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勇 李知恕 黄开国
〔摘要〕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但是，在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上，却只承认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孔子对《诗经》的贡献，并驳斥了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但魏源并未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能够成为经学典籍，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
〔关键词〕魏源；孔子；《诗经》
〔中图分类号〕B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2-0149-05
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是经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司马迁的《史记》提出《诗经》成于孔子删定之后，郑玄、孔颖达等皆沿袭为说，如《毛诗正义序》就说：“于后时经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先君宣父，釐正遗文，缉其精华，褫其烦重，上从周始，下暨鲁僖，四百年间，六诗备矣。”但自郑樵开始，也有人提出怀疑。《诗经》的归属不只是一个著作权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诗经》及其《诗》与乐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一般都以为经学的今文经学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五经皆是孔子所作，《诗经》为孔子所删定，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理应在《诗经》的归属上持孔子删定之说。但是，恰恰相反，魏源在《诗古微》的《夫子正乐论》上、下两篇，却明确反对孔子删诗说，以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
一、诗与乐
在魏源看来，孔子删诗之说之所以为人误信，是因为一直以来人们对《诗》与乐的关系没有清楚的认识。乐以诗为体，乐不能离开诗而存在，诗与乐的关系是表里的关系，“乐与诗相表里”，〔1〕故诗与乐是合一的，孔子的雅颂各得其所，既是正三百五篇之乐，也是正三百五篇之诗。但乐为音乐乐章，诗为文字，二者又是有区别的，故春秋礼崩乐坏，诗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后人不明乐与诗的联系与区别，而在历史上出现种种关于诗与乐的异说，正是这些异说使孔子正乐之说长期不得确解，而有孔子删诗之说的流行。他说：“古者乐以诗为体，夫子自卫反鲁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正乐即正诗也，乐崩而诗存，于是有三百篇入乐不入乐之讼。郑樵谓，夫子删诗，其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其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逸诗，凡存者皆可以祭祀燕享。而程大昌则谓，春秋列国燕享所用，未尝出二南、雅、颂之外，而自邶至豳，则无一篇，因谓二南雅颂为乐诗，而诸国为徒诗，陈旸、焦竑皆从程说。……马端临则力诋徒诗之谬，而仍不得声乐之用，函矢相笑，冰炭无休。”〔2〕
从诗与乐的表里关系出发，魏源认为“欲明诗必先明乐”。〔3〕他有一段关于诗、乐的论说：“知诗有为乐作不为乐作之分，且同一入乐有正歌、散歌之别耶？古圣人因礼作乐，因乐作诗之始也，欲为房中之乐，则必为房中之诗，而《关雎》、《鹊巢》作焉；欲吹《豳》乐，则必为农事之诗，而《豳诗》、《豳雅》、《豳颂》作焉；欲为燕享祭祀之乐，则必为燕享祭祀之诗，而《正雅》及诸《颂》作焉。三篇连奏，一篇一终，条理井然，不可增易。此外，各以类附，不特变风变雅，采于下者，陈于下者，与乐章迥殊，二南之《殷其雷》……《豳》之《破斧》……《颂》之《访落》……凡因事抒情，不为乐作者，皆不得谓之乐章矣，然谓皆徒诗而不入乐乎？则师瞽肄习之何为？然则其用之奈何？曰：一用之于宾祭无算乐，再用于朦瞍常乐，三用于国子弦歌。”〔4〕乐与诗的联系分为两种，一是诗为乐而作，一是诗不为乐而作。