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中国大地上活跃着诸多从事农业耕作的部落。当时生产力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当然也没有税收。相传有巢氏构木为巢[1]，燧人氏钻木取火[2]，伏羲氏结绳捕鱼[3]，神农氏遍尝百草[4]。他们分别代表中国远古的巢居时代、火器时代、渔猎时代和农耕时代，这是人类早期经历的一个朴素而崇高的大同社会。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对后世文明的影响巨大，史称“三皇”。《路史》载：“神农之时，为民赋，二十而税一。”因此，有人提出中国赋税制度起源于神农氏，其实这种说法是缺乏严密的历史考证的。
传说比神农氏晚的是黄帝，黄帝确有其人，是个著名的部落首领。黄帝开始建造房屋，据《新语》载，“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鸟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易·系辞》载：（黄帝）“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黄帝号轩辕，可能跟车的发明有关。《汉书》载：“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据史籍记载推测，财政的征收，即进贡制度，最早是发生在对周边部落国的关系上：“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5]
司马迁的《史记》始于黄帝，黄帝之后有颛臾、帝喾，继之以尧、舜，史称“五帝”。夏朝以前没有文字，“五帝”的事迹被列作传说，没有证实，但映射着历史真实的影子。据民间传闻，黄帝有熊氏始设井田，立什一之制，帝喾高辛氏正甽（圳）均赋[6]。但这并未有正史记载，是民间对远古祖先图腾的崇拜。
《唐虞之道》载：“古者尧之于舜者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嗣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于弟，……为民主也。” 《史记·五帝本纪》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禹”，最终尧将帝位传于舜，后舜顺天理，“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史记·五帝本纪》），于是禅让帝位于大禹。尧命大禹治水，青州以盐作贡。大禹治水有功，发展了农耕经济，后世认为治水是治农的源头，大禹治水为农耕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征收赋税创造了物质条件。相传禹臣仪锹造“酒”，就是当时稻谷充足的有力佐证。
《孟子·万章上》载：“因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舜）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这可能意味着舜统治时期，开始向民众收税。赋税制度始见端倪，史学界认为是舜命禹治水成功之后，区划天下为九州，按土质和地理远近制五服，任土作贡；分田定税，什一而赋[7]。明代顾炎武认为，“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已”[8]后世史学家推断，司马迁所认定的“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当指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各个部落以土地出产向部落联盟组织作定量的纳贡，是后世征收土地税的起点。
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和治水的成功，五谷丰登，财富获得增长，国力逐渐强盛。在大禹时代，由于其威望极高，所以财富的调配自然由他来决定，等大禹去世之后，要选举接班人，按照禅让制的传统，很多幕僚大臣被推举，但民众都不服气，因为大家怀念大禹，希望大禹身上的品德能够在继承他血统的儿子身上得到体现，所以大家最后提出来，要选择大禹的儿子继承帝位，也就是启。自此中国开启了世袭制的先河，形成了一种与原始社会推举制不同的帝位继承制，即权力的转移只限于近亲之间，而成为一种制度。氏族的共有财产变成氏族宗族的私有财产制。
启建立夏朝，中国社会正式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私有制产生了，税收的时代也逐渐开启。由“氏族公有制”过渡到“宗族私有制”，逐渐出现阶级分化此乃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的远古时代也自此结束。
[1]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多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2]韩非子《五蠹》云：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
[3]伏羲时代就是渔猎时代，汉代《白虎通》记载：“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于是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这就有点类似于从摩梭人生活方式当中走出来。
[4]神农氏是中国的农耕鼻祖，也是医药鼻祖，神农氏居于姜水，取姓为姜。《白虎通》记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铝，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新语》记载：“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太平御览》载：“神农耕而作陶。”
[5]司马迁：《史记·黄帝本纪》。
[6]甽，同圳，田边水沟，常用作地名，如深圳，多见于广东省地名。
[7]《通典·食货四：赋税上》。
[8]顾炎武：《日知录》。
作者：蔡 昌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税务管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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