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中国三代青铜文化继续发展的时代。青铜器艺术同样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造型和装饰都十分精湛的青铜器，成为三代青铜文化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西周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在商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武王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和奴隶相继归周，促进了西周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在洛阳北窑发掘的西周早中期铸铜遗址，面积已达10余万平方米，其中有用土坯砌成的直径达1米5以上的大型熔铜炉，还有陶质鼓风嘴，可能已使用皮制的橐来鼓风。经对炉壁燃烧进行温度测定表明，当时炉温可达1200-1250℃，已大大超过青铜的熔点。同时，青铜冶铸技术已传遍各诸侯国。从考古发现西周青铜器的地点来看，北起内蒙古、辽宁，南到江西、湖南、四川，东从山东半岛，西至甘肃、宁夏，已包括今天全国十几个省区，出土最多的是王畿所在的陕西和河南。边远地区的青铜器大多带有一定的地方特点，表明它们是在当地铸造的。
西周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器进一步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铸铭之器增多，长篇铭文大量出现。这与周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加强礼制建设有关。作器铸铭实际上是礼的体现。在商代，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宗庙祭祀或丧葬等礼仪活动的宝器，西周完全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以铭文的形式，使青铜礼器获得一种法定的正统地位。同时，长篇铭文的流行，不仅开创了风格独特的金文书法艺术，而且还保留了许多重大史实，使西周青铜礼器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如武王时期的利簋，记载了武王克商的重大历史事件；成王时期的何尊，记述了成王营建落邑，迁都成周的史实；恭王时期的史墙盘，系统地叙述了从文王到恭王时期的许多重要史实。又如江苏丹徒出土的康王时期的《宜侯矢簋》和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周初的某些青铜器，都分别记述了西周初期封邦建国的大事。其它青铜器还铸有关于奴隶赏赐与买卖、土地交易、周王的册命、征伐，甚至诉讼判决书等内容的铭文。它们都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不仅印证而且补充了古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青铜礼器本身形式和装饰的变化上。尽管周初的青铜器明显因袭商代遗风，有许多很难区别是商器还是周器，但周初的青铜礼器仍然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最明显的就是青铜酒器大为减少，这是周人鉴于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周初曾严厉禁酒的反映。商代青铜器中以爵、觚、斝、觯为组合的饮酒器此时被代之以鼎、簋为组合的饮食器，从而使鼎、簋成为西周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长安兴旺村窖藏中的一件鼎重82.5公斤，应为王室所用的重器。扶风齐家村出土的《-簋》，通高59厘米，耳际宽75厘米，重60公斤，是目前所见西周最大的簋。西周早期的鼎，流行兽蹄足和分裆的形式。簋又以加方座的形式来抬高器体，因此出现了方座簋，成为周初的特有形式。在装饰上，周初具有时代特征的纹饰是有触角的蜗体或卷体兽面纹，特别是一种长垂角的兽面纹为晚商所未见。同时，凤鸟纹也更为流行，数量增多，体积变大，风格更显华丽。下面介绍几种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具有艺术价值的青铜器：-伯双耳方座簋宝鸡纸坊头一号墓出土。圆腹，圈足，四方座，簋腹两侧有环状耳，耳下有垂珥，垂至圈足处。下承方座内有悬铃一个，举簋时铃声响动，轻脆悦耳。腹身饰两组大饕餮兽面纹，以两侧与耳对称的扉棱为中轴，两耳各塑一牛头，牛头上再塑一虎头，居于两牛角之间，作口衔牛首状，耳两侧线刻虎身，两前肢抱住牛头，表现了一幅虎食牛的情景；圈足上饰四组夔龙纹，方座上，以四棱为中轴，各雕牛头兽面一个，牛角翘立器壁之外，新颖而别致。整器装饰协调，浑然一体，布置别具匠心，风格华丽精美，堪称周初青铜器的杰作。
