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学研究小史

甲骨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和与其相关联的殷商文化。它不仅是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日益渗透到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之中。自1899年甲骨文被有意识地收藏开始，甲骨学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宇信曾将甲骨学的百年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草创时期（1899—1928年）、发展时期（1928—1937年）、深入时期（1949年至今）。

奠定甲骨学研究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甲骨文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1899年甲骨文被鉴定。王懿荣、王襄和孟广慧都为甲骨文最初的发现与鉴定出了一己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告诉记者，甲骨文从发现到研究，两位学者贡献卓著，一位是罗振玉，另一位是王国维。首先，在甲骨的收集方面，罗振玉促成刘鹗出版了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著录《铁云藏龟》，罗振玉自己也致力于甲骨的收集工作，编写了《殷虚书契》、《殷虚书契菁华》等。其次，罗振玉查明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点在安阳小屯村，使得一度被古董商垄断的甲骨可以为学术所利用。此外，罗振玉辨明了甲骨出自晚商都邑，学者从此可以将其与文献中有关商代历史的记载联系起来。再次，在考释文字方面，罗振玉完成了《殷商贞卜文字考》，此后，随着《殷虚书契考释》和《增订考释》的出版，他考证出了大部分的商王名号，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而王国维则开启了甲骨缀合的先河。在罗振玉工作的基础上，他通过甲骨缀合纠正了《殷本纪》中商王世次的错误。在《殷卜辞中所见商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文章中，王国维系统研究了甲骨文中出现的商先公先王的名字，并与《史记》的记载相印证。此后，他进一步提出将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甲骨学研究的第二阶段是从1928—1937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先后开展了15次科学发掘，一共有12次发掘获得了带字甲骨，总数达24900余片，这一时期出土的甲骨文都有明确的坑位和层位记载，并伴有出土遗物，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中以1936年6月的第13次发掘最为重要。当时发现一个完好的H127窖藏坑，共发现甲骨17096片，这是甲骨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在殷墟发掘期间，围绕着甲骨文所进行的殷墟考古各方面的研究，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其主要突破是基于考古学发掘成果开展的殷墟甲骨文的分期研究。董作宾首次提出了“贞人”说，为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打下了基础。他在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把殷墟甲骨文划分为5个不同时期，从而把商代各王历史的研究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

郭沫若为甲骨文的释读作出巨大贡献。“他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到现在都是甲骨学入门的必读书。他将甲骨文的释读与金石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联系起来。虽然观点未必全部正确，但是方法至今影响着后学。”冯时说。

甲骨学研究走向深入

新中国成立以来，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恢复后，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多年来大批经由科学发掘的甲骨文不断出土。除安阳殷墟小屯村持续有甲骨出土以外，在后冈、四盘磨西地、大司空村等处先后发现了商代甲骨文。

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出刻辞甲骨5335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非常有助于甲骨文的分类、断代研究。199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现了一个甲骨窖藏坑，出土刻辞甲骨689片。这是继1936年小屯北地H127坑和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现以来，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被评为1991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这一阶段，甲骨文材料的整理和公布取得了重要成果。比如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自1978年出版至1982年出齐，皇皇13巨册，共收甲骨41956片，为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部书集70年来出土甲骨文之大成。

此外，甲骨文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诸多进展。冯时介绍说，目前学界在甲骨断代研究上还存在一些争议，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学界在甲骨断代研究上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此外，就甲骨发现地点而言，以往只集中于殷墟，现在范围不断扩大，郑州商城、山东大辛庄一带也发现了甲骨；除了王卜辞，还有非王卜辞；除了商代的甲骨，还有西周、先周的甲骨，其丰富性与以往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时，学界对于甲骨学怎么与考古学、历史学结合有了更深的思考。考古学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获取资料，可以与甲骨文的研究相结合，二者的联系更为紧密。另外，除甲骨文本身的研究不断完善以外，甲骨学研究更深地影响到商代史研究的诸领域，如政治、军事、农业、礼制、天文历法等。（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4日第7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