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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杜琪峰导演作品《审死官》）
作为一名所谓的法律人，历史典籍中那些涉及法律的小故事，总会让我有意无意的多看几眼。古代之公堂，现在称之为法庭，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一个甚显神秘的衙门，在严肃性等方面自然有其一脉秉承的天性，如现在之法官槌，略似于古代之惊堂木；现在的书记员宣布法庭纪律，差不多等同于古代衙役所举的“肃静”、“回避”的牌子；现在的扰乱法庭秩序罪，对应的就是古代的咆哮公堂了。
让我惊讶的是，从一些野史典籍中也透露出，在公堂如此严肃紧张的场所，如此格式文章盛行的地方，相关文书中却常常也可以发现那些诙谐、温情、文雅、搞怪等本不太适合出现的元素。特别是对于一些涉关男女情事的案件，在浓厚的文化氛围笼罩和映透之下，更常见文人墨客那种入木三分的诗风词韵，细读之后不禁会为之赞叹、为之绝倒。现闲摘几例，列位如有同好，可并观之。
（图片来自孔笙、李雪导演作品《琅琊榜》）
据洪迈《夷坚支志》记载，吴淑姬为湖州吴秀才之女，慧而能诗词，貌美家贫，被一富家公子所占据，这时却有人向官府去告发吴淑姬犯“奸淫”之罪。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无处不在，强霸民女的富家公子没事，无辜的受害者却要受牢狱之灾。当时湖州太守为诗人王龟龄，关押吴淑姬后，吴淑姬也不作什么申辩。王龟龄有一幕僚，就提醒吴淑姬说，久闻你善诗词，现命令你自咏一首，若作得好我会反馈给太守帮你脱情，否则你的处境很危险。谈及诗词吴淑姬似乎来了点精神，当即就说“请大人出题”。时值冬末雪消，春日将至，幕僚说就以此景为题吧，吴淑姬于是捉笔立成一首《长相思》：
烟霏霏，雪霏霏，
雪白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
醉眼开，睡眼开，
疏影横斜安在哉？从教塞管吹。
词中吴淑姬并没有直接诉苦鸣冤，而是自比梅花，品性高洁，却被雪压霜欺，不知“春从何处回”，虽然梅花阵阵飘香，但如今自己在狱中已万念俱灰。在这一首简短、美丽、而又辛酸的词中，吴淑姬借梅花透露出了自己的清白、无奈、和怨抑等，难怪幕僚读后赞叹不已，转给太守王龟龄后，王龟龄也深有感触，于是立即判决吴淑姬无罪释放。
很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南宋的严蕊身上，与民间妓女不同，作为官妓的严蕊隶属于官府，要想从良嫁人等都必须先脱去官籍。那时官场之间有应酬，都可安排官妓作陪，但规定只能歌舞佐酒，不得私侍枕席。作为台州最有名的官妓，严蕊与台州太守唐仲友的关系当然也很暧昧。唐仲友提倡经制之学，与提倡理学的著名学者朱熹之间难免会互相攻讦。朱熹于是利用巡查之机到台州视察，与唐仲友矛盾激化后，一方面先后六次上书称唐仲友“贪盗残民”，一方面将严蕊关进大牢，严加拷打，希望能从严蕊违反规定私下陪宿唐仲友方面找到突破口。唐仲友也同时上书称朱熹是公报私仇，两位文学大师就这样互相告御状，闹得满城风雨。好在宋孝宗英明，知道这缘起是两个文人之间的心结解不开，对双方都未作什么责罚，只是将两人同时调开互不隶属，和稀泥的了结了这桩公案。
这桩公案的具体缘由，据传前奏是唐仲友的一句无心之言、另一官妓赵娟的蓦然翻脸，造成著名词人陈亮的火爆脾气发作而到朱熹那告了唐仲友一状，从而点燃了两个文豪之间的导火索。只是这场文人间的公案将弱小的严蕊牵扯了进来，至于唐仲友与严蕊之间到底有没有违反官妓不得陪宿的规定，恕我以小人之心揣测，根据唐仲友曾安排严蕊陪宿其他官员、酒宴后官妓赵娟就堂而皇之的陪宿过陈亮、和正常人都能理解的官场潜规则而言，说没有难以让人信服。令后人敬佩不已的是，严蕊一侠骨名妓，面对拷打逼问却始终玉口不开，坚决不出卖唐仲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史籍上找不到唐仲友积极营救严蕊的任何记录，直到朱熹与唐仲友同时调离后，严蕊还一直关在大牢里。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几个月后，接替朱熹任浙东提举一职的是岳飞的儿子岳霖，重审此案时才给了严蕊一个自辩的机会，严蕊于是口占了一首《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可以说，严蕊在这首词中并没有就自己是否违法作出正面回应，而是在叹零身世的同时更表达出了一种身不由已的无奈，“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作为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官场玩物，“领导意思”又能如何？现在自己身心疲惫，渴望自由。岳霖也是开明之人，于是不仅判决将严蕊释放，还给严蕊脱去了官籍，可以从良了。
