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学校周围发生恶性事件，学姐开始读一本奇怪的古书。
传说，这本书上，记载着古代官府密不外传的法术——能让死者说话。
在中国，这本书曾经失传过。
但后来，蒙古人发现了这本书，重新整理，公开推广，还传到朝鲜、日本和中亚。
再后来，一个共济会成员，把它带回欧洲，立刻引起轰动。
这本书叫做《洗冤录》，
它的作者，宋慈，被尊为世界法医学奠基人。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时间回到南宋时期，广西山区，有村民报案。
他在村口，发现了自己好友的尸体。
县官让衙役去检查现场，不一会儿，衙役回来报告，说死者身中数十刀，被隐藏在路边的草丛里，初步判断，是昨天夜晚被杀害。
应该是强盗干的，这种事情很常见。
当时广西治安很差，本来，县官就按照强盗谋杀做个报告，上报给朝廷，这个案件就结束了。
但当时，在广西巡视的朝廷命官恰好是宋慈。
宋慈问县官，死者穿衣服了吗？
县官答不上来，问衙役，衙役支支吾吾，只说死得很惨。
宋慈立刻断定，这里面有冤情，绝对不是强盗谋杀这么简单。
于是，亲自前往案发地调查。
果然，死者衣服、鞋帽都在身上，而且，凶手下手非常狠，几十个伤口又小又深。
这和宋慈的初步判断是一致的，如果是强盗谋杀，那么死者随身的财物、衣服一定会被拿走，而且强盗一般都很专业，绝不会留下几十个伤口。
所以，现在的情况，更像是仇杀。
接着，宋慈让在场的人都退下，只留下死者的妻子。
宋慈问，你丈夫有仇家吗？
妻子答，没有。
宋慈又摸了摸伤口，再看看妻子，心中有了答案。
他告诉衙役，死者是被镰刀砍死的，
立刻封锁这个村庄，让每家每户都把镰刀拿出来，放到广场上，如果有谁隐藏，就与犯人同罪。
到了下午，七八十把镰刀摆在地上，广场上站满了人。
天很热，宋慈一句话也不说，观察着镰刀的主人们。
不一会儿，有一只苍蝇落到了一把镰刀上，接着，又有很多苍蝇都落到了这把镰刀上。
衙役问，这把镰刀是谁的？
一个人站了出来，宋慈又问妻子，你认识他吗？
妻子说，认识，前几天他还来我们家借钱，我丈夫没有借给他，他临走前还一直大骂，说要宰了我丈夫。
衙役把镰刀扔到他面前，接着宋慈说，为什么就你的镰刀招苍蝇？死者身上的伤口又小又深，是不是你用这把镰刀砍伤的？
你把血迹洗掉了，但血腥味洗不掉，你骗得了自己的眼睛，骗不过苍蝇的鼻子。
说到这里，镰刀的主人突然情绪崩溃，当场认罪。
这件700多年前“晒镰案”被全球众多法医学著作引用，宋慈也被认为是法医昆虫学的鼻祖。
昆虫，是法官们在大自然中的线人。
一直到今天，法医们都还在利用苍蝇破案，我们接着看。
一个护林人在山上巡逻，先后发现了二十多块肢体残骸。
一桩悬案笼罩山林，官方要求立即破案。
但是，这些残骸已经腐败得非常厉害，毫无线索，悬案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首先，法医确认，这些残骸来自同一人。
然后，通过耻骨和盆骨判断，这是一个20多岁的女性。
再通过长骨判断，身高160左右。
但接下来，法医再也推算不出来更多的信息了，甚至连死亡时间都难以确定。
于是，昆虫学家加入团队，开始研究残骸上发现了大量的蛆虫，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法医希望通过蛆虫繁衍的情况来推算死亡时间。
十多天以后，昆虫学家给出报告，残骸上有两种蛆虫，分别是大头金蝇和急钩亚麻蝇。
然后，昆虫学家收集了当地的平均气温，再在繁殖箱里模拟当地温湿度，培养这两种苍蝇的蛆虫。
培养的过程中，将蛆虫的长度和残骸上的蛆虫长度作对比，推算死亡时间。
结果，两个数据完全不同，大头金蝇显示，死亡时间为发现残骸的3天前，而急钩亚麻蝇显示，死亡时间是4天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昆虫学家的方法出错了吗？
能得到更精准的死亡时间吗？
正在法医与昆虫学家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昆虫学家给出了一条新的线索。
首先，大头金蝇在中国很常见，急钩亚麻蝇并不常见，只在北方有分布。
现在的情况可能是，急钩亚麻蝇是4天前在北方感染的，而大头金蝇是3天前在南方感染的。
也就是说，凶杀发生在4天前的北方某地，而抛尸发生在3天前的武汉。
北方，身高160，女性，4天前。
这些线索足够了，很快，警察就从5天前北方失踪人口信息中锁定了目标，死者可能是C女士，一个年轻而富有的时尚女性。
调查C女士，警方锁定了嫌疑人Z，
