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ds教授：欢迎收看此次ERS和PREPARE欧洲流行病控制项目平台关于COVID-19的网络研讨会，有欧洲疾病预防中心、WHO以及临床讲者参与本次话题。我们会持续更新，感谢您参与话题和提问。我们将这些问题分为以下几个主题:生物学、全球监测、感染控制、卫生保健工作者的保护、临床护理和治疗以及它们的结果和疫苗制备。专家在他们稍后的演讲中涉及这些问题。
（视频屏幕提示：请观看钟教授的主题讲演，之后观看此问答）
Simonds教授：临床上，很有意思的，看到孩童和婴儿感染一般成轻度。您对年轻人、孩子较少感染有什么推断吗？
钟院士：我认为其中一项原因可能是此类患者的免疫系统不成熟。此次COVID-19感染主要是引起免疫系统反应，我认为应当说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正如大家所知，有时候因为病毒的入侵和破坏，可以直接导致免疫系统的反应，通常是过度反应。所以有一系列免疫因子的上调和释放，引起细胞因子风暴，然后在机体内部产生了形似自杀式的反应。在孩子和这些患者中免疫系统不成熟，可能就不会引发这样的完整过程，这可能是其中一项原因。我们也看到一些很小的孩子是严重的感染，但比例极低。
Simonds教授：那么它和流感引起的反应很不同，是吗？
钟院士：我不认为这非常不同，其他的一些流感也能引起孩童死亡。
Simonds教授：另一个问题，此次那些患者更易被感染？那些本身有慢性病的患者？您说大约6.3%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主要是COPD、吸烟、哮喘，他们更易感染吗？
钟院士：现在吸烟者、既往吸烟者，和从不吸烟者，三者中并没有显现出差异。有些吸烟者也感染了，所以我认为吸烟和感染没有什么关系。
Simonds教授：但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患者，预后是非常糟糕的。
钟院士：合并有肿瘤的病人很难治疗，还有高血压、COPD的患者，此外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
Simonds教授：您认为高血压是心脏疾病的一种标志吗？还是说是一种年龄的标志？高血压患者情况在这次新冠感染中有些让人惊讶。
钟院士：高血压，初始的数据还不是很详细，我们从554家医院获得一个数据，获得数据非常匆忙。我认为这些资料的病史不是很明确、很详细。我认为COPD患者的比例是不低于您说的高血压的，在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有199名COPD患者感染。
Simonds教授：纵观来看，真正的困难之一在于需要进入ICU的病人数量（非常多）。我感兴趣的有一点是，不幸死亡患者，其整个病程的持续时间很长。您是否有某种方法来预测这些ICU病人可能会死亡？
钟院士：有的，我们有这样的预测。我们在之前的幻灯片中已经和大家阐述了，也对它进行了进一步证实。我认为这些指标可以预测死亡率（mortality）。我们有10个指标，我有点忘了（哪些）。但这些指标都是很准确的，基于这10个指标不难进行预测。
Simonds教授：所有病人肺的浸润影超过50%，并且淋巴细胞比例…..
钟院士：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是淋巴细胞，在一些医院这是预测预后的重要指标。小于0.5....