四耳簋宝鸡纸坊头一号墓出土。造型基本同前，无方座，四耳，耳以榫卯与器身相接，可单独取下，为西周青铜器中少见之设计。纹饰装饰独具特征，器身上下饰两组带状乳钉纹，中间配以带状直棱纹，显得整齐但不繁缛。器耳上以24个大小牛头巧作装点，使该器显得壮观传神，可谓西周铜器的珍品。
伯矩鬲北京琉璃河出土。双耳，有盖，盖顶浮雕牛头兽面纹，牛头上又塑一小牛头；器身也饰牛头兽面纹，牛角高翘，突出于器表外，兽口对柱足，恰似兽口中吐出的长舌。装饰和造型极其精美。
伯各尊宝鸡竹园沟7号墓出土。尊体作深圆筒状，喇叭口。通体饰四道对称的高扉棱，有上中下三段装饰，上段口颈处饰四组蕉叶纹，每组由两只倒立的夔纹组成，蕉叶纹下饰一周四组夔龙纹，中段以两道扉棱为中轴，饰两组大饕餮兽面纹，有高翘的卷角突出器表外，下段饰四组夔凤纹。通体有云雷纹衬底，纹饰繁缛精美，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伯各卣宝鸡竹园沟7号墓出土，造型如同商代提梁卣。装饰独特，提梁与卣体相接处雕塑有卷角羊头，提梁中部塑有对称的牛头两个，形象生动。卣盖上饰大饕餮兽面纹两组，各以扉棱为中轴，卷角突出于盖表外，盖顶突立由四牺首围成的圆形把手，盖口和卣口各饰夔龙纹一周；腹部饰大饕餮兽面纹两组，有扉棱作中轴，大卷角也突出于器表外；圈足上饰四夔龙纹。通体以细密的云雷纹衬底，也是西周青铜器的艺术精品。同形有大小两件。西周早期也有一些鸟兽形器。如：象尊《商周-器通考·图698》。作昂首状，象鼻短，尾卷似鋬，背部开口，有盖，体饰鳞纹鸭尊辽宁喀左出土。鸭形，扁宽嘴，长颈，双脚铸有鸭蹼，尾部下有一立柱，与双腿作器的三支足，器口开于背部，形象写实。江苏丹徒县母子墩也出一类似鸭尊，唯器口更大更高。
鸮卣又名太保卣，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品。作立鸟状，有提梁，鸟首似鸡，上喙可开合以注酒，尾下垂与双足作支点，造形生动奇巧。
另外，琉璃河出土的青铜人面罩，也是西周早期罕见的青铜艺术珍品。
人面呈椭圆形，五官清楚，口中雕有两排牙齿，特别是双眼圆睁，嘴角上翘，明显具有笑貌状。如此生动传神的作品，不仅在西周青铜艺术中，就是在整个三代青铜艺术中，都极为少见。
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是西周青铜器艺术发展的极盛期。中期青铜礼器在早期的基础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论造型或装饰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在造型上，器体宽大而浅的垂腹附耳鼎，是这时出现的新器形；双层器或组合器，也是西周中期青铜器造型的新特点；鸟兽形器比早期大为增多，显示了西周中期造型艺术的精湛技艺；簋类器和酒器等都有了许多变化；像盨、簠和有耳可执的方-一类，都是这时出现的新形式。在装饰上也有几个突出特点：首先是删繁就简，陆续淘汰了不少早期的纹饰；其次是传统纹饰向多样化变形，如兽面纹多向变形兽面纹发展，凤鸟纹更加流行，通常呈对称回顾形排列，尾加长，冠加大；最后是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形和-形结构的动物纹和鳞带纹等。这些变化使西周青铜器发展到它的顶峰，创造出许多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青铜器。