Z从C女士那里借了很多钱。
同时，警方还通过道路监控发现，案发时，Z曾经开车去过武汉。
警方要求查看Z的私家车，但车子早就被嫌疑人清洗得干干净净，警察不可能找到血迹和凶器。
线索又断了吗？
一天后，又有了新的转机。
原来，车子后备箱的角落里发现了几只苍蝇的蛆壳儿。
一检验，果然是急钩亚麻蝇。
但要定罪，还差最后的一个证据——DNA。
最终，法医从蛆壳儿周围提取出了血液样本，经过DNA比对，正是死者C女士。
重案告破，原来，Z沉迷赌博，输钱后假装要还钱，把C女士约到家中，然后杀害。
原来，一只小小的苍蝇竟然能隐藏这么多线索。
700多年前的方法和思路，今天还在被使用，
怪不得《洗冤录》传到欧洲的时候会引起轰动。
时间回到1867年，我们再来看看，《洗冤录》与共济会的关系。
这年，一个叫做贾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年轻人在剑桥三一学院答辩，他的爸爸、爷爷，都是英格兰圣公会的牧师。
经过层层选拔以后，他被送到东方，以外交官的身份，开始研究汉学。
传说，贾尔斯的任务很特殊，和别的外交官、汉学家不一样，他似乎对朱熹的理学更感兴趣。
这个学说，在日本被叫做“格致”，
翻译“科学”这个词的时候，日本人最开始就使用了“格致”这个词。
但在中国，朱熹理学被简化成三从四德、三纲五常那一套。
贾尔斯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很失望，
他翻译了《三字经》《千字文》等等最基础的理学教材。
他发现，朱熹理学中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已经失传了。
中国人已经不再用伏羲女娲手中的尺和规去思考，
尺和规的科学精神只属于共济会，科学必将打到一切愚昧。
他开始编撰汉语拼音，
他认为，是这个复杂的汉字束缚了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必须废除汉字，才能与科学接轨。
中国第一版韦氏拼音就是他完成的。
后来，五四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差点用韦氏拼音废掉了汉字，这又另外一个故事了。
回到贾尔斯的故事，六年后，1873年，在宁波城里。
贾尔斯被邀请参加一场中国的升堂审案，中国的青天大老爷办案，自然和伦敦的大法官不一样，贾尔斯看得兴致勃勃。
他发现，中国官员办案时好像都有一本参考书，县官有，师爷有，甚至连很多资深衙役也有。
贾尔斯问，这是什么？
师爷告诉他，这是中国的办案大全。
贾尔斯借走了师爷的书，书上面写着《洗冤集录》。
当晚，他就惊呆了。
这本《洗冤集录》简直太科学了，全是各种检验尸体、推理案件的实操案例和思想理论。
这种理性思路简直比同时期的欧洲法医还发达，而且，在中国，这种科学精神都已经被印刷成工具书全国普及。
再一问，这本书的作者，竟然是600年前的宋朝法官，叫做宋慈，正是朱熹弟子的弟子。
原来，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东西，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在600年前就已经能写出《洗冤录》，而现在中国人只不过是刻意忘了而已。
从此以后，贾尔斯开始崇拜中国文化，开始一遍又一遍地翻译《洗冤录》。
他甚至还给自己改了个中文名字——翟理斯，他认为自己也是理学的传人。
《洗冤录》中还有更科学的故事，我们接着看。
书中说，有一次城外发现一个烧焦的尸体，宋慈怀疑他并不是被大火意外烧死，而是先被谋杀，再伪造大火，焚尸灭迹。
要验证这个猜想，就必须找出证据。
宋慈先让人把尸体抬走，然后把那块地面扫干净。
接着，用很浓的米醋和酒泼在那块地面上，酒和醋慢慢渗入地下，同时，地下的血液也显现出来。
既然有血，那证明，死者不是被大火烧死，而是被利器杀害，还出了很多血。
然后，比对地上的血迹和尸体的位置，发现血迹最多的地方是头部，仔细检查头部，果然发现太阳穴的地方有一个被匕首刺伤的痕迹。
接着，宋慈控制嫌疑人，搜查可疑地点，果然找到了和伤痕匹配的凶器。
这里用醋和酒让血液显现的方法很科学，它的原理是这样的，血液中的蛋白质遇到醋酸会聚集成纤维，而酒精可以溶解这些纤维，同时酒精又有很好的挥发性，挥发的时候，就能将这些纤维蛋白显现出来。
直到今天，法医都在用这个原理来还原案发现场被洗掉或者被毁坏的血迹。
但是，如果血液非常非常少，这个方法似乎就不灵了，在现在科技中，法医们会利用紫外线、荧光剂等光学方法来发现微量血迹。
