合于加工粮食作物，它的低矮的支撑点，平整光滑而又宽大的磨面，给先民们的劳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造型小巧的弯月形锯齿石镰，对于提高劳动效率，充分发挥石器工具的作用，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形式。至今我们所用的铁镰，依然保持着类似造型。裴李岗文化的氏族先民在七八千年前就已经创造出锯齿镰刀这种形式，其中又该凝聚着他们多少聪明才智！石磨盘和锯齿石镰是当时的劳动工具，但它们又不是普通的劳动工具，而是氏族先民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式的劳动工具，充分表现出了氏族先民逐渐发展起来的审美意识。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后的各考古文化，磨制石器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迅速增加，磨制技术的水平也全面提高。后来的磨制石器形式也更加准确和适用，出现了像石斧、石铲、石刀、石锛、石凿、石锥、石锄，甚至石犁等不同种类的固定工具。它们大多都开创了今天所用工具的造型，并以其极整齐对称的形式，和精细的磨制技巧将石器发展推向最高阶段。

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独立的石雕艺术品。河北武安县曾出土一件磁山文化的小型石雕人头像，人头呈不规则椭圆形，眼作圆窝形凸起，口部很大，阴刻倒八字形双眉，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人面特征。额部有一穿孔，可能是系佩的装饰品。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雕人像。

4。远古笛声

音乐是如何起源的？最原始的音乐是一种什么声音？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容易回答出来的。因为音乐有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消失的特性。难怪美学家说，音乐的起源问题甚至比诗的起源还更加难以说明。因为许多民族都拥有古老的诗（包括一切文学样式），却很难有古代的音乐作品被保存下来。尽管原始音乐随着远古时代的消逝而消逝了，但原始乐器又在考古学家的小铲下重见天日。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骨笛的发现，就使我们听到了来自远古的笛声。

80年代中叶，考古学家在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了一处裴李岗文化的墓地。当他们把300多座墓葬的填土清理干净以后，惊异的发现，在一些墓葬的人骨架旁边随葬着骨笛。有的是一支，有的还是两支。在这个墓地一共发现了16支骨笛。这些骨笛都是用猛禽腿骨截去两端关节后再钻圆孔制成的，它们大多有7个孔，有的在钻孔前还先刻好等分记号，然后按记号再钻孔。其中第2823号墓出土的一支骨笛保存最完整，全长22厘米，表面打磨得非常光滑，上面钻有7个孔，与现在常见的竹笛十分相似。经碳14测定年代，贾湖骨笛距今约8000年左右，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

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考古界和音乐界的重视。198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室的专家们对贾湖骨笛进行了测音鉴定。通过测试，专家们发现它已经具备了某种音阶结构，可以用来吹奏旋律，而且发音较准，音色较好。用它吹奏的一曲《小白菜》乐曲，声调哀婉动人。这使专家们相信，早在七八千年前我们黄河流域的远古祖先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乐理知识，能够制作出吹奏"至少是六声音阶，也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徵音阶"。笛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乐器之一。关于笛的起源，过去一直众说纷坛。在先秦古籍中称笛为"篴"（与笛同音、同义）。据《周礼》记载，周代的雅乐中就使用了"篴"，但当时篴是竖吹而非横吹之器。于是又有了中国横吹之笛是来自西域的传说。《旧唐书》载，横吹竹笛来自羌人，汉武帝时丘仲等人改羌笛，制成7孔横笛，这一说法在很长时间里成了中国笛起源的传统观点。但是考古发现的事实却与此相反，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曾侯乙墓中曾出土过两支保存完好的横吹竹篴，开有6孔，形制与今天的竹笛相同，只是一端是封闭的。如果说这两支春秋战国时期的横笛还不能证明笛的起源的话，那么远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贾湖骨笛则无疑证实，中国民族乐器之一的横笛就是起源于黄河流域。近年来，在河南汝州市中山寨等遗址的发掘中，也是在裴李岗文化遗存里，发现了与贾湖骨笛年代和形式相同的骨笛，只不过中山寨的骨笛上面是两排共9个孔。这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据，证明发明了笛的就是黄河远古儿女中的裴李岗文化的先民。

值得注意的是，在裴李岗文化中除骨笛以外，还有另一种音响器具--骨哨。在河南长葛县石固遗址的裴李岗文化墓葬里，就曾发现过两件用禽类肢骨制成的骨哨。哨长约七八厘米，有一个椭圆形扁孔。其中之一经实验，用手指堵住两端，吹气入孔可发出音响。这种东西与贾湖和中山寨的骨笛形式不同，不会是同一种类东西，作为声信号器比较恰当。因为哨子不能吹出乐曲，只能发出声音。这从另一方面表明，裴李岗文化的骨笛确实是不同于骨哨的一种最原始的乐器。

不过，贾湖的骨笛有可能是从骨哨发展而来，因为它们都是用鸟禽类的肢骨制成，说明当时人们对空气在空骨管中的震动原理早就有所认识；而且两者的形式也有相似之处，都是一根磨光的空骨管，只不过长短有别，孔的多少和排列不同。我们的远古祖先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制作骨器的丰富经验，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的刻沟骨管与石固的骨哨极为相似，如果把山顶洞人骨管上的沟槽钻穿成孔，简直跟石固的骨哨一模一样。山顶洞人具有高超的钻孔技术，很可能他们已能制作骨哨，只不过考古尚未发现而已。最初，骨哨也许被作为诱捕野兽的狩猎工具使用，后来又成为一种游乐玩耍的音响器具，最后才发展成裴李岗文化的骨笛。

