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各国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各有自己的一套官制体系，因而使这一时期的职官变得纷繁复杂。大体说来，中原国家与西周王室关系密切，基本上是承袭西周设置而有所取舍。南方的楚国，官名多与中原各国不同，但所掌管的事类则相一致。西方的秦国，东南方的吴、越官职的设置、官职名称也大体上同于中原国家。
春秋时各国职官大致有三个系统：治事类职官；事务类职官和地方政权职官。
1。治事类职官
治事类职官即行政官，主要有四个部门：司徒、司马、司空和司寇。
司徒、司马、司空在西周金文中称为"三司"，地位不甚显耀，到春秋时"三司"的地位突出，司寇地位也重要起来，这是与西周时王宫大臣及臣仆式的官吏，向治事职官转变，即职官成为国家官吏而不是王的仆从。
司徒的官是治理民事的。"司"是掌管，"徒"指徒役，即民众服劳役及军役，百姓的户口簿等由司徒掌管。在郑成公元年（公元前548年），郑国打败陈国时，"司徒致民"。"致民"即致送户口簿，是司徒主民政。"司徒"一职当是行政首脑，《周礼》中司徒下辖的官78人。这78人中，除大小司徒为首长外，所辖官的性质有两大类：一是各级行政长官，二是各种经济部门长官。鲁国的司徒一官长期由季孙氏担任，而季孙氏又是三卿中的总领全国大政。可见司徒一职的重要。
司马是掌军事的职官。古代重车战，兵车用马牵引，所以掌军队的职官称为"司马"。军赋的征收由司马负责，所以司马还兼掌土地，以保证军赋的供给。如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楚国的-掩为司马，令尹子木（屈建）让他整顿军赋，清点甲兵，-掩于是"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清查全国土地，然后实行"量入修赋"，根据收入定出缴纳军赋的数额。楚国这一重大赋税制度的改革，是由司马进行的。《周礼》书中大司马下也讲到"令赋，以地与民制之"的内容，与《左传》载楚国司马-掩"书土田"之举相吻合。
司空是掌管工程建筑和百工的。西周金文中称"司空"为"司工"。
宋国改"司空"为"司城"，虽是为避宋武公的名讳而改。但改司空为司城，也反映司空与土木工程的关系。晋国士-担任献公时的司空，主持修建国都绛城和重耳的蒲城、夷吾的屈城。在修筑屈城时，筑城者在墙中参杂进柴草，以偷工减料，夷吾（后为晋惠公）不满，状告到献公处，献公责备士-。士-辩解说，公子城若太坚固，一旦发生变故就难于铲除。士-对献公的责备不满，但他已看出重耳、夷吾的势力强大，将威胁到国君，于是作一诗道："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周礼》一书中"司空"一官亡佚，汉人用《考工记》一书补上代替。
汉郑玄注说："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又说："百工，司空事官之属。"
司寇是掌理刑罚狱讼案及纠察之责的。孔子在鲁国曾担任过司寇。
莒太子仆杀父窃国宝来献给鲁宣公，宣公要马上赏给他土地，季孙却要司寇立即将他驱逐出境。因司寇管社会治安，不容杀父窃宝之人于国，故由它执行。司寇一名在当时还有不同的名称，晋国称为士、理、大士，周王室称为尉氏，楚国称为司败等。
司徒、司马、司空、司寇是中央的四大部门，在这四部门职官之上，有一人总领全国大政，当时有的国家称相，有的称执政，有的称当国，名称不同，实质一样。楚国称令尹，宋国多是右师充任此职，但也有他官，如司城担此任者。晋国由中军元帅任此职。东周王室初由卿士担任，后由太宰居此位。但是太宰这一职在西周地位很高，是王室总管，也是国事的总管。到春秋后期，各国太宰职权下降，有的仅为名誉职而无多大实权。它的地位不仅比相位低，甚至在"四司"之下。太宰地位的下降，反映了政事职官地位的上升和家臣仆役性职官地位的下降，是国家体制走向成熟的一种进步。
晋国和楚国职官在此时显得特殊。楚国职官的特殊处是名称上的差异，明显的特点是多以"尹"名官，这与商代的官名相近，而职官体制却与中原他国大致相同。晋国职官名称上不如楚国那样突出不同，但职官体制却很不一致。
晋国在晋文公时建立三军，以上、中、下为名。各军有将、佐各1人，中军将称为"元帅"，其余上下二军称"将"和"佐"。中军元帅地位最高，统率三军。三军将佐都是卿担任，所以晋文公时就有6卿，晋国曾一度扩大到6个军，有12位卿，大大超过礼制的规定。三军将佐的地位依次是中军元帅、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
