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 六十一岁
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1955年 六十二岁
3月21日在审阅《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稿时加写说：“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7月26日在同柯庆施、舒同等人的谈话中说：个人决定好，还是集体领导好？有不同意见就要辩论，没有取得多数同意就不要发指示。开会、发电报，要有纪律。
9月在为《怎样办农村生产合作社》一书写的一篇按语中说道：“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10月14日在部分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有问题，即去解决，不使问题成堆。要及时批评，不要爱好事后批评，放马后炮。“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行下效。领导者的担子很重要，不准乱刮风。
11月1日在给章乃器的信中说：“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
11月17日在部分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领导方法不要呆板，孤军奋斗不行。平素要吹一吹，每次会有一个主题，其他问题也吹一下。开会的时候吹吹闲话，引起兴趣，接触问题。统一领导，专门负责，不要乱搞。
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 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解决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一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
12月27日在为即将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中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1956年 六十三岁
2月14日在听取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时的讲话中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
11月1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时的谈话中说：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1957年 六十四岁
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说：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一条战略方针。所谓统筹兼顾，就是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总要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3月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无论哪级政府和干部有缺点错误，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
3月6日在九省市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思想工作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口号去套一切，现在与过去不同了，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如何对付不正确思想？不要急躁，不要简单，问题在于方法，在于有说服力的文章。我们要取得经验，要学会如何掌握。对问题必须研究，要用脑子，要学习，重要的是在斗争中取得经验。现在是思想斗争，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思想斗争是动口不动手，而且动口要恰当，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思想斗争是文的，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统一战线，团结——批评——团结。
3月10日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主义马克思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主义马克思，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
7月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主义马克思原则，这叫原则性。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1958年 六十五岁
1月3日、4日在杭州华东四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领导好一些，经常把几个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同少数人吹一吹，这是一个重要方法。
1月15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没有理论，领导困难。
1月15日在同胡乔木、吴冷西的谈话中说：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应，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1月21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小型会议最好商量问题，我对小型会议很有兴趣，时间不长，就地召开，这种形式最好。
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要很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下去主要是找先进经验。有了先进经验，就可以把后进和落后的带起来。
3月25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
4月25日在水利电力部报送的《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上的批示中说：“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帅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
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时候形势好像不好，这个时候要有定见，不要被暂时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不要狂妄，也不要有自卑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迷信，要把自己放在恰当的地位。
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要提高这种识别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过要有预见性。所谓预见性，就是识别风向。要识别风向，这是个领导艺术。我们全党只要有一万两万人到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有识别风向的能力，有预见，我们的事情就能搞得更好一些。
6月29日在中共军委中央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各种工作都要注意总结好的经验加以推广。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过去我们就是研究敌、友、我情况的。
7月12日在会见黑非洲青年访华代表团时的讲话中说：在斗争中要准备遭受困难，也要准备付出时间，可能要较长的时间，不要困难来了没有精神准备。
10月26日在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说：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下去不要张扬。
11月1日在同张承先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在人民内部是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不要压服。强迫命令，干是去干了，人家心里不服，等你走了，也许不干了。
11月7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11月10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11月21日在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说：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
12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一盘棋和地方积极性这两个东西相结合，一有矛盾，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解决。要顾全大局。顾大局，是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
1959年 六十六岁
2月2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问题就是矛盾。发现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充分揭露，详细了解，才能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过去搞革命战争，没有一次是情况不清楚、条件不成熟而打了胜仗的。现在我们搞建设，要攻这个敌人，我们是新手，我们不会搞，也要调查研究，善于发现、揭露、解决问题。
3月2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三国时期曹操的一个有名的谋士郭嘉，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所谓的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还不能作出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3月5日在同一些中共省委第一书记的谈话中指出：一步一步深入，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分析要有一个过程，发现矛盾开始是感觉性质的，分析才到理性阶段。解决矛盾就是进入综合阶段，你解决问题得一齐解决，得各方照顾。
3月9日在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给中央的简报上写的批语中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
3月17日在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要多谋善断。单是谋不行，第一要多谋，第二还要能断。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要留有余地。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政治问题，这是个主义马克思的方法问题。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武断。我也有武断。这种错误我们这些人是经常犯的，问题是要快一点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要改。要跟同志们、朋友们、上级和下级的同志们通气。与人通气的时候，反面的话要想一想，那个反面的话很值得注意。重大问题的文件首先要在常委会讨论大纲。大的估计，整个形势，要先讨论，讨论清楚，然后再去作计划。
6月24日在同王任重的谈话中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7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参加庐山会议的各组组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
12月24—26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1960年 六十七岁
5月7日在会见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外宾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6月18日在《十年总结》一文中说：“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
1961年 六十八岁
1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第二条决心大。第三条方法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
1月18日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指出：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间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1月29日在同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正面、反面，成绩、缺点，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3月1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及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简称三南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
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5月14日在给张平化的信中说：“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5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事物很复杂，具体事物都是有差异的。理性应该从实际中来，规律也是事物的一部分，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规律，定出政策，这是唯物论。
11月23日在转发邓子恢调查报告的批语中说：“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主义马克思的灵魂。”
11月24日在会见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共产党和巴拿马人民党来中国学习的学员时的讲话中说：任何党都有左、中、右。我们说左、中、右时，是指思想问题，指对问题的认识的水平，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的问题。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事情那么简单，事情不是简单，而是错综复杂的。左翼首先的问题是争取中间派，说服中间派，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只能用说理的方法。我们叫做和风细雨的方法，不要心急，需要多少时间就给多少时间。但是，左翼就是容易犯气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间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办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的左翼。真正的主义马克思者应该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说服中间派，不能摆官僚的架子。
1962年 六十九岁
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让人讲话的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将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3月22日在接见田家英领导的湖南农村调查组全体成员时说：向调查组提出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指思想框框——编者注）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主义马克思。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主义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劳动。
4月9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制定一整套的具体政策，就要作调查研究，就要走群众路线，就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
1963年 七十岁
4月24日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时的谈话中说：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
8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稿时讲话说：宁可把时间放长一点，第一段十五年，然后再搞十五年。还是不要提“前列”，就是提四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的估计要恰当，对我国现有的水平不要估计过高。估计低一点，留有余地，比较更好一些。
12月5日在会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时的谈话中说：你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不管你是什么官，也不看你穿什么衣服，只看你的政策。他们也不管你是什么党，共产党的政策错了，他们一样要骂你。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如不进行调查研究，就是什么也不懂。
12月13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李瑞山、华国锋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报告的指示中说：“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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