一位西方音乐史家曾提出过，史前音乐的发展有一种固定的连续性，它可以用鼓→笛→琴的公式来表示。按照这一发展公式，鼓应当是人类最古老的乐器。在原始社会中，人类能够用来制造鼓的材料，除了兽皮、木头以外，就是陶器了。前二者不易保存下来，因此很难发现；后者只有在陶器发明以后才能实现。然而在考古学上，不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发现过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鼓。相反，最先出现的倒是骨笛。据说，在乌克兰境内发现过6支用长毛象骨制成的骨笛，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乐器。类似的骨笛，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和原苏联境内已发现了近20支，大部分都是用鸟骨做成。伦敦考古研究所的一位专家曾复制出一把法国山洞中发现的史前笛子，吹出了六个乐音。如此，史前音乐发展的公式应该改写成笛→鼓→琴，也许更符合考古事实。而有的西方音乐史家也认为，最早的乐器很可能是用动物所提供的材料做成的。欧洲的史前骨笛和中国裴李岗文化的骨笛都证实了这一点。

5。半地穴式建筑艺术

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富于创造性的伟大民族。我们的祖先从很早的时候起，就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多种形式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使中国古代建筑无论在技术上或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成为世界建筑史上体系最完整，最富有民族特征的建筑之一。

遗憾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一座旧石器时代的建筑，甚至一处肯定的临时宿营地，所以，我们还不了解最原始的建筑形式。在考古学上所见到的，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一些能真正称得上建筑的房屋遗迹。其中最早的就是半地穴式建筑。所谓半地穴式建筑，就是先在地面上挖一个圆形或方形浅坑，然后在坑上修建一个窝棚式的房屋。这种建筑形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八九千年的彭头山文化中就已经出现。

彭头山遗址发现了两座建筑，其中一座是半地穴式建筑。它的面积较小，呈不规则圆形，地穴仅剩15厘米深，底部较平整，在北部残存一半圆形锅底状的灶坑，虽然地面上的面貌荡然无存，但它确系当时人们居住和生活的场所。从这座最早的半地穴式建筑上，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实用功能，似乎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不过，对于原始艺术来说，审美价值和实用功能是不可分割的，实用即是美。当原始的半地穴式建筑提供给人们挡风遮雨的场所，满足了人们坐卧休息的需要时，就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满足美"。所以半地穴式建筑的审美性不是体现在它简陋的建筑形式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实用性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简陋建筑的"满足美"逐渐变成一种"形式美"，人们对半地穴式建筑的审美性才有了更多的追求。这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的一些半地穴式建筑上，体现的最明显。在河南密县莪沟遗址发现6座属于裴李岗文化的半地穴式建筑。形式上它们已有圆形和方形两种不同形状，面积最大的有10余平方米左右；穴底地面上还铺垫着一层2-6厘米厚的灰白色垫土，加工成光滑平整的硬土居住面；在靠穴壁处还均匀地分布着几个柱子洞，以支撑草棚屋顶；在地穴南部或西南部开设了斜坡形或台阶式的门道，以方便出入。显然它们要比彭头山的半地穴式建筑进步，类似的半地穴式建筑，在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里均有发现。

此外，在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中，发现了数十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的半地穴式建筑。形式上它们都是圆角长方形或方形，面积有大有小，最小的2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长宽约12米，面积达140余平方米。穴底的居住面也经过人工砸实，有的还用火烧烤过，加工成光滑平整的一层硬土面。屋内还挖有储存东西的圆形窖。灶坑是圆形土坑，有的底部还铺有一层石块。支撑屋顶的柱洞也是在居住面靠近穴壁处。特别是这些房屋已有了一定秩序的安排和分布，大体上一排排整齐的修建在坡岗上，清楚地表现了当时人们在修建房屋时已有了美的追求。

中国这些目前所知最早的半地穴式建筑，向我们展示了原始建筑最基本的形式。远看，它们都是座落在河旁台地或坡岗上的一座座圆形或方形窝棚。近瞧，窝棚开口处有一个斜坡或台阶式的小门道通向室内，室内是一个半地穴。居住面比室外地面要低，平整光滑，是一层人工仔细加工的硬土面，比室外地面要干净整齐得多；为了防潮，有的还经过火烧烤；居住面的中心还有一个圆形或方形的灶坑，似乎让人看到这里曾熊熊燃烧过的灶火。室内光线较暗，但也能看清木棍搭成的屋顶上铺垫着树枝或野草，外面还抹有草拌泥。

半地穴式建筑的出现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它们是中国氏族先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一个伟大创造。大自然是人类生活最广阔的空间；建筑则是人类自己为自己创造的空间，是原始人类劳动和智慧的产物。

中国民族建筑的发展过程是从穴居到半地穴再到地面建筑。穴居，应该是指旧石器时代的天然洞穴。而半地穴式建筑，只是到新石器时代才开始出现。在建造半地穴式房屋时，氏族先民对其整个形体、功能、结构以及排列分布，都有一定的考虑。这些都体现出他们的"匠心"。当生产力水平提高到能修造有坚实基础、跨度较大的空间时，半地穴式建筑则被地面建筑所取替。

黑格尔曾把建筑看作是最早的艺术。不管建筑是不是最早的艺术，然而最早的建筑却是人类最早的创造之一，它也应该是原始艺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如美学家所说，只要洞穴一旦换上茅屋或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的小屋，建筑作为一种艺术也就开始了，与此同时，美的观念也就被牵涉于其中。当然原始人首先考虑到的是它的实用功能，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迫使他们只能采取适合于当时生产力的审美形式。如果不适当地用其它一些艺术形式的审美标准去看待原始建筑，例如把建筑的美甚至整个建筑艺术理解为一种外部装饰，不仅对建筑而且也会对其间居住的人构成误解。从窗户中去眺望自然，它就是被征服了的自然。从半地穴式建筑上去观察原始艺术，它就是被创造的原始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