中军元帅战时统率三军，为最高军事首脑，平时则治民，总领全国大政，是最高的行政首脑。这是一种军国主义式的官制体制。在各军中设有军大夫、军尉、军司马、军司空、舆尉、侯庵等官，分别掌管军政、军纪、后勤、侦察等事，爵为大夫。司马、司空的地位比他国低。
2。事务性职官
事务性职官，实指宫廷官吏，专为国君私人服役。太师、太傅、太保本是教育太子的老师和照顾生活的师傅、保，太子即位后它们就被尊为太师、太傅、太保。这三"太"在西周时被称为"三公"，执掌国政，像周初，周公、太公就处在师保的地位。春秋时太保一职已不见，太师、太傅多属美称，像晋国阳处父和士会都曾授太傅衔，阳处父位在中军元帅赵盾下，士会则全是美称性质。楚穆王的太师潘崇，因拥立穆王有功，穆王另授他"掌环列之尹"，职责是警卫王宫，太师却没有什么职权。宗伯是主管王或国君宗族事务的。西周时天子地位尊贵，所谓"宗之君之"，天子既是宗族长，又是人君，故宗伯地位重要。春秋时只鲁国还有宗伯职官名，其他国家则称"宗人"，职权是主管祭祀，向神祷告，所以又称为"祝宗"，地位不高。
掌占卜的称为卜，如鲁国有"卜楚丘"、"卜-"，秦国有"卜徒父"，梁国有"卜招父"，晋国有"卜偃"等。"卜"是职名，即掌占卜和卜筮事务。一般称为"卜人"，楚国则称为"卜尹"。观从在楚平王夺取王位时，功劳卓著。楚平王上台后对他说："唯尔所欲"。观从说："臣之先佐开卜"，平王"乃使为卜尹"，即是掌占卜的卜师，爵为大夫。占卜系统的职事之人当不少，如有整治龟壳备用的，有在龟骨上钻凿孔隙的，有在上面刻字的，占卜时有记录的，如"开卜"、"卜史"之类，皆属卜师下从役人员。
史官是在国君的身边，记录国君言行，《礼记·玉藻》称"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左右史的分工与《玉藻》相反。古时国君言行有专门史官记载，这是我国的传统。我国古代史料丰富，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君举必书"的制度，对国君行为也起一定的监督作用。如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周定王接待晋国使臣巩朔，为了讨好大国使者，定王破格招待他。事后定王派人对史官说，此举不合礼制，不要记录下来。我国古代史官具有追求真实的优良史德，如晋国赵穿杀了国君灵公，当时为中军元帅执晋国政的赵盾，听到赵穿发难就往国外逃，还没有走出国境，晋灵公就被杀死，赵盾于是回到国都。这件事，晋国史官却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说："你记得不对。"史官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杀死国君的凶手，杀死国君的罪责不是你是谁呢？孔子读到这一段史实后说：董狐，是从前的优良史官，记事不隐瞒实情。董狐就是记下此事的晋国大史。董狐不畏权势，记下历史真实，所以后世称为"董狐直笔"。为记下真实史事，有时史官要遭杀身之祸。齐国的权臣崔杼杀死齐庄公，齐国的大史记载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害怕留下杀君的恶名，就将大史杀死。大史的两个弟弟接替哥哥的职事，同样记下"崔杼弑其君"的事实，崔杼又把两个弟弟先后杀掉。大史的第三个弟弟接替前三位兄长的职事，同样一字不改地记下"崔杼弑其君"的字样。崔杼只得让他写下，没有再杀。南史氏听说大史氏兄弟全被杀死，就在竹简上写下"崔杼弑其君"的事实，拿着竹简前往大史官署。走到半道听说已记下来了，才返回。我国史官这种不阿世，不畏强权，敢于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往往使一些昏君和权臣畏惧。他们害怕恶名遗留后世，被后人千古责骂，对其行为有所收敛。
史官在西周时有大史和内史之分，唐孔颖达说，大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左传》一书中记载有"大史"，"内史"只见于周王室，"左史"见于楚国。楚国有左史倚相，楚灵王称赞他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古书。我国著名哲学家老子，是东周王室的柱下守藏史，也是一种史官。可见史官不仅具有优秀的品德，还有很深的文化造诣，方能成为好的史官。