带盘夔足鼎宝鸡茹家庄1号墓出土。为双层造型结构，上层是一带耳的圆鼎，下层为一锅状圆盘，以三条仰首卷尾的夔龙形足支盘承接圆鼎。鼎腹饰小饕餮兽面纹，以云雷纹衬底。盘腹饰十字形镂孔三组，与小龙足相间。造型极为精巧。这种带盘鼎是一种温器，盘内可置炭火，温热鼎内食物。井姬独柱带盘-鼎宝鸡茹家庄2号墓出土，双层结构，上为圆鼎，下为有矮三足的圆盘，盘心用一柱支承圆鼎。虽素面无纹饰，造型也极为别致。白-簋陕西扶风庄白西周墓出土。有圈足碗形盖，盖及腹身饰长尾大凤鸟纹，双耳也雕塑成凤鸟形，具有西周中期青铜器造型和装饰的典型特征。微氏方鬲陕西扶风庄白窖藏出土。通体呈方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一腹部微鼓的方鼎，口沿下有附耳，四角各铸回首屈身卷尾龙一条，龙头有双角，鼎口沿下饰一周兽面纹；下层为一长方形炉膛，四角下部各铸鸟首兽一尊，兽腿形成4个支足，炉壁左右两侧和后壁饰有镂孔状方格窗，炉底有3个小孔，用以通气排灰，炉壁正面开有门两扇，有可开闭的镶板式门扉，右扇门上以一裸体、束发、跪坐的奴隶为门栓，左扇门上铸一兽头为门栓，有一活动自如的铜条插销，直插奴隶和兽头之间，炉壁门开关灵活。该器设计独特，结构合理，显示了极高的艺术价值。类似器仅有2件，另一件无耳无足，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鬲门合扇处铸以跪坐奴隶作门栓，正是《尚书·吕刑》篇所载"刖者使守门"的真实写照。
-伯鬲-宝鸡茹家庄1号墓出土。为分裆柱足鬲，腹部以单线雕刻三组象头纹，有大耳，圆眼，象头朝下，巧妙地利用柱状足作为象鼻，把造型和装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具有洗练传神的艺术效果。
盠方-陕西眉县李村出土。造型和装饰均很繁缛且特征显著，有方形四阿顶盖，盖上有四阿式钮，腹壁两侧各有一象鼻形上卷耳，下有方形圈足。独特之处是内部分隔为两室。通体纹饰瑰丽。
折觥陕西扶风庄白出土。器体长方，上接兽形盖流，前端雕塑为大垂角兽，后端饰大兽面纹，尾卷成鋬，造型与装饰给人神圣与威严之感。
日已觥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器形长方而高，流短而厚，盖前塑一龙头，后端为一立耳兽面，宽尾下垂，形式奇异。器流浮雕夔龙纹，器身浮雕兽面纹。
西周中期的鸟鲁形器更多。如：象尊宝鸡茹家庄1号墓出土。整体造型为象，体肥硕丰满，象鼻高举，獠牙和眼突出，竖圆耳，小尾扁平下垂，四肢粗短，背部开口，有盖，造型生动传神。体饰凤鸟纹，卷体成圆涡状，与四肢相配，称得上一件艺术珍品。驹尊陕西眉县李村出土。形似骡，作站立状，竖耳短尾，鬃毛整齐，双目炯炯有神。器口开于背部，器盖似鞍。驹身光素无纹，仅腹部两侧饰有圆形变体夔纹，装饰朴素，突出了骡驹的造型艺术特点，不失为一件富有生气的佳作，为西周时代少见的青铜器。
牛尊陕西岐山出土。作牛抬首站立状，前吻平且有一小流，背有盖，盖顶塑一立虎，腹饰变形兽纹。
羊尊又名井姬盂鏙，宝鸡茹家庄2号墓出土。通体作站立羊形，吻部较长呈方形，头顶部连羊角可开合为流盖，器口开于背部，器盖上有一立虎，尾卷成銴，腹饰卷体圆涡形夔凤纹，与四肢相配，造型和装饰均具艺术性。鸟尊宝鸡茹家庄1号墓出土。作立鸟形，长钩喙，大圆眼，三足肥壮，背部开口，体饰鸟羽纹，造型和装饰均十分生动。同形有大小两件。
凤尊《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672图》。作立鸟形，头似鸡，有柱状冠，尾宽，下垂与双爪作支点，器口开在背上，两侧雕塑双翅，造型和纹饰均十分形象。
西周早中期青铜器艺术的发展，在青铜武器和车马器上也有反映。
西周时期的青铜武器在殷代的基础上有许多新的改进。主要武器戈，在援的后端普遍出现了胡，胡上并有用以穿绳捆缚的孔（称为穿），常见有短胡一穿戈和中胡二穿戈等。胡与穿的普遍出现，使铜戈能更牢固地捆缚于木柄之上，可大大提高杀伤力。同时，出现了新形式的十字形戟。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大墓就出土了"燕侯舞戈"铭文的十字形戟，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也出土有十字形戟。另外，宝鸡竹园沟13号墓所出的仪仗兵器，旄和人头銎内钺是西周青铜武器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旄由旄首、柲、鐏三部分组成，除木质柲腐朽仅存痕迹外，青铜铸的旄首和鐏保存完好。旄首雕铸成鸭头形，鸭嘴微微开启，鸭头上雕饰着虎面纹，其造型和装饰都堪称一件艺术品。
人头銎内钺钺身长方形，舌形刃较宽，有銎和直内。钺身后部雕有双角兽头，本部有浮雕蛇纹。本两侧各塑立虎一只，虎回首与钺两肩相接，卷尾与舌刃两端相连。銎头雕塑成人头，眉、眼、鼻、嘴、耳俱全，额前有刘海，脑后有发辫，形象生动。为一件少见的雕塑精湛的铜钺。
旄和钺是重要的仪仗兵器。史载武王伐商时在牧野誓师，"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尚书·牧誓》）。纣王兵败自焚后，武王又以黄钺斩纣首，以玄钺斩纣二妾头。因此，钺和旄是具有最高权力象征的兵器。竹园沟13号墓出土的这两件钺和旄，就是主人有较高地位的象征。