为乐而作的诗有乐章，出自朝廷，用于隆重而正规的燕享祭祀等场合，而被称之为正歌。凡有乐章的诗在演奏时，都是采用三篇连奏的方式，“曷言皆三篇连奏也？古乐章皆一诗为一终，而奏必三终，从无专篇独用之例，故《仪礼》歌《关雎》必连《葛覃》、《卷耳》，而《左传》《国语》歌《鹿鸣》之三，则固兼《四牡》《皇皇者华》……此乐章之通例”。〔5〕魏源在《夫子正乐论》后附有《乐章节次》的考证，并引段玉裁之说为据，对乐章三奏有具体的说明。乐章三奏的确是春秋时期燕享祭祀的规则，如《礼记·乡饮酒》：“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左传》襄公四年载，“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所奏乐章都是三篇连奏。而古代乐章至周集大成：“周之合乐集六代之大成，犹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欤！”〔6〕不为乐作的诗，即所谓徒诗，其特点是不与乐章相配，而是借事以抒发其情感的产物，这些诗都来自民间，故魏源说是采于下，陈于下。不为乐作的诗，只是没有固定的乐章，演奏没有场合、程序的规定，但也可以入乐，所以，才能够作为乡间宾祭时的无算乐、朦瞍时常歌唱之乐、国子私下的常乐来使用，而被称之为散歌。因此，魏源反对徒诗、散歌无声之说，也不同意以有声、无声来区分三百篇与所谓逸诗。
诗与乐是不可分离的，在功用上又是不同的，魏源说：“盖合乐惟主声，而歌诗则兼取义，岂得以合乐之不必类，而并诬歌诗之无取义乎？”〔7〕在春秋时期歌诗必合于类是一个原则，如晋侯在温与诸侯宴会，命大夫歌舞时，就提出“歌《诗》必类”的要求，齐国的高厚歌《诗》不类，不仅引起晋国荀偃的震怒，而且遭到各国大夫的一致谴责，以致与会各国盟誓“同讨不庭”。〔8〕乐只与声音有关，合乐只要求乐器演奏的声音与音节相符合，而无所谓义理，故无所谓合类的要求；诗不仅要与乐配，而且蕴涵有一定的义理，歌诗就一定有义理蕴涵在里面。这是诗与乐的区别。
从此出发，魏源对孔子正乐作出了不同于正统儒学的解释：“荀子言《诗》三百篇中声所止，《史记》谓《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岂非声之与义，各不相谋耶？曰：诗三百篇皆中声所止者，宫成其宫，羽成其羽，是谓中声，巨不过宫，细不过羽，是谓中声所止，非皆和平中正之谓。……则知歌必永言，声必依永，但其用于乐，有正歌、散歌不同，且季札观周乐于郑、于陈，并直词讥之，自郐以下，讥以不屑，若谓皆合于韶、武之音，何以审音而知政耶？……史迁既言三百篇皆弦歌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及作《乐书》又曰：雅、颂之音理而民正，郑、卫之曲劲而心淫，又与韶、武之音相反何耶？”〔9〕韶、武之音分别指舜乐与武王之乐，孔子有《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 ；《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0〕之叹。魏源以为荀子说的《诗》三百篇中声所止，并不是指一一合于韶、武的和平中正之音，而是说的宫、商、角、征、羽五声皆合于音律，所以，孔子正乐只是使三百篇的正歌合于乐章，散歌合于其相应的音调，并不是一一以韶、武的和平中正之音为准。若以《诗》三百篇中声所止是一一合于韶、武的和平中正之音，三百篇就没有什么分别，就不可能审音知政，而有季札观周乐所发的各种不同的评论，也与司马迁关于雅颂、郑卫之音的不同评价相矛盾。在这里魏源所要强调的是孔子正乐仅与声音相关，既然正乐只与声音相关，自然就无所谓删诗之事。魏源此说区别诗与乐，是与一直以来将乐本身赋予义理的观念的反动，而把乐作为一个音乐问题来处理，是合于乐的本质特点的。
二、孔子有正乐无删诗
《史记·孔子世家》卷四十七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删诗之说，从此成为关于《诗经》成书的一个最有影响的观点。魏源则从诗与乐之分出发，以删诗不同于正乐，孔子有正乐之事，却无删诗之举，来否定司马迁之说。
①此条引诗在庄公二十二年，不在庄公二年，系魏源误记。见《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774页。