乐官也是国君宫中的一种职官。乐官称为师、大师或舞师，晋国著名的乐官师旷，是一位盲人。楚国称从事宫中演奏的乐人为"泠人"，乐工主管官称为"乐尹"。乐器有钟、磐、琴、竽、笛等，以钟、磬为贵。钟为青铜作，磬为玉石作成，故称为"金石之声。
我国从商周以来，音乐水平就不低，春秋时到达一高峰。大凡祭祀、朝会、宴飨时都要有音乐相伴以助兴。此制大致在商代就已兴起实行，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祭祀用乐的卜辞。收入《诗经》中的300篇诗，原本都有乐谱可供演唱，相当于今日歌曲的"词"部分，曲谱早已失传，只留下歌词。在何种场合，演奏何种歌曲，要相协调，所谓"必称《诗》以谕其志"者。因此演唱什么歌曲，由主人或客人点，犹如今日的"点歌"。如我们在前章"动荡不安的卫国"一小节中已指出过，卫国孙林父与卫献公发生矛盾，孙林父害怕献公惩罚他，就回到封邑戚，派他的儿子孙蒯入朝听政。卫献公设宴款待孙蒯，在宴席上，献公特别点了一首《巧言》的最后一章歌曲，让乐师演奏。以暗示孙蒯的父亲居于戚要作乱。《巧言》一诗，是《诗经·小雅·小旻之什》中的一篇，今犹存。替国君掌管财物的有廪人、府人。鲁昭公流亡在外，临死时向跟随他的人赏赐衣帛玉饰等宝物。待昭公死后，受赏者都把所得的物品退给"府人"，是府人掌玩好细软等物，在国君身边。宫的守卫者称为司铎。铎是一种铃，手执敲击以守夜。国君的后宫由司宫主管，名称各国有异，或称巷伯、寺人、竖等，多由阉人充任，后世称为"太监"的。古时有"刖者使守门，宫者使守内"的制度，"宫"就是宫刑，男子去势刑，汉代称为"腐刑"。
宫中总管称为仆大夫。晋国韩厥在景公时统帅新中军，位列第七，而兼为仆大夫。在讨论迁都的朝会上，因不能决断，景公退朝后回到起居的路寝，"献子从"，韩厥跟随景公进入内寝。顾炎武说："仆大夫者，君之亲臣，故独令之从公而入寝庭。"杨伯峻以为"亲臣"不确，朝会时，群臣退后，仆大夫要引导国君退朝，这是此官的职责，不是亲不亲的问题。杨伯峻说当为合理。
3。地方政权职官
春秋时期国家体制仍然是国野制。国是指国都，野是指农村，犹如今日的城乡之别，只是乡中居民的社会地位不似今日都是国家的公民，野人地位比国人低。因为春秋时期军队的成员来自国人，故国中的居民都按什伍的军事编制起来，层级建制，一直到乡。记载翔实的是管仲在齐国的"参国五鄙"制，从此制可以了解当时各国地方级政权的组织情况和职官的设置。管仲将国分为21乡，每乡2000家，设乡长治理。乡下是连，每连200家，设连长治理。连下是里，每里50家，设里有司治理。里下是轨，每轨5家，设轨长。
野中即农村中的建置和设官情况是：全国分为五属，设属正，爵为大夫，每属9万家。属下是县，每县9000家，设县帅。县以下设乡，每乡3000家，设乡帅。乡以下设卒，每卒300家，设卒帅。卒以下是邑，每邑30家，设邑有司。
管子说，他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不是创新，即这样的建置是沿西周时旧制，管子只是把它加以重新整顿，使它健全起来。
春秋时期各国大致还是继续这一行政组织。
春秋时期由于贵族的势力恶性膨胀，在野中的不少地方成为贵族的采邑。像鲁国的费邑就成为三桓之一季孙氏的封地。晋国的大贵族往往拥有几个县的地盘，每个县能出100辆兵车。贵族的封地内有类似于国都的城，称为"都"。所以国君对野中控制的地区在逐渐减少，相应的是中央政权的实力随着贵族封地的扩大而削弱。于是各国在进入春秋中期以后，一种新型的地方组织"县"就产生了。
这种县最初设在一国的边境地区，多是在灭亡小国或从别国夺来的土地上设置。这是它与过去设在野中以9000家为一县的旧县区别之一。
同旧制县的另一个区别是，县的长官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县的事务直接由中央管理。春秋后期，县也开始设在一国的内陆，如晋国灭祁氏、羊舌氏后，以其封地设10县，由中央选派县的长官。
县的职官除主一县事务的县大夫外，以下有县师、司马、司寇等，以掌管一县的教育、民政、军事、治安。
战国时期大量盛行的郡，在春秋时也已出现。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晋赵鞅在铁之战前宣布赏格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此时的县大于郡。这与战国时县在郡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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