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宮玉海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失误

 

    坦诚的说，宫玉海先生是我尊敬的神交已久的先生之一，他的学术思想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是，我同时又是一个独立自主，自强不息，无拘无束，无师自通的人。所以，这种性格又使我很赞赏廖平先生的一句著名格言：即“吾爱吾师，更爱真理”（29）。

    因为这種性格使然，所以我在研究《山海经》时，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问是非，盲目崇拜。而这種性格，就是一种探索的性格，一種无所畏惧的性格，有了它，我才能一分为二的发现宫玉海先生既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真知灼见。同时，又有很多错误缺点。

    下面，我就来谈谈我发现的宫玉海写的《“山海经"于金字塔的记载，以及与古代非洲的关系》一文中的一些问题和四个重大失误。

    例如，宫先生说：“伏羲氏时，赫胥居南，大体在今云贵高原，以及缅甸、印度一带。”

    而事实上，“伏羲”这个人名，就是用他黑色的皮肤命名的人名。因为“伏羲”通“黑漆”。而一个人的皮肤象“黑漆”一样，那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非洲黑人。而“伏羲”又和“赫胥”是嫡亲的祖孫关系。他们的故乡当然在非洲赤道上，也就是在今天的埃塞俄北亞和肯尼亚一带，而非我国的“云贵高原，以及缅甸、印度一带。”

    又如，宫先生说：“顺便说一下：荷兰汉学家戴闻达曾经在讲学中提到：（1）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真正的了解始于漢朝；（2）也许中国人都是古埃及的移民；（3）西王母和非洲毫不相干等等。这些说法也许对于一些汉学和地理學家具有頗大的吸引力；而任何一个认真对待《山海经》的人，则会把这些拋诸脑后。”

    而事实上，荷兰汉学家戴闻达說的話，半对半错。对的地方是，他说：“也许中国人都是古埃及的移民”。错的地方是，他说：“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真正的了解始于漢朝，西王母和非洲毫不相干”。而真实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人的祖先，就是非洲人。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第（129）篇博客，《古籍记载中国古帝古人是非洲黑人》一文中作了论证，这里就不再说了。至于說到西王母，她不仅和非洲有关，而且她的国家就在埃塞俄北亞，她居住的12栋用整座山切割雕凿成的石屋，现在已被考古學家发现了，并被联合国教課文组织选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遗产之一，其名称为：“独石教堂”。至于說到埃及人迁到现在中国来的问题。那是西秦皇帝秦献公，于公元前384年，从埃及率兵东征，经过12年征战，将众多诸侯国打得退入中国，并迁都于中国咸阳。这在《史记?秦本纪》中有明确记载。但很遗憾，宫先生未读懂这篇文献。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第（81）篇博客，《答数据思维和奎峰先生书》一文中做了较祥细的阐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又如，宫先生说：“当然，我们从《山海经》里也会发现：在大禹之前就有共工在非洲存在，他还修建了一个‘共工之台|’；以至昆仑等地的居民‘不敢北向射’，起到了很大的威摄作用。”

    而事实上，“共工”即“雷公”，也就是指身体高大的巨人。而“大禹”正是“共工”的后裔。所以“共工之台”，就是“大禹”祖先——颛顼、喾、尧、舜、丹朱等人建筑的帝陵。而这里的“昆仑山”，在今天埃塞俄比亚。因为这里有大量滚圆的火山而得名。因为巨大的火山口是“圆”形的，所以中国古人称火山为“环丘”和“员丘”。而“环”和“员”，都是“仑”的概念；再说，埃塞俄比亚的地理位置处于赤道上的烈日之下，所以古人就称这里为“昆仑”。而“不敢北射”是说，未能与中央政府迁移的留在昆仑山上的居民，是不敢向天子进攻和挑畔的。