魏源的否定首先从孔子删诗说的出处，来证明孔子删诗的不可信：“魏源曰：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删诗之说何昉乎？曰：周秦诸子、齐鲁韩毛四家以及汉董仲舒、刘向、扬雄、班固之著述，皆未尝及，惟史迁因夫子删书，而并为删诗之说，谓古诗三千，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凡三百五篇。”〔11〕周秦诸子与最早说《诗》的齐、鲁、韩、毛四家皆无孔子删诗说，西汉的大儒董仲舒等人也无此说，故司马迁之说只是后起之说，而且其说从孔子删书说引申而来，并无实据，是不可为信的。魏源断定，司马迁的孔子删诗三千为三百之说，源出秦汉学者的不实之言，而被司马迁误信：“然则《史记》谓古诗三千者，殆犹《书》称孔子得黄帝子孙帝魁之书，讫于秦穆公，凡三千三百四十篇。孔子删之，为《尚书》百二十篇，以十八篇为《中侯》。又《春秋纬》称：孔子将修《春秋》，使子贡等求得百二十国之宝书。今《春秋》所载诸国不及二十，古诗三千殆亦是类，皆秦汉学者侈言匪实，史迁杂采轻信，而遂谓出鲁诗，过矣。”〔12〕至于司马迁以孔子删诗说出于《鲁诗》，更是无稽之谈。
其次，魏源从三百篇与所谓逸诗的数量的不成比例，来判定孔子删诗说的不可信：“是说也，孔颖达即疑之，谓书传所引多存少佚，不应夫子十去其九。今考《国语》引《诗》三十一条，惟卫彪傒引武王《饫歌》，及重耳赋《河水》为逸诗，而韦注又以《河水》即《沔水》，则是逸者仅三十之一也，《左氏》引诗二百十七条，其间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逸诗不过二条（魏源注：成公年 ‘虽有丝麻六句，襄五年‘周道挺挺四句，襄三十年‘淑慎尔止二句，疑抑《诗》异文），列国公卿引诗百有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魏源注：庄二年：‘翘翘车乘四句①，襄八年‘俟河之清四句，昭四年：‘礼义不衍二句，昭十二年《祈招》之《诗》，昭二十六年‘我无所监四句是也），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三条（魏源注：《茅鸱》《桑林》《辔之柔矣》是也，其《河水》《新宫》有谓今诗异名者），是逸诗不及今诗二十之一也，使古诗果三千有余，则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厉之衰，家弦户颂所称引当十倍于今，以是推之，其不可通一也。”〔13〕《国语》《春秋》多引诗、赋诗的记载，如果孔子删诗十去其九，那么，二书所载逸诗就应该是三百篇的九倍，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故孔颖达在《诗经注疏》中，就已经指出《诗经》存佚之比为十分之九倒置的不正常，而怀疑孔子删三千为三百之说。魏源较孔颖达更详细地考辨了《国语》《左传》的逸诗情况，据他的计算《国语》中见于三百篇的与逸诗之比为三十比一；《左传》的引诗见于三百篇的有二百七十条，逸诗仅两条，为一百三十五分之一；列国公卿引诗百有一条，逸诗不过五条，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逸诗不过三条，分别大约为二十分之一与二十三分之一，这较孔颖达的十分之九说差异更大，说明逸诗的数量少之又少，绝不可能有逸诗三千篇之事。魏源由此否定孔子删诗之说，是很有说服力的。
再次，从古诗的内容论说删诗说的不可信。魏源说：“古诗之不可删者，莫如官礼乐章之宜备，莫如国风正变之宜赅，使所见果有三千之全，而昭代乐章尚大半不与焉，列国正变之风又大半不与焉，则竹简充栋果皆何诗？岂元公制作尚烦甄别？且季札观乐，已无出十五国耶？其不可通二也。”〔14〕从古诗的内容上，主要有朝廷的官礼乐章，与采自各国民间的国风两大类，这两大类都是孔子删定时最应该保留的。但是，如果按删诗之说，这些诗绝大部分都被孔子删掉了，而孔子所删一定是应该删除的，那么，岂不是说周公等制作之诗，也还需要孔子来甄别？同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季札观周乐时，所闻皆出于三百篇之内。反过来说，也就是季札所观周乐、周公等制作与采自民间的诗，都存于三百篇之中，不可能在三百篇之外还有三千篇的古诗。
第四，以孔子之后无逸诗，证孔子无删诗之事。魏源说：“且夫删诗之说，不过据逸诗为词，而吾之谓不删诗者，直以夫子之后无逸诗为断。”〔15〕其实，孔子以后的先秦典籍如《国语》《左传》《孟子》《荀子》《仪礼》等，都有一些不见于三百篇的诗句与诗篇，而被后人视为逸诗。魏源承认这些诗句与诗篇不见于今存三百篇，但是，却否定它们是所谓逸诗，认为这不过是《毛诗》与三家《诗》的异文，他说：“今所奉为正经章句者《毛诗》耳，而孔疏谓《毛诗》经文与三家异者动以百数，崔灵恩载《般》颂末三家有‘于绎思一语，而毛无之；……郑司农《周礼注》述三家诗云：‘敷而瞽，率而众工，奏而悲颂。今并不得其何篇。使不知三家经文，必谓夫子笔削之遗无疑矣。”〔16〕后来说《诗》者或据《毛诗》，而将三家《诗》异文皆视为逸诗，三家《诗》又以《毛诗》所无为逸诗，这些都是不可为据的。如果各家各自为据，“果孰为夫子所删之本耶”？魏源由此得出结论说，后人据《毛诗》或三家《诗》为说的所谓逸诗“不尽为逸诗”。〔17〕魏源以为，千百年来人们或据《毛诗》，或据三家《诗》以判逸诗，是造成孔子删诗说一直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他说：“夫以《毛诗》章句例《韩诗》，以《毛诗》之篇第绳《鲁诗》，而断其不然，何怪删诗之诬千载耳食矣。”〔18〕