Simonds教授：那是非常好的标志物。现在类固醇类激素的使用少于50%，这是有什么固有的治疗流程？这些正在进展、炎症渗透改变正在发生的病人，什么能够指导医生开始激素的使用呢？怎么样开始这种治疗？
钟院士：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关于激素和营养的对照研究。我个人的印象是，针对那些进展非常快、恶化非常快的病人，我们用皮质激素，一般是甲基泼尼松，我们用2~4mg/kg，用3~7d，这样的剂量。在有的城市，他们用皮质激素的时间很长，将它作为一种主要手段，这会延迟病毒的清除。当这些病人在使用激素的时候，病情控制很理想，但是一旦撤除激素，病情恶化非常迅速，这种情况，我认为这可能会延迟病毒清除。
Simonds教授：我还想问一下关于处理病人的体系问题，如何扩大这种医疗设施。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新医院。怎么增加医疗的设施来管理这种不适但又不严重的病人？我相信您改造使用了运动场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钟院士：我认为更好的方法是把感染者和健康人分开，这是主要的理由，在武汉，这些人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实际上那时候是非常混乱的，大量的医务人员被感染，这是很大的问题。那时候有大量的感染者待在家里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所以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将他们区别和分离出来，让他们到一些简易的医院或者区域中，要求他们留在这些地方，离开健康人，这是最主要的。
Simonds教授：不能在家和家人一起是因为不能让家人感染？
钟院士：是的。
Simonds教授：这次疫情对于医务人员、健康工作者的冲击，一直到现在依然存在，甚至在国外的一些地区，包括英国的35例病例，我们已经有医生被感染。纵观，这是非常要紧的问题，您是怎么支持——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团队的结果，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有义务，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怎么对团队进行心理上的支持、怎么样帮助整个团队？这是很难的问题，但我们所有人都正在面对这个问题。
钟院士：这是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1700名医务人员被感染，有些还死亡了，最初在武汉的时候。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缺少防护设备，包括眼部保护的装置，以保护他们不交叉感染；第二是恐惧，在刚开始的时候，医务人员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所以很多医务人员感染导致整个医院停摆。所以我认为有了足够的防护设备之后，感染率是会很显著的下降的。在其他医院、其他城市，医务人员的感染是很少的。
Simonds教授：您是如何推广这样的培训教育给医护的呢？是发送视频吗？如何改进这种培训呢？
钟院士：是的，我认为使用一些培训材料，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些城市有SARS的经验，大部分医务人员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但这次新冠爆发初期，没有防护，所以大量病人包括医务人员感染，疫情爆发初期的武汉是失控的。
Simonds教授：我刚刚和我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同事聊天，虽然他们只有1000多名病人，但是他们的ppp设备有一些问题，这不论在哪里都是一个问题。而人工智能建模对检疫效果的影响是非常有趣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数据。我认为在武汉被封城的一开始就有很多疑问，这是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很明显，它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吗?
钟院士：是的，我认为这个措施是政府实施的很有意义的举措。专家委员会宣布这是绝对的人传人，而且已经有很多政府工作人员被感染，这是很严重的情形。基于此我认为，第三天——我记得是23日，1月23日。所以这种非常强力的措施，早期检疫，保证了将这些患者和全国的其他人隔离。所以隔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样措施之后）发病率下降的非常快，我认为别的国家应该效仿。
Simonds教授：意大利已经采纳。我认为，在欧洲的大城市里，可能很难像中国一样实现这样的措施。我不知道那怎么成为可能，但至少我们有信息可以参考。
钟院士：那是唯一的措施。我们没有针对的、可用的医疗手段，因为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所以只能用最古老的也最有效的方法阻止传播。
Simonds教授：是的，事实上，筛选药物的数据中，氯喹令人感到很有兴趣，但这些试验仍在继续是吗？
