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两人，一个功成名就，一个背负骂名
1989年1月20日，乔治HW布什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摆在布什和戈尔巴乔夫面前的问题是：是保持和延续里根-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形成的良好关系呢？还是重新确定美国和苏联以及布什-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对布什来说，这个问题关系到美国能否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个问题则关系到苏联改革能否在西方帮助下获得有力外援。可以说，无论是布什还是戈尔巴乔夫，都希望在新的任期内有一个好的开始。
在布什的就职典礼当日上午，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给斯考克罗夫特打来电话说，戈尔巴乔夫希望他是典礼后第一个打电话向新总统祝贺的外国领导人。1月23日，布什给戈尔巴乔夫打去了电话。“通话充满着乐观的调子。”戈尔巴乔夫说，“看来有理由期待，事情不仅走上建设性的轨道，而且还会达到必要的进展速度。”不过，令戈尔巴乔夫略感失望的是，“时过数周、甚至数月，美国政府并不急于公开它的对外政策方针，特别是针对我国的方针。”
戈尔巴乔夫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尽管布什在作为里根的副总统时就与戈尔巴乔夫多次交往，并且在里根即将卸任时表示将会继续前政府的对苏政策，但是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忽视布什曾经拥有的另一个敏感身份——中央情报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和经历强调了布什制订对苏政策时的潜在认知：“这一角色的惟一例外，我觉得就是作为特殊政治决策的一部分，而关心隐蔽的战线。”
在任职期间，布什“一直是个典型的冷战专家——担心共产主义的势力扩张，对苏联的军事力量时刻保持警惕，致力于结盟，努力实施能够获得两党支持的外交政策。他相信只有通过实力才能达到和平”。像里根一样，布什也认为一场民主革命正横扫全球。在198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布什说道：“我们知道如何才能保证全人类过上公平富足的生活：只能通过自由的市场，自由的言论，自由的选举，以及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意志的践行。”2月9日，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时，布什表现出了基于政治现实的谨慎：“最根本的是，苏联仍然持有非常强大的军事机器，其目的仍时常与我们相抵触。因此，让我们认真对待这次新的开放，但也要立足于现实，同时我们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过，1985年3月13日见到戈尔巴乔夫时的第一印象，仍然促使布什继续采取与苏联接触的政策。布什在给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电报中说：“戈尔巴乔夫将会比任何（我重复‘任何’）前任更有效地组合苏联阵营来对抗西方。他面带友善的微笑，眼神温和，他有一种在处理不愉快问题时能迅速转向和对话者形成真诚交流气氛的迷人风格。他能能够非常坚定。如：当我专门提出人权问题时，他打断了发言而折回到老一套的、我们以前听腻的喋喋不休的空话，他引证说：‘在美国国内，你们并不尊重人权’，或者（涉及非洲裔美国人）‘你们粗暴地压制他们的权利’。但结果却是这样：‘我们将准备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和‘让我们友好协商来探讨这一问题’。其要旨如下：‘别在人权问题上给我们上课，不要攻击社会主义，而让我们就各自的问题进行讨论。’”事实上，在1988年12月7日的总督岛会面中，作为新任总统的布什就当着时任总统里根的面就对戈尔巴乔夫说，他将大体上继续里根的苏联政策。但是，布什提醒戈尔巴乔夫：“我无意给事情设置障碍，但我理应要形成我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国家安全委员会于3月14日向总统布什提交了《关于苏联的战略报告》（NSR-3）。但是在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看来，“它是不完善的，它总体上是一种‘粗线条’的描述，缺乏详细和实质性的内容，缺少特别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创见，而欲满足美苏关系中建设性的要求则需要这种内容和创见”。于是，布什决定由康杜利兹赖斯领导的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小组重新起草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和意图的“时事评估”来代替NSR-3。赖斯在起草的报告中建议采取四个方面的战略来对付戈尔巴乔夫和苏联：
首先，我们应该从国内的角度来强化目标明确的美国外交政策理念：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目标和工作进展不表现出信心，我们就不能迎头赶上戈尔巴乔夫。
其次，我们亟须做的是对盟友们关心的事明确表示我们的态度：通过现代化来加强北约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盟国将很快要求建立一种政治战略来推进削减常规武器的谈判，在常规武器方面我们愿意让苏联领先。我们也必须去细心地准备包括“削减战略武器会谈”谈判在内的双边军备控制谈判，国际社会密切地关注着这一谈判。如果我们在军备控制谈判中准备充分，盟友们对我们处理更为复杂关系的能力的信心就会大增。
第三，在反思我们的政策后，我们就可以从事有关东欧的设想了。因为东欧人民正在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宽容，尽最大努力地控制属于自己的事务，所以在炙手可热一块的苏联集团内，这一地区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我们有力的武器应是承诺经济援助。