女被告的诗词，虽然精致，但读后总觉得过于柔婉，字里行间甚至每个字背后都有一种隐隐的哀怨，相比之下，男被告就不一样了。
明代《戒庵老人漫笔》记载：苏州的月舟和尚，被人告发称其不守“淫戒”，将他扭送到长洲县衙。知县审问半天，月舟和尚却神情傲慢、一言不发。知县观察此案有内情，便指着墙上一幅松鹤图说：听说你饱读诗书，就以鹤为题，吟诗一首吧。月舟和尚便沉吟答道：
素身洁白顶圆珠，
曾伴仙人入太虚。
昨夜藕花池畔过，
鹭鸶冤却我偷鱼。
月舟和尚看来是气定神闲，以一首诗借鹤自咏，答辩有力：自己是得道高僧，不会也不屑于做那种下三滥之事，纯粹是被“鹭鸶”之类的小人给冤枉了。知县一看，当然就将月舟和尚释放了。
我常想，相对于现在标榜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史载中的这些诗词辩护却绕开事实和法律，以情理为主，直击审判者的内心深处，审判者又予以支持，这到底是出自文人骚客本性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还是发乎内心的一种自由裁量？甚至，这些文人笔下言之凿凿的笔记野史，一度让我质疑其真实性，但是《随园诗话》中的记载，却又让人不得不信服。
袁枚的《随园诗话》记载：其在任江宁知县时，有松江两名姓张的女子，自称是文敏公的后人，姐姐叫宛玉，嫁给了准北的程家，丈夫是个俗气的商人，因与丈夫合不来，宛玉便私下离开跑到江宁县来，借住在尼姑庵中。背夫出逃就是一项罪名，山阳县的冯县令于是“来文关提”，相当于现在的外地司法机关要求司法协查。袁枚作为江宁知县便将宛玉缉拿归案，这时宛玉在公堂上向袁枚献了一首诗：
五湖深处素馨花，
误入淮西估客家。
得遇江州白司马，
敢将幽怨诉琵琶？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将袁枚捧作白居易，声称自己品性高洁，却误嫁了一位俗气的商人，满腹的幽怨，希望能向善解人意的大人您倾诉。袁枚当时还怀疑这首诗是不是别人早替她写好的，随手便指着庭前枯死的树为题，让她再作一首。宛玉于是靠着桌子奋笔疾书：
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
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
袁枚显然被触动了，但他毕竟对该案没有管辖权，不久后山阳县冯县令过来提人，袁枚便试探的问：张女的事怎么办？冯县令回答：此事不能判离婚，但是才女嫁给俗气的商人，确实不相称，因此应该免去她背叛逃跑的罪名，放她回去。袁枚问：你怎么知道她是才女？冯县令答：她给我献过一首诗：
泣请神明宰，容奴返故乡。
他时化蜀鸟，衔结到君旁。
冯县令是四川人，宛玉在表达愿求的同时，更化用“结草衔环”的典故描绘了自己的感恩之心。嫁了俗商，张宛玉是不幸的，难怪她会背夫逃跑，但能遇上同是文人的袁县令和冯县令，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与袁枚同时代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也记载了才女沈琼枝被富商强纳为妾后逃跑，被抓获后向县令献诗一首从而得以洗冤释放。鲁迅先生也考证，《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看来，在一个文风盛行的时代，富商并非像现今这样是女子趋之若鹜的选择，且公堂之上的以诗词来辩解，已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据陈元靓《事林广集》记载：金陵有一位唱艳歌的艺妓宋英奴，体态轻盈，歌喉宛转，“似花胜花解语，似玉比玉仍香”，南京道庵中有位姓剩的道士，很喜欢宋英奴并每次看她表演都多给些钱。一日宋英奴到道观去烧香，剩道士便引她到火柜后面的小房中，“遂谐云雨之情”。此后两人多次来往亲密，终于被人发现并送到官府公堂审问，时任南京留守的张枢密查清案情后，判决是：剩道士还俗，并娶宋英奴为妻，判词即为一首《声声慢》：
星冠懒戴，鹤氅慵披，色心顿起兰房。离了三清归去，作个新郎。良宵自有佳景，更烧甚、清香德香。瑶台上，便玉皇亲诏，也则寻常。常观里，孤孤零零，争如赴鸳闱，夜夜成双。救苦天尊，你且远离他方。更深酒阑歌罢，带玉人、云雨交相。问则甚，咱们这里拜章。