    又如，宫先生说：“有一座金字塔，在共工的臣子相柳国的东面。台基四方形，它的一角有一条蛇的雕像，像老虎的花纹，头向着南方。这就是齐夫林金字塔；这条‘蛇’，就是人们所说的‘狮身人面像’。‘人面蛇身朱发’，是共工的图腾。如果是共工所建，当然是蛇身人面像，而不是‘狮身人面像’。那么，蛇身在什么地方？根据最近的发掘表明，有一条‘渠道’从金字塔的一角，直达人面像的基底。这不应该是渠道，而是蛇身，它由两壁及顶盖组成，形成一条暗道，从外观看，自然是一条蛇身了。如果有一天，考古者们竟然发现：人面像上面的头发，原来是红色的，那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帝衣着的规制是身穿龙袍，而埃及法老的规制是头戴蛇冠，身纹蛇图。为什么埃及法老头戴蛇冠、身纹蛇图呢？其实，中埃两国古帝的規制是相同的。因为中国古人常常把龙称为“古蛇”。关于这一点，古犹太人反复在《圣经?启示录》上强调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而这一事实也反映在《山海经》里，我们看到，古人在《五藏山经》里把龙称为“大蛇”、“长蛇”、“鸣蛇”、“化蛇”、“肥遗蛇”等等。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第（384）篇博客，《“山海经”等古籍记载的‘蛇’即‘蛟’之别名》一文中作了祥细考证，这里就不再说了。所以《山海经》里记载的“蛇身人面”，就是指帝王的塑像。所以齐夫林金字塔前面的“狮身人面像”，其实就是大禹儿子启的塑像。我们再从语言学、训诂学上来看，也可看到这一事实，因为“齐”通“启”。至于宫说的：“有一条‘渠道’从金字塔的一角，直达人面像的基底。这不应该是渠道，而是蛇身，它由两壁及顶盖组成，形成一条暗道，从外观看，自然是一条蛇身了。”而事实上，考古學家根本未发现“这条暗道”。所以宫的这段话是：瞎編唬人，毫无考古根据。

    又如，宫先生说：“‘众帝’包括颛顼台、尧台、舜台、丹朱台，以及先前修筑的共工台，和法老们修筑的塔。”

    而事实上，颛顼、喾、尧、舜、丹朱、鲧、禹、启等等中国古帝，他们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埃及法老。反过来说，我们今天说的埃及法老，他们其实就是指“炎黃”古帝和他们的儿孙——颛顼、窖、尧、舜、丹朱、鲧、禹、启等等中国古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四五千年前，中国的国都是建在埃及的，并且他们的帝陵也建在那里，这就是《山海经》记载的“山”、“台”、“丘”，也就是我们今天称的埃及“金字塔”。至于中国国都从埃及整体搬到现在中国来，那是秦献公于公元前372年做的事情。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宫先生把中国古帝和埃及法老严格区分开来说史，这正好说明，宫先生并未真正弄懂中埃两国上古历史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又如，宫先生说：“黑水，即黑海。”

    而事实上，《山海经》记载的“黑水”，并非“黑海”，而是指非洲或埃及，在干旱时节里因江河断流，江水里淤积的杂物在高温下腐烂发臭变黑的情景。所以古人称这种断流而腐臭变黑之河为“黑水”。事实上，这種现象已经在现在中国各地都有发生。你看看，那些被工业废水污染的河流，不都是臭气熏天的“黑水”吗？

    当我们讨论完了宫文的这些小问题之后，再來研究宫文的大错误，也就很好理解了。

    第一：宫玉海先生认为：“古代中国人去了非洲，并且在那里安家落户，立国殖民”（30）。然而，宫文的观点是否正确呢？如果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据我掌握的证据来看，客观史实恰恰与宫玉海先生的意料相反。这也就是说，宫先生的话，正好把中埃两国上古历史的本末关系弄颠倒了。因为考古学家在埃及南方古城希拉康坡力发现的最早的，并且有诸多历史文献记载的，标志性的中国历史文物——《那尔迈调色板》（31）、《战场调色板》、《纳尔迈权标头》（32）证明：“炎黃”古帝的国都是建于埃及的，埃及起码有5100年的国家级的统一历史。

    然而，我们在中国发现的，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所能证明的国家级的历史，只有3500余年。而叫人迷惑不解的最大问题是，至今考古学家在中国，还未发现一座真正具有考古意义的黄帝至三代的帝陵，可以证明这段中国上古历史真正是起源于现在中国的。

    相反，我们只要用“中埃两国”发现的，这些十分重要的国家级的历史文物做番比较，心里就会明白，在中国发现的上古国家级的历史文物，与在埃及发现的上古国家级的历史文物相比，起码要晚1500余年。