宋慈那个时代用什么方法呢？
宋慈在书中接着说，有一次案件中出现了一个完全没有外伤的死者，但也没有中毒。
本来，这个案子已经被判定是自然死亡，凶手就将逃脱。
这个时候，提刑官宋慈接收案件，
重新检验，他先用酒糟和醋涂遍全身，然后，把它抬到太阳下面，用一把油纸伞挡住要观察的部位，这个时候，在强烈的阳光下，隔着油纸伞就能看见已经消失的伤痕。
这个太黑科技了，完全和现在紫外线验伤是一个原理，因为油纸伞是红色、褐色、淡黄色和桐油本色组成的，这样就可以过滤掉阳光中的一些光线，剩下的光线中有很多红外线和紫外线，这些光线照在表面上，就能够让细微的伤痕显现出来。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瞎蒙的，宋慈还补充，有时候也可以新油绢，也是一个好办法。
如果是阴天，那就用炭火去照，炭火中的红外线和紫外线也很充足。
如果还是看不见，那就把白梅捣碎了敷在要观察的地方，过一会儿再看。这是利用了白梅碎能够帮助酒精析出蛋白质的原理。
如果还是看不见，宋慈还有招儿，那就在白梅里加葱、花椒、盐、酒糟一起研磨，做成饼，把饼烤熟，等饼非常热的时候，敷到要观察的地方，这样伤痕一定会显现出来。虽然这个方法听上去有点舌尖上的法医，但其实，这还是在利用加热、加析出剂的方法来让醋酸溶解的微量血迹显现出来。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能感受到翟理斯当年的心情了，当时欧洲最顶尖的化学、光学原理全都被宋慈用上了，就为了寻找一丝丝血迹，无论是检验过程，还是专业精神，都太理性了，太科学了，更何况，这还是发生在600年前的事情。
宋慈还在书上记载了破伤风，他还知道，破伤风是因为某种外物通过外伤进入身体所导致的。
这妥妥的20世纪细菌学啊，是不是有点凌乱？
具体的记载，书中是这么说的，南宋的法律中规定了一个制度，叫做辜，辜就是说，如果你打伤了他人，那么要留院观察。观察的这段时间叫做保辜，如果伤者在保辜期死了，那么你就要被按照杀人犯治罪。
如果是用手脚伤人，那么保辜10天，如果用他物伤人，保辜20天，他物的定义很详细，比如，检验后发现你是用很硬的鞋踢伤对方的，那么这个鞋也算他物，不算手脚。
刀伤、烧伤、骨折，保辜30天。
如果在保辜期，发生流产，那么还要再保辜30天。
接着，书中又说，如果在保辜期外死了，还需要进一步检查，如果是因为破伤风感染死亡，那也算谋杀。
虽然很多宋代、明代的医书流传下来，都提到了破伤风这个词，
但中医究竟知不知道这是一个由细菌感染伤口导致的不治之症呢？
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但很多听中医的学者就会拿《洗冤录》中这段描述来说事儿，说《洗冤录》中有明确的描述——破伤风灌注致命身死，灌注、伤口、致命，
就都表明至少在南宋的时候，中医是明白破伤风原理的，
中医也曾经有科学思维，逻辑推理，只是差临门一脚，用显微镜发现这个灌注到伤口中的东西原来是会动的小生物——细菌。
也许就像翟理斯最开始来中国找不到理学一样，我们把很多科学的研究和科学的精神都刻意遗忘了，如果再给理学100年时间，再让格物致知的精神发酵100年，也许我们能踢开科学的大门。
历史书上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1247年，蒙古吞并吐蕃、进攻云南，南宋彻底被包围。
就在这一年，62岁的宋慈写完了《洗冤集录》，
那个时候宋慈突然有一个念头，他觉得书中记载的方法和理论过于详细，如果被大众知道以后，会不会被罪犯利用呢？魔高一尺，真的会道高一丈吗？他好几次想要亲手毁了这本书。
但最终，这本书被他送到了宋朝皇帝的书桌上，
皇帝看完以后，竟然也有和宋慈一样的担心，我们现在真的很难理解这种科学精神带给中国皇帝的焦虑，也许历朝历代，还有很多理性的中国思考，都被这种焦虑销毁了吧。
好在，这一次，宋朝皇帝决定将这本书小规模印刷，只发给少数官员学习。
这总算是为后来蒙古人重新发现这本书，留下了一点希望。
要不然，它可能也就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了吧。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你们这种研究过《洗冤录》的生化学院毕业生，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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