无疑，张枢密是个文人，而且是个很幽默的文人，对这个风月案件作出了让世人惊讶的判决之余，还以文人的闲情逸致，对剩道士以近乎讽刺的语气来调笑了一番。作为一个爱开玩笑的文人来从政，张枢密显然没有政客那种无处不在的、故意显摆的官威，反而与被告人开了一个不是熟人间都不敢开的玩笑。想象这个接到判决的剩道士，当时会不会是满腹欢喜而又无地置容？
与张枢密的故事很类似甚至更出格，《笑林博记》记载，郑板桥在山东范县任县令时，崇仁寺和大悲庵邻近相对，有一对青年的和尚尼姑日久生情，私通时被村人因他们触犯了清规戒律而抓住见官。公堂上，郑板桥令其还俗，并作诗一首为判词：
一半葫芦一半瓢，
合来一处好成桃。
从今入定风波寂，
此后敲门月影遥。
鸟性悦时空即色，
莲花落处静偏娇。
是谁了却风流案，
记取当堂郑板桥。
“扬州八怪”中名声最响的郑板桥，留下了众多让后人捧腹大笑、耳熟能详的逸闻传说，而这一则，开明中掩饰不住的机智、文雅中又暗含着一丝色情，大笑之余，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封建文人的可爱之处。
如果说张枢密、郑板桥等只是纵容了这些违反世风民俗的风月案件，那么，南宋以爱民著称的临安知府马光祖，对风月案件则显得有些鼓励了。
元人吴莱《三朝野史》曾记载，马光祖任临安知府时，有一读书人翻墙去私会一未出嫁的女子，后被抓获送到公堂上。读书人本应当知书达礼，却反而做出如此翻墙偷情之事，马光祖便以《踰墙搂处子》为题，令其作诗一首。该读书人也确有些真才实学，马上提笔作答：
花柳平生债，风流一段愁。
踰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
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
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
不负秦楼约，安知漳狱囚。
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
可见，该读书人自视甚高，而且对翻墙偷情一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马光祖读后却很是欣赏，于是以礼待之，并赐铜钱三百索为赠礼，作《减字木兰花》为判词：
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
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不妨。
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
烛影摇红，记取媒人是马公。
可见，这些文人墨客并没有将世俗民风真正的当回事，而是在成人之美的同时，骨子里也渗透出一丝千年不易的风流本性。当然，这些应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如闹出人命就不一样了。
《绿窗新话》记载：苏东坡在杭州时，灵隐寺有一和尚叫了然，不守戒律，经常宿在一个叫李秀奴的妓女家里。时间一长，慢慢的了然和尚的钱就花完了，没钱自然就失去了宿在妓家的门槛，李秀奴一翻脸也就不再理会了然和尚了。但是，了然和尚却是对李秀奴迷恋不已，并在手臂上刺了两行字：但愿同生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有一天晚上了然和尚醉后再去找李秀奴，没钱又被李秀奴赶了出来。了然和尚气愤之余，借着酒劲一失手，不小心就将李秀奴打死了。这是当时很轰动的一个案件，苏东坡审理此案时，很是震怒，当即判了然和尚死刑，并作判词一首《踏莎行》：
这个秃驴，
修行忒煞，
云山顶上空持戒。
一从迷恋玉楼人，
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人，
花容粉碎，
空空色色今何在？
臂间刺道苦相思，
这回还了相思债。
套用现在的法律，了然和尚应是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结合事件起因、犯罪情节、认罪态度等，大概会判了然和尚无期徒刑。相比之下，古代的量刑似乎不考虑这些额外因素，而是“世间万物，人命最贵”，每个人不管出身、职业，不论起因、经过，都有与生俱来的完整的生命权，所以要“杀人偿命”。除此之外，其它案件中又充分考虑人性的自由，所以对于一些轻微的违反世风民俗的男女情事案件，则又常法外开恩，所以我常想：这种中国古代“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法律思想，和近代西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行政理论，是否也有些不谋而合之处？