第四，也是最后的则是地区的稳定问题。近来在阿富汗和南非的事态发展，早已显示了美苏间的合作将加强彼此在世界其他地区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意识到苏联可能是某些、但不是所有地区的一种重要的稳定力量，我们必须放手工作来促进地区的稳定。中非则是例外，克里姆林宫没有丝毫减少其支持那里的共产党军事活动的意思。
赖斯的报告为美国的对苏战略预测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影响莫斯科，因为它需要西方的经济资源和技术。”赖斯报告提出的四个部分战略成为布什政府初期构建针对苏联政策的指南。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相继制订出台了关于东欧（NSR-4）和西欧的战略研究报告（NSR-5）。不过，这些报告在对苏联政策方面仍然强调采取谨慎、克制的态度。在外界看来，上述报告并没有对欧洲或苏联提出新的重大建议，也未表示支持大规模裁军或大幅度扩大同东方的经济合作。
面对国内外的关注，布什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快制订新的对苏战略。他提出要求：“这一战略认识到，苏联出现了新气象，而对苏联声明的他们将信守的原则，则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这是一个普通的战略，但它却表明了我们与莫斯科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5月12日，布什在德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演说中宣布了这一新战略。
布什在演讲中说：
战后在两种憧憬之间展开的历史性较量正接近尾声：对暴政与冲突的憧憬和对民主与自由的憧憬。我的政府刚刚完成的对美苏关系的回顾概要地指出了解决这场较量的新道路。
我们的目标是大胆的——比我的任何一位前任所能认为是有可能实现的目标雄心更大。我们的回顾工作表明，40年来坚韧不拔的努力使我们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现在是越出遏制阶段进而为90年代制定一项新政策——一项充分承认世界各地以及苏联本身所发生的变化的政策——的时候了。
总而言之，美国现在的目标不仅仅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我们所谋求的是苏联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我们希望苏联的改革在引导它同过去的循环决裂——决定性地决裂。任何人都不要怀疑我们想看到苏联的改革继续下去并取得成功的真诚愿望。我们期待着持久深入的经济和政治变革。……苏联如果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概念，那就表明他们致力于变革。
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的重点是东欧。“多年来美国一直注重和这些苏联卫星国打交道：使它们最大限度地独立于苏联的政治路线，或者最大限度地摆脱苏联对其外交政策的控制。这种注重在给一直是对手的苏联造成不安的意义上，已经达到了一种不错的效果。”从7月9日至13日，布什开始访问波兰和匈牙利。这次访问是出于美国一项由来已久的政策，这项政策是要对于那些通过国内自由化或通过奉行不那么亲苏的外交政策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克里姆林宫表现出独立性的东欧国家给予奖赏。正如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和特所说，这是“对在波兰发生的显著变革以及在匈牙利进行的静悄悄的革命精心设计出一种适当的对策”的反应。布什在出访时的讲话中把波兰和匈牙利说成是“即将跨入新时代”的国家。他说：“在这两个国家内，我们看到了明显的变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发展，即使在一年以前，谁也不认为是可能的。”布什表示：“我们的任务是很明确的：修补旧的裂痕，实现几十年来的梦想，出现一个安全、繁荣、和平和自由的新欧洲。”
布什对波兰和多得的访问加剧了已经陷入混乱的东欧局势。布什给所有东欧国家留下的明确信息是：沿着改革的道路前进吧。布什对东欧的这种新政策被称之为“布什主义”。9月22日，布什总统签署第23号国家安全指令——《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23）。指令对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对苏遏制战略进行了总结，明确提出了新的对苏政策，即“超越遏制，积极促进苏联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的政策”。指令阐述了美国的政治-外交目标的是：“通过继续对朋友、盟国和自由战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限制苏联通过提供武器、派遣军队、支持傀儡等扩张实力。”
从乔治布什总统在1989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到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这是“冷战的结尾部分”。无论是布什还是戈尔巴乔夫，都认为在从事的共同事业——结束冷战——中表现了高度的信任和契合。
1991年12月25日，就在戈尔巴乔夫即将于两小时后发表辞职声明时，他在同布什的电话通话中说：“我对我们共同所做的事评价很高——包括他在当副总统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两个都当总统的时候。”布什在电话中表示：“让我首先说听到这个电话我是多么地感动……我们将停留在一个复杂的境地，尤其是俄罗斯今年冬天一些庞大的问题有可能变得糟糕起来，我很兴奋地听到你说你不躲进深山老林之中并将继续留在复杂的政治和公众之中。我完全相信相信这将对新联邦有益。”布什告诉戈尔巴乔夫：“没有人阻碍我保留和你的联系，无论你的新职务是什么，欢迎来自你的建议，而且要一如既往地保持芭芭拉和我都非常非常看重的这个友谊。”对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布什感情流露地说：
这是一个好朋友的声音，是一个历史将给他巨大荣耀的男人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