    这就叫我们不能不问，宫玉海先生凭什么说中国历史比埃及历史更早更长呢？又凭什么说中国夏文化向西发展到了埃及呢？从考古學家在兩国发现的国家级的重要文物来看，显然，宮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

    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化的传播方向，尤如高山流水，从早到晚，从先进到落后，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向四方传播和发展的！这一科学规律，岂能根据宫玉海先生的意志倒行逆施？这也就是说，宫先生的理论，只有在中国找到比埃及更早更确凿的国家级的历史文物证据之后，才能成立！否则，就不能成立！

     第二：宫玉海先生认为：“埃及的历史学家们，往往把金字塔说成是法老的陵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陵墓群，却实实在在的沉睡在……诸王之谷”（33）。宫先生的这段错话，显然把埃及金字塔的陵墓说否定了，把夏商历史弄混淆了。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宫玉海先生其实不甚了解埃及历史，也不了解《山海经》即夏帝“葬经”的性质！換句话说，宫先生不了解黄帝至夏末诸帝国都建于埃及孟菲斯，其帝陵即众多金字塔之事实。同时，他也不明白，殷帝国都建于埃及底比斯，其帝陵建于“诸王谷”的事实。

    因为宫先生不明白中国上古历史上的这些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事实。所以他的文章，也就只能写成零散的、错乱的，矛盾的、臆断的，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文章！

      說到底，这主要是他找不到中国人的根在那里，故乡在那里，炎黄和尧舜禹的真正国都帝陵建在那里。因为宫玉海不明白这些事情，更不知道12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期结束，曾经造成世界大洪水，翻天覆地的大灾变迫使中国古人为了避免灭顶之灾，跑到赤道上的埃塞俄比亚的昆仑山上避难。

    就这样，中国古人在埃塞俄比亚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并留下了不少可考的历史文物：如“昆仑天柱”、“轩辕之台”和“西王母石屋”。所有这些物证都证明了，埃塞俄比亚是中国和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后来，由于世界上统一的火山爆发逐渐熄灭了，洪水泛滥也就慢慢停止了，因此，社会又开始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古帝为了利益发生冲突，这就引起了黃帝、炎帝和蚩尤发生了大战。当黃帝战胜炎帝和蚩尤之后，他就将国都从埃塞俄比亚迁到了埃及。这个慢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实就是达尔文猜想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历史事实和规律。

    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博客中发表了50篇文章进行论证，我从第(137)篇文章：《“劫运”记载了12000年前的大灭绝》开始，至到第（233）篇文章：《柏拉图说的亚特兰提斯与“列子”“淮南子”说的五神山比较》结束，基本上都是论述人类“起源”这个大课题的。

    我现在可以自豪的说，做这種艰难的“史前”研究的历史学家，世界上可能“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然而相反，宫玉海先生没有研究过这些“史前”课题，这就使他说不清中国和人类的“起源”究竟发生在那里。

    第三：我们从《山海经?海内经》中看到有“武夫之丘”的记载，并且还在《诗经?江汉》中又发现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的史料。

    因为我国史书对“武夫”记载不多，自然，学者对他的研究也就很少。然而，这个“武夫”是誰呢？他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历史事实呢？其实，这个“武夫”就是“夏禹”的异名。它告诉我们夏禹先生，原来不仅有伟大光荣的一面，同时，他在上古还有阴暗臭恶的另一面。这个“武夫”名字，其实就揭示了他好战，爱穷兵黩武，好杀人的性格。如《山海经》和其它历史资料就记载了他曾经攻打过“云雨之山”和“共工国山”，杀过“相柳”、“防风氏”和“三苗”。这些证据展示了“武夫”凶残的形像。

    同时，我们又知道，埃及学家称夏禹为：“胡夫”，或“齐奥普”。而这四个帝名，其实，是同一个古帝的四种不同的写法。而“武夫”和“胡夫”，其实就是语言学和训诂学中的音训和通假关系。换言之，“胡夫”是“武夫”的标准音译。这就进一步佐证了，“武夫”的确就是“胡夫”！

