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初，通晓俄文的瞿秋白将《国际歌》译介到中国。对西洋音乐似不甚了解，但对这首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规定的共产党党歌，应当耳熟能详。在他笔下最早出现的有关《国际歌》的文字，大概是1930年7月所作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½¬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ì¬为我从天落。
这首词连同另外五首作于同一时期的作品，以《词六首》为题，首次发表在1962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郭Ĭ若为此撰写《喜读的〈词六首〉》。在这篇万言诠释文字中，对这两句作了这样的解释：
这是说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在½¬西、湖南等地，卷起了一次特大的革命风暴，就像从天而降的一样。“国际悲歌”就是《国际歌》。为什么要加上一个“悲”字？因为那歌词是很悲壮的。请听，那歌声在呼唤：“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国人民是起来了，在党和主席领导下卷起着一阵又一阵的“狂쬔。
然而，对“国际悲歌”有不同的理解。1964年1月，《诗词》拟出版英译本，应译者请求，逐一解答了32个疑难问题。其中第5个问题即是“国际悲歌歌一曲”，毛的答复是：“悲”是悲壮之意，显然是认同郭Ĭ若的解释。（可资佐证的是，在审阅郭文时，删去了解读《忆秦娥・娄山关》的一大段文字，兴之所至，以郭的口吻重写了一段长达600余字的释文。）
令人费解的是，郭Ĭ若在“”中对这两句诗又作了“改是为非”的解释。1968年3月，他在答复北京师范大学《诗词浅释》编写组的信中道：关键在于“国际悲歌”作何解。我曾解为“国际歌”，恐不确。应该是指第三国际的不正确的指挥。宜注意到“席卷”字面，是指广大农村，并非城市。这可能就是当年英译者向作者请求解答的疑难所在。此外，1970年夏，林林拜访郭Ĭ若，亦谈到诗词――“话头一转，转到1930年7月《蝶恋花》那首词，他（郭Ĭ若）反问我，'国际悲歌歌一曲’你怎么理解？这出乎我的意外，我说一般都当做国际歌解释，他不以为然，摇了一下头。说道那牵涉到第三国际的背景问题，意思是指立三路线的错误有国际的关系。”
1962年5月，删改郭文，重写600余字，以“解诗之难，由此可见”作结。虽有“诗无达诂”的古训，但郭Ĭ若的这番改是成非，却是由理解的重心侧向“立三路线”所致。兼为政治活动家的郭Ĭ若，在解释所崇拜的领袖诗词时，常有这类出人意表的选择。
1962年4月，审改《词六首》，吟哦“国际悲歌歌一曲，狂ì¬为我从天落”的词句，对悲壮的《国际歌》确有追昔抚今的情致。这年除夕凌晨4点半，写给½¬青一则批语：“这里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这则批语写在12月11日出版的当年第12期《文艺报》上，三篇文章即刊载其中的张光年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萧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和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文艺报》编者不失时机地编成这个专¼¬，显然是对时事的感应。
张光年即《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时任中国作Ь书记处书记、《文艺报》主编。张文是在《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逝世75周年、皮埃尔・狄盖特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萧三作为国内外知名的诗人，其文侧重纪念词作者鲍狄埃；时乐蒙作为创作过传唱广泛的《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歌唱二郎山》等作品的军旅作曲家，其文侧重纪念曲作者狄盖特。
张光年的主题报告无疑表达出中枢藉《国际歌》两位作者逝世纪念日的机缘，推进渐趋白热化的国际“反修”斗争的意愿：
今天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继承了当年第二国际右翼社会党人的衣钵。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也堂而皇之地唱《国际歌》，但是他们同《国际歌》所赞颂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国际歌》号召全世界劳动者起来闹革命；他们却害怕革命，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国际歌》号召打碎旧世界的反动统治，消灭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他们却极力美化帝国主义的首恶元凶，用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来帮助巩固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国际歌》号召劳动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己起来救自己；他们却不承认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反而要破坏和出卖各国人民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国际歌》号召无产阶级思想解放，冲破资产阶级的精神牢笼；他们却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类爱的呓语来麻醉群众，使他们重新坠入牢笼。《国际歌》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他们却用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来分裂和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团结。《国际歌》号召把革命的炉火烧得通红；他们却要釜底抽薪，并且在Ŭ火燃烧的地方大泼其冷水。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他们完全玷污了《国际歌》！对于他们来说，哪里还有英特纳雄耐尔的明天呢？