钟院士：是的，那做对照试验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将病人作为安慰剂组，他们的病情正在加重，不允许。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实验，来观察病毒载量是否有负向的变化。我认为氯喹似乎是可能有效的，在病毒转阴时间上，大约是4天。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能会在其他城市或者国家尝试这样的研究。
Simonds教授：是的，氯喹是相对便宜的，改换用途后可能是研究中最容易获得的药物，这是非常热门的候选药物。
钟院士：我认为在那个剂量下氯喹的毒性和副作用还没有很大，近期我们还有400名病人的研究。
Simonds教授：还有您展示的肺中的痰/痰栓，以及乙酰半胱氨酸的使用，是很令人感兴趣的。
钟院士：是的，那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我们已经发表和展示了这种黏性的粘液，我们分析后发现，其中MUC1和MUC5非常高，与COPD和其他病人相比非常高。这是我们在进行通气支持时发现的一个大问题。这是和ARDS很不同的，ARDS只发生于肺实质和肺间质，当PO ratio改善时，我们可以逐步撤离通气。但现在对于这次COVID-19的病人我们不能这样做，这些患者有很强烈的症状，但是没有什么指标改变，说明这类患者很难进行呼吸。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ARDS很少累及小气道，但是这次疾病小气道是累及的。所以我们这次尝试用N-乙酰半胱氨酸或者甚至一些DNA酶，目前还在尝试，我所见至少有6位ECMO治疗病人在使用。
Simonds教授：您提到了N-乙酰半胱氨酸。
钟院士：是的，我认为这些ECMO病人应当更早尝试这样的治疗，在预测患者可能恶化的时候就应该尝试使用。
钟院士：我应该把这些信息分享给您，我们刚结束3个医院的研究、获得数据，我们用氢气和氧气的混合器，结果非常好，我刚拿到武汉和广州的数据大概60例。吸入混合气后在第2、3、4（天）就改善了。可能是因为能够协助减少气道的阻力，气体能更容易的进入肺泡，改善通气。30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还用氦气的混合气，用特殊装置，很贵。现在就用水转化氢气氧气，更容易了。
Simonds教授：我记得在上气道肿瘤病人中也用氦来缓解症状。用氢氧混合气是因为更经济吗？
钟院士：是的，我们已经用了大概1000个病人，部分显示有改善。
Simonds教授：就像高流量鼻氧疗法，您只是在训练病人自发呼吸？
钟院士：比起高流量，这种混合气效果更好。
Simonds教授：多少比例的混合气？我对这个并不熟悉。
钟院士：66%氢气，34%或33%氧气。
Simonds教授：我知道您晚上很忙，还有最后两个问题。每次疫情我们都能学到很多，这次的疫情导致这种学界的这种颓势和滑坡，那您在中国这一次能够得到怎样的经验教训，如果未来2~5年发生类似的时间，您会怎样改变您的计划呢？
钟院士：我认为这是世界的课题，不单单是中国的。这里有三个重大节点，当我们首次发现第一例COVID-19感染的时候是12月26日，同座城市一家的三个人感染，我们应当引起重视。当时我们不知道这是新冠病毒，我认为，在未来的几年，只要这种病毒感染再次发生，人群应当尽快远离。因为这种COVID-19是传染性极强的，RO平均值大概3，您知道SRAS大概2，MERS<1，COVID-19常常引起家庭的感染。第二是阻止早期的聚集性（住宅区之间）的传播。这就是我支持早期隔离检测的原因。三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包括COVID-19的过度反应和免疫系统的反应。一旦病人恶化进入重症，生存率是很低的，因为一些生理学的改变，包括特征，是和ARDS不同的，和常见的原因，比如流感等导致的ARDS不同的。ARDS的肺泡和肺间质是最常累及的，但COVID-19累及小支气管，那就是不同的地方，需要使用通气支持。
Simonds教授：我最后的问题代表ERS，我在伦敦，但代表ERS。ERS作为一个连接中国、全球的大型研究机构，怎么帮助我们的呼吸团队呢？
钟院士：ERS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在中国和ERS之间建立的紧密的联系，同时此时您也有责任，因为意大利的疫情非常广泛，有4~5个地方——韩国、日本、伊朗、法国——在欧洲，您有很多事，尤其目前在早期。怎么组织早期的抗传染？您有很好的诊断工具，来鉴别病毒，这次病毒的症状不典型，和普通流感差不多，我们必须鉴别。ERS需要更多的沟通、交流彼此的经验，因为我们有更多的经验，我们也很高兴和ERS有更多的联系。
Simonds教授：是的，我们ERS会议有中国日，我们认为甚至可以单独为此设置一个主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研究领域的联系？
钟院士：举例来说，我们不知道免疫系统的功能，也不知道这次疾病中免疫系统发生了什么、呼吸系统的机制。所以当粘液阻塞小气管时，我们该做什么？怎么样调整呼吸机使用，我们怎么更早期使用ECMO，这些都是我们要研究的。
Simonds教授：我们会考虑。
钟院士：我想我们不用等到ERS召开，那要9月了。
Simonds教授：我们会再给您反馈，我们可能会以此次交流和结果为基础进行下一步工作。这次交流很令人惊喜，我代表ERS的所有人向您表示感谢。
（中文翻译文字版仅供参考， 内容以原视频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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