①郑注《乡饮酒》云：“《由庚》《崇丘》《由仪》今亡，其义未闻也。”见《十三经注疏·礼记·乡饮酒义》疏。
因此，三百五篇之外根本无所谓逸诗，孔子删诗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善乎《鲁诗》、班固之言曰：孔子纯取周诗，上取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曰纯取者，明无所去，取其间也。因是以通《史记》之言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 凡三百五篇。曰去其重，谓重复倒乱之篇，而非谓乐章可删，列国可黜也。吾故曰：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三家之本有同异，则三百之外不尽逸诗也。”〔19〕孔子只有正乐之功，孔子的正乐只是去其重复倒乱之篇，而无所谓删乐、删诗之事。后人所谓逸诗，不过是四家《诗》异同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并不能作为孔子删诗的证据。
三、孔子正乐为三百五篇
魏源的孔子无删诗说，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从《诗经》的篇目所作的论证。魏源以为《诗经》正乐的篇目为三百五篇，故班固等人言《诗》皆为三百五篇之说。但是，今存《毛诗》却有三百十一篇，其中《小雅》的《鹿鸣之什》的《南陔》《白华》《华黍》与《南有嘉鱼之什》的《由庚》《崇丘》《由仪》六篇，仅存其序，而无其诗，被毛、郑称之为有其义、无其词的六笙诗。
如果六笙诗是存在的，诗经就不是三百五篇，而是三百一十篇。历史上论《诗》者多持此说，如孔颖达说：“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为之作序，明是孔子旧定，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者，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也。《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务》《尚书·璿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者，汉世毛学不行，三家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谶纬皆汉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20〕认为三百一十篇是孔子所定，而三百五篇不过是谶纬的说法。若从六笙诗的亡其词，就可以证明今存《诗经》一定有逸诗，孔子确有删诗之事。魏源以为六笙诗之说，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是将笙管所奏之乐误作为诗，“金奏之属是乐非诗，笙管之属是佚非删”。〔21〕所以，六笙诗的佚失并不是诗篇的佚失，而是笙管音乐之失。《十三经注疏·礼记·乡饮酒义》疏关于“间歌三终，合乐三终”的解释说：“堂上人先歌《鱼丽》，则堂下笙《由庚》，此为一终。又堂上歌《南有嘉鱼》，则堂下笙《崇丘》，此为二终也。又堂上歌《南山有台》，则堂下笙《由仪》，此为三终也。此皆《乡饮酒》之文。” 这里将所谓六笙诗都视为演奏之乐，而不是可以用语言来歌的诗，可证魏源对六笙诗的判断是正确的。是故从诗而言，三百五篇之外并无所谓六笙诗。同时，三家《诗》皆无六笙诗之说，所以，魏源判定《毛诗》的六笙诗之说是完全不可信的。他说：“若谓六笙诗三家《诗序》或亦有之，则班固《艺文志》曰：孔子纯取周诗，上取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龚遂谓昌邑王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王充之《论衡》、赵歧之《孟子后叙》《乐纬》《尚书纬》《诗纬》皆无三百一十篇者。而张辑之注《上林赋》，则明云：《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小雅》之材七十四人，皆不数笙诗之明证。如谓三家《诗》或有其序，则郑注《礼》时用《韩诗》，而其注《乡饮酒》于此六诗皆云，今亡其义未闻①，则三家诗无此序，明矣。乃知夫子一则曰诗三百，再者曰诵诗三百，盖始《关睢》终鲁颂其全数始此。王通所谓诗三百始，终于周也，其后于宋得颂五篇，因附其后，以为余数，则夫子时亦无六笙诗，明矣。”〔22〕既然六笙诗的说法毫无根据，《毛诗》将其列入《诗经》就不正确，后人将六笙诗列入《小雅》什篇之中，更是错上加错。