    而宫玉海先生在研究中发现了其中的一部分史实。他说：“新祝融，这就是武夫，埃及胡夫金字塔，就是他修的”（34）。又说：“大禹杀了相柳，也就是法老，在那里修建‘众帝之台’，也就是金字塔群”（35）。

      但紧接着，他又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在《海内经》中，记有‘九丘’，除陶唐之丘外，还有……武夫之丘，神民之丘等，从其位置上看，并非中国，而是中美洲的一些地区”（36）。

    从这里我们看到，宫玉海先生并不真正明白“武夫”，就是“夏禹”的异名；“武夫之丘”，其实就是胡夫金字塔的别名。由于文字上稍有一点变化，宫先生就不能理解，刚刚还说：“武夫在埃及修了金字塔”，转眼之间，他马上又变卦了，胡说：“武夫之丘”建在“美洲”。

    而宫先生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武夫”能一分为二吗？既在埃及建金字塔，同时又跑到美洲去建金字塔吗？这種极端矛盾的理论，就暴露出宫先生的一些话，往往是鲁莽的臆断的瞎猜的乱碰的。他什么依据也不要，前后矛盾也不管，只凭心机一转。这学问也做得太轻浮了！

    第四：宫玉海先生接受了美法两国化学家的思想，认为金字塔是用“混凝土在工地现场浇注的”（37）。但是，宫先生为什么不多看看《山海经》多处关于“禹导积石”和“会稽山”的记载呢？事实上“积石山”和“会稽山”，这两个禹陵名称，都把金字塔由一块块巨“石”堆“积（稽）”起来的事实记载得言简意明，清清楚楚了！

    而一位我们寄予厚望的杰出的《山海经》专家，怎能离开《山海经》，完全听信两个不通中国历史的外国人的话呢？虽然在《海内经》最后一段确实记载了“鲧窃息壤”的故事。但我们为什么不把“禹导积石”和“鲧窃息壤”的历史资料综合起来研究金字塔的建筑过程呢？

    事实上，金字塔确实是古人用一块块巨石搭建起来的，这一点，中国古人在《山海经》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因为“积石山”和“会稽山”，真真切切记載了这種意义。同时，埃及采石场的石料和希罗多德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因为《历史》有不少记载与《山海经》的记载吻合。

    但是，古人在搭建好了金字塔之后，确实又在金字塔表面上用古代“水泥”进行了粉刷。而这種古代“水泥”，也就是《山海经》记载的“息壤”。因这里的“息”通“吸”。所以，“息壤”就是一種吸水力很强的象“土壤”一样的东西。然而，今天的“水泥”，不正是这種东西吗？事实上，古人粉刷过金字塔的例子，恰好就在齐夫林的金字塔上得到了印证。因为齐夫林的金字塔的塔尖上至今还有一小节“息壤”没有脫落。

    而遗憾的是，宫玉海对这些事实不甚了了就妄下结论，这当然会错。说到底，宮文中的这些问题，恰恰是因他不了解《山海经》即夏帝“葬经”的性质，其主要内容是记载埃及的山川地理和金字塔帝陵的。因他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夏都、夏陵、夏人的故乡在埃及，这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所以他在著作中，既说赫胥（38）、伏羲、黄帝（39）出生或居住于“西方”；夏禹在埃及修了金字塔（40），鲧、禹的王宫建于克里特岛（41），周穆王即犹太所罗门王（42）。但他紧接着又声明，说自己是爱国主义者，坚决反对“中华文化西来说”（43）。你看看，他矛盾到这程程度，每每有点重要发现，立刻又被自己否定了。一个人在矛盾中不知该怎么取舍，这样学问也做得太苦恼了！

    我们看到宫玉海的这些失误，主要是他的思想还在《史记》框定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中没有完全解放出来；其次是他用单一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证史，缺乏文物的支持。因而找不到中国历史之根；这样一来，他只能凭借文献证据，再加臆测去研究历史。所以，他的思想漂浮不定，找不到历史科学发展的源流规律。

    当我们研究了宫玉海先生的成败得失之后，才能给他所著的《“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一书，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事实上，在当今死水一潭的中国史学界，该书确实是一部难能可贵的，有诸多新观点新发现的；但同时又有颇多矛盾和错误的好书，故值得我们一读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