（图片来自孔笙、李雪导演作品《琅琊榜》）
说情这现象，虽非中国特色，但公认在作为人情社会典型的中国，这是根深蒂固的顽疾之一。说情方式也是千姿百态，当面明言、背后暗示、私下递信、互传纸条等等，当然，万变不离其宗，特别是在公堂之上，为之说情肯定是有原因的，最常见的无非是基于亲属关系或金钱魅力了。
非亲非故甚至让人难以理解的说情并非没有，《随园诗话》曾记载：青楼女子金蕊仙犯法，袁枚曾写信，委婉的向苏州太守孔南溪求情，孔南溪也予以了回信。古人这种说情似乎是公开的，用袁枚自己的说法是这两封信“风传一时”，估计整个苏州都知道。差不多两年后袁枚又去苏州，路过京口已经解开船绳了，这时丹徒徐县令拉住船一定要将他挽留下来，原来又是有人情案要他帮忙。说有一个叫戴三的妓女和太守章公的门卫私通，章公发现后私下里赶走了门卫，本来并没有处罚戴三，就这样低调处理算了。但戴三性格张扬，庆幸躲过了处罚后竟跑到城隍庙焚香还愿，围观甚众、议论纷纷，将一件本已淡化的丢脸之事掀得沸沸扬扬。章公非常恼火，于是找理由将戴三拘留了并准备严惩。徐县令找章公求情都不听，于是想到了文坛泰斗袁枚。袁枚于是马上给章公写了封信说：过去钱穆公任常州刺史，宴客时要鞭笞一个妓女，妓女哀求他，钱穆公就说，你如果能得到座上的欧阳修的一首词，我就饶了你。妓女转过头来求欧阳修帮忙，欧阳修马上为她写了一首词，于是钱穆公就放了她。现在我虽然不是欧阳修，但您却是现在的钱穆公，请允许我为她作两首诗，用来当小调：
（一）
东风吹散野鸳鸯，
私热神前一瓣香。
为祝长官千万福，
缘何翻恼长官肠？
（二）
樊川行矣一帆斜，
那有情留子夜家？
只问千秋贤太守，
可见几个斫桃花？
袁枚将信让徐县令带过去后便匆匆离开，过了半个月，章公回信，袁枚拆开一看只有七个字：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封说情信，并没有“拜托”、“关照”、“帮忙”、“感谢”等现在说情时常见的词汇，而是两个文人之间一段心领神会的精神交流。袁枚借着一个文雅的典故和两首略带诙谐的小诗，在帮戴三解释的同时，更隐隐的透露了背后的期待。按常理，接到说情信者，一般都会挺为难、或者有些不情愿的，特别是对于这种没有谢意、也没表达事成后如何感恩的，大都会不予理睬。而像袁枚的这种说情方式，估计章公本来一肚子的怨气，却会心一笑后舒畅不少，自然就落得做个人情，并有闲情去隐晦而文雅的答复了。
鄙人不才，若从大学开始涉足法律起算，一晃也已经十余年。这些年来，参与过一些案件、接触过不少案件、还耳闻过更多的案件，就法律公文的形式与内容来说，不管是当事人的起诉状、答辩状，还是律师的辩护词、法律意见书，甚至司法机关的起诉书、判决书等等，大都是八股之类的玩意，有创新之举并让人耳目一新的，非常少见。据闻，近日福建厦门有位法官在一份民事判决书上，加了几句韵辙不通的打油诗作为“法官寄语”，竟被多家媒体争相转载、赞誉有加。可见，这个时代，法庭之上要出现可载入野史永享千秋的文书，估计我等有生之年是很难见到了。就说情而言，耳闻目睹的更是众生俗态、不想再提。
当然，这也不能归咎于某些个人、甚至某些群体，只能说，这个框囿甚多而又浮躁、功利的时代已经失去了诗词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因而既产生不了伟大的诗人，也很难出现让后人津津乐道的诗词韵事。据冯梦龙《古今谭概》记载：江苏吴县有个叫朱野航的读书人，在一户姓王的大户人家教书。有一天晚上，主人家已全睡着了，朱野航还在院内徘徊，见明月当头，于是诗兴大发，从而随口作出两句好诗：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得此佳句，朱野航欣喜若狂，赶紧跑去拍打主人房门喊主人赶快起来。主人全家以为是起火了或是来了强盗，于是惊叫着全都赶紧爬起来了。等到出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教书先生写了两句好诗。这时，主人全家并没有怪罪教书先生，而是马上摆酒设宴，祝贺朱野航写了这么好的诗。
这是让我挺感动的一个小故事，试想，在这个一切奔利而去的时代中，换了你我等，如果家里保姆半夜突然将我们喊醒说她写了一首诗，我们会如何？是不是骂她神经病、气得踹她几脚然后将她赶出去？
或许，这就是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之间最直观的区别，那些早已随风而去的风流韵事，只能令这个时代仅仅是向往、再向往而已了。（本文作于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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