若干年前，曾致信张光年等人，批评其文字“政治性不足”，“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上引张光年报告的这段文字，在看来，应是政治性十足，文采斐然的罢。在推荐张光年等所作纪念《国际歌》作者的三篇文章的同一时段，两次批示在第一线主持“反修”斗争的总书记邓小平。一次是12月14日，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批示“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从而揭开了点名批判苏共追随者的序幕；另一次是12月30日，就《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批示“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用1964年1月解答毛诗英译者的话说，就是“从去年起，我们进攻”。
看重张光年等人的三篇文章，乃是一贯强调“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一革命功利主义使然。也正是在推崇《国际歌》的同时，1962年12月26日，在七十初度这一天，毛作《七律・冬云》，歌吟“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次年1月9日，赋《满½¬红・和郭Ĭ若同志》，发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号令。
将宣传《国际歌》的三篇文章批示½¬青而不是其他官员，似有深意存焉。在这年9月下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令，并以所谓“小说”《刘志丹》为鉴戒，强调：“凡是要推・¬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½¬青自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哨兵”，在进谗京剧《李慧娘》“鬼戏有害”，《海瑞罢官》“影射现实”的同时，开始了以京剧为主项的“文艺革命”。
自1963年“反修”进入“反攻”阶段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但在播送“反修”文章之后播放《国际歌》，而且将每天早晨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以及晚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结束曲改为《国际歌》。伴随着“反修”斗争的一阵又一阵风暴，多少国人追随领袖，憧憬四海（・¬腾云水Ŭ）五洲（震荡风雷激）出现“国际悲歌歌一曲，狂ì¬为我从天落”的前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凌晨的开始曲《东方红》与深夜的结束曲《国际歌》奇妙地结为一体，这真是1960年代的中国极具象征意义的写照：一面在传播媒体上张扬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旗帜，一面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推行个人崇拜。
在“”中声称，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京剧“样板戏”出现之前，是“一片空白”。À¬大旗作虎皮，《国际歌》 在“”中还真交了好运 。1970年问世的钢琴Ь奏曲《黄河》的收尾，不但糅进《国际歌》的旋律，而且将《东方红》完整嵌入。笔者斗胆说一句：这非仅不伦不类，还真是糟蹋了冼星海的旷代名作《黄河大合唱》。
1971年9月下旬，½¬青在观看京剧《海港》后指示：“用《国际歌》贯串全剧。”此时正当为整肃而又一次推崇《国际歌》的严重关头。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以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表煽动性讲话为由，开始整肃“林陈集团”。先是从陈伯达在庐山整理的一份《恩格斯、列宁、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入手，于8月31日写出“专批天才论的”《我的一点意见》。为稳住，在这篇堪与整肃刘少奇、邓小平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媲美的Ϭ文中说：
我同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随着整肃的步步进逼，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南巡，途径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分别召见刘丰、、刘兴元、韦国清、程世清、韩先楚、南萍、、许世友等各地党政军要员，连续发表矛头直指的谈话，为在9月下旬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给定案作舆论准备。谈到了《国际歌》：
要学习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的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ˬ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提到的列宁一文，称《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称鲍狄埃“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其中有这样一段流传广泛的文字：
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会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将文艺的政治功能发挥到极致的，无怪乎称道列宁的这篇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然而，不夸大地说，毛谈马克思主义，多半不外乎“六¾¬注我”。如果一方面欣赏和鼓励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却一再称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其实是对《国际歌》的嘲弄和亵渎。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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