西周时期的青铜车马器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铜构件，如车辖、毂饰及鸾铃等。铜车辖代替了商代的木辖，与铜车軎配用，可使车轴更加稳定牢固。按装在车轮上的铜毂，延长了车轮的寿命。鸾铃是一种响器，所谓"鸾在衡，升车则马动，马动则鸾鸣"（《-诗内传》）。不仅如此，这些铜构件往往都有精湛的雕塑和装饰，甚至许多铜马饰上也有精美的雕饰，其中有兽面形、动物形、人形等，使西周时期的车子比商代更加坚固美观，奴隶主乘坐出行，更显得华丽而高贵。如宝鸡竹园沟1号车马坑出土的人兽面辕饰，呈戴帽封顶的筒形，帽一侧浮雕兽面纹，另一侧雕塑一蹲伏搂抱状的人像，人头高出于帽顶，有后披发，腰系宽带，下身穿短裤，人后肩处还各饰一鹿纹。把它装饰在车辕头上，十分新颖别致。同地13号墓出土的牛首泡马面饰（标本229），在牛头上还塑有两只高冠鸟，分别利用牛角作鸟尾，两鸟昂首相望，爬伏于牛头之上，设计十分独特巧妙。
西周晚期的青铜器继续延续中期的特征，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可以说，在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上处于停滞状态，这是由于西周礼制的发展所造成的。
西周最重要的青铜礼器鼎，从中晚期开始形成了列鼎制度。所谓列鼎，就是造型和装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组成一组奇数的鼎。它是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用以表示身份等级，"明尊卑，别上下"的标准器，其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据《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不同等级的人使用不同数的列鼎。出九鼎的西周墓目前还未发现，传世的西周中期克鼎为七具列鼎。考古发现河南上村岭虢太子墓的鼎也是以七具成列；宝鸡茹家庄1号墓的列鼎为五具；长安普渡村西周中期墓以三具成列，等等，都与文献所载相符。其时，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严格规定，如《仪礼·聘礼》等所记，天子所用九鼎，第一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各鼎依次为羊、豖、鱼、腊（干肉）、肠胃、肤、鲜鱼和鲜腊。诸侯的七鼎也称太牢，要减去最后的鲜鱼和鲜腊二味。卿大夫的五鼎，第一鼎盛羊，称为少牢，以下依次为豖、鱼、腊、肠胃（或肤）。士用三鼎，所盛为豖、鱼、腊或羊、豖、鱼；也有用一鼎的，所盛为豖。
同时奇数的鼎要以偶数的簋配合使用。即九鼎以八簋相配，七鼎以六簋配，五鼎用四簋，三鼎配二簋。考古发掘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数为多。如1960年陕西扶风齐家窖藏出土一套形制大小、花纹、铭文相同的中友父簋，共二器；宝鸡茹家庄-伯墓出土的儿簋，有四器；扶风庄白1号窖藏出土的儿簋，共八器。中友父的身份是士，-伯是大夫，簋数正相合；微伯-的身份也是大夫，-簋八器应是两套。西周晚期墓中，随葬的簋最多有六器，为诸侯所用的七鼎六簋。
不仅鼎和簋如此，其它一些青铜礼器，如鬲、卣，青铜乐器等，在西周中晚期以后也很流行成组出土，一组器的形制、大小、纹饰、甚至铭文都相同。如陕西蓝田县寺坡村出土的弭叔鬲一组三件；周原一号窖藏出土微伯鬲一组5件；长安张家坡出土的伯庸父鬲一组8件；周原一号窖藏出土的伯先父鬲一组10件。但此时用鬲还没有鼎、簋那样严格的限制，到春秋战国时代，鬲才多以偶数组合与列鼎同墓随葬，起陪鼎的作用。
这种列鼎制度是西周礼制的充分体现，也是三代奴隶社会礼制最突出的代表，它对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被一直沿用至春秋战国时期。同时，它也使西周的青铜器艺术变成了一种奴隶制的等级艺术。在西周晚期，由于列鼎制度要使用同样形制的青铜礼器，这就限制了青铜器艺术的发展，使其从辉煌的顶峰逐渐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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