在六笙诗之外，秦汉的一些典籍还言及其他所谓诗篇，如《大戴礼·投壶》说：“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貍首》《鹊巢》《采蘩》《采》《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闲歌。”后人就是据《貍首》《驺虞》等诗，以证孔子删诗说，如姜炳璋就说；“孔子删诗，三百篇成数而外，约尚有二十余篇，即《采齐》《新宫》《貍首》《九夏》，皆在其中，而亡于秦汉。”〔23〕魏源则以为，所谓《貍首》《貍首》《九夏》等名目，皆属非乐非诗的内容，故不存在删、佚的问题。
以《貍首》为例，魏源首先从四个方面论说了《貍首》不类《诗经》与周公乐章，然后，从《貍首》的出处，说明其性质：“为是诗者，其苌宏乎？《史记·封禅书》：“周灵王时，诸侯不朝，苌宏乃明鬼神事，设射貍首。貍首者，诸侯不来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史记·封禅书》原文作：“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汉书·郊祀志》亦载此文，作“设射不来”《汉书·郊祀志》原文作：“后五十年，周灵王即位。时诸侯莫朝周，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不来，不来者，诸侯之不来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弗从，而周室愈微。后二世，至敬王时，晋人杀苌弘。”，正合诗（指《貍首》）中“射不宁侯”之语，而貍、狸同字，狸、来同音，则是诗出苌宏明矣。”〔24〕魏源在这里据《史记》的记载，并借助文字训诂，判定《貍首》出自苌宏。故《貍首》不过是苌宏射诸侯不来者之诗，此诗非风非雅非颂，与三百五篇不类，又非乐章，故为“非诗非乐”〔25〕之属。故此类非诗非乐之“诗”，无论其存佚均与孔子的正乐无关。
根据以上的推论，魏源对历代所说的所谓逸诗，作出如下的一个总判断：“余于《小雅》力主三家无笙诗，而独不取有声无词之说；力主《楚茨》非刺幽王，而亦不取《采齐》即《楚茨》之说；力主夫子不删乐章，而不用《九夏》《采齐》《貍首》皆逸诗之说，亦实事求是而己。至《下管》《新宫》见于《仪礼》燕射之乐章，而或以宣王、《斯干》当之，尤为讥焉。吾故以三言断之曰：金奏之属是乐非诗，笙管之属是佚非删，狸、驺之属非诗非乐。”〔26〕以往的有关逸诗之说，或误以金奏之乐为诗，如《下管》《新宫》；或误以笙管之乐为诗，如六笙诗；或误以非乐非诗之属为诗，如《貍首》《驺虞》，都是不明乐章与《诗》的误说。所以，在三百五篇外，无所谓逸诗，也无所谓佚乐。
不把《诗经》的所有权归于孔子，这与龚自珍以六经为史，早于孔子之说是相通。这说明晚清今文经学在龚自珍、魏源的时期，并没有固执孔子作五经之说，甚至不同意孔子作五经之说，而到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等人则固执孔子作五经说，这是晚清今文经学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同观念。但是，魏源虽然否定孔子删诗，只承认孔子正乐，却并未有丝毫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故知八音之等，上可以兼下，下不得僭上，大夫歌雍舞佾，诸侯舞大武、大夏，皆见斥于《春秋》，此夫子正乐之大略。”〔27〕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成为一部严格上下等差、为君臣父子正名的经学之作。魏源此说未必合于史实，但却正确说明了儒学解《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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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丘明.左传·襄公十六年〔M〕//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孔子.论语·八佾〔M〕//十三经注疏：下册.
〔20〕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M〕//十三经注疏：上册.263.
（责任编辑：颜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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