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系作者 郭敬波 向“法律读品”赐稿，作者的微信公众号：法语如斯（ID：fayurusi），在此致谢。小编欢迎广大“读友”提出批评建议，更欢迎分享您的观点和思想，来稿请发送至：leo1934@qq.com。
电影《分手合约》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女孩患上癌症，想方设法和男友分手，而两人内心都深爱对方。五年之后两人误解消除即将喜结良缘之际，女孩却癌症复发，男孩不离不弃......电影的前半部笑点不断，后半部却泪点十足。等擦干眼泪走出影院，方顿悟又上了狗血的韩剧式“爱情＋疾病”的当。
爱情与疾病的联姻已经成了情感文学创作的经典套路。应该说，“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如童话结尾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是爱情的最佳归宿，然后，文学创作偏偏不“成人之美”，故意扼杀圆满的爱情，以此来迎合社会对“美”的畸形需求——我们会在泪水中感动和忧伤他人爱情陨落，也会在羡慕嫉妒中旁观他人卿卿我我。
原来我们对美的艺术追求，有如此心理阴暗的一面。怎么化喜为悲，去棒杀一段本应该浪漫旖旎的爱情呢？让美丽的女主角香消玉殒是最常用的手法。有人统计过，70％韩剧以“爱与死”为主线，死亡方式中车祸占20％，疾病占80％，疾病中白血病又占主导地主，其次是癌症、肺结核等，多是一些“可伤性命不伤容貌”的不治之症。
当然影视作品中也有“死得很难看”的，比如《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女主角轻舞飞扬死于红斑狼疮。同样是白血病，《山楂树之恋》中的男主角陈建新也死时面色青紫。我国古代关于爱情的文学甚至无病呻吟地弄出一个“相思病”来，这种“杀人于无形”的怪病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病因”都是女主角为情所困，“症状”皆为精神恍惚生幻致梦，“死因”均为娇咳微微吐血而死。“相思病”估计与现代“抑郁死”一脉相承吧。
用加倍浪漫的爱情去阻止死神的脚步，或者在见到恋人之时才在微笑中闭上眼睛，爱情成了能延缓生命的惟一良药。“爱”发挥药用价值起死回生也有现实明证的，美国的白朗宁夫妇就是一例，但也只能是一个独本，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我们只能在小说中看到“王子用吻唤醒公主”的爱情“疗效”。中国古代也有“冲喜”的说法，家中有人病危时通过办喜事来驱除病魔，以求转危为安，但这种婚配往往也是以女方终身守寡而告终。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女二号阮莞倒是死得干脆利落，一闪而过的车祸让这个对爱情仍然痴心不灭的女孩永远保留住了青春，定格在她没有再次看到冷酷的爱情现实之前，太平间外的两个男人——未婚夫沉默不语，前男友抱头痛哭，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吧。
“爱”与“死”是精神的两极，“死”升华了“爱”的内涵，“爱”稀释了“死”的凝重。疾病让朝朝暮暮的实践式爱情变成大悲大喜的戏剧式爱情，在爱情终将修成正果走向婚姻时戛然而止，把爱情永远“保鲜”在最美好的时刻。文学创作宁可破坏爱情的圆满，也不让爱情走向琐碎的婚姻。如果女主角“久病不死”，故事该怎么继续下去？特别是如轻舞飞扬那样花容全失，或者阮莞车祸后落个终身残疾，爱情是否还能进行到底？
这确实是一个恶毒的假设，却是现实中更多发生的情节。《郑州晚报》曾以“疾病面前，爱情如此脆弱”报道过一则新闻：女友患白血病，小伙手捧鲜花和钻戒跪地求婚，曾感动了很多读者，时隔两个多月后，小伙子不顾病床上泪流满面的女友选择了离开。后继的“读者评论”多是批评之词，惟有一个评论尚显理性：“男孩一定背负了很大压力，不要把爱情剧搬到生活中来。”
“疾病”在爱情中是一种文学元素，也是一种法律元素。当“疾病”把爱情变成一个具有无限扩张力和包容性的符号的时候，我们虽然可以认可残缺之美的爱情故事所体现出的独特体悟和美学追求，但也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去诠释实然的“爱情”与“疾病”，这样才不至于迷失于文学创作的迷雾中。
责任是社会关系的相互承诺。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恋爱关系显然是承诺最多却又最不负责任的，两个异性从最陌生到最亲近，靠的是一个又一个承诺的堆砌与加固，这些承诺在恋爱进行中叫“誓言”，在恋爱解体之后叫“谎言”。恋爱中的事实行为也多有承诺的味道，比如“吻”虽然是一种身体接触的事实行为，但其神奇的功效和意义却不在生理上而是精神上。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吻的意义上喻示着承诺与自己所爱的人共患难，即使在唾液互换中有可能被传染疾病也无所畏惧。
但恋爱其实只是一种自然情分，而不是一种法律责任，恋爱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不受法律所调整的情谊关系。因为恋爱之中的“意思表示”往往并非理性的意思表示，无法被当事人理性地控制，所以并不构成民法所承认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所以，尽管“疾病”是恋爱承诺最好的“试金石”，但是对于从病床前逃跑的恋人，我们在文学教化之下给予道德上的谴责，却不能从法律的角度给予责难。
那么，是否在婚礼上那句“你是否愿意与他（她）结为夫妻，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爱他（她），照顾他（她），永远对他（她）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的承诺，也只是一场表演呢？
我国的《婚姻法》确定了婚姻自由原则，双方在行使自由选择权时也要承担自由的后果，包括自身及配偶的健康以及家庭、后代有可能面临的风险。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婚前检查来确认对方患有何种疾病，从而作出是否结婚的判断，如果放弃了通过婚检来确认疾病的权利，是其自由选择的结果，应当承当由此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但是，离婚也是自由的，很少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对方有病不愿照顾而提起离婚，但事实上夫妻因病以“感情破裂”起诉离婚的并非少数，法律很难将这些违背结婚誓言的叛逃者拘于“围城”之中，而只能通过离婚救济对患病的一方给予经济倾斜。但也应该看到的是，《婚姻法》等相关法律对于离婚经济帮助仍然存在着条件苛刻、帮助时间短、适用范围窄、难以落到实处等问题。
所以，我国法律应当完善离婚救济制度，离婚后双方相互抚养的权利义务虽然消灭，但是对于患病等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因离婚而陷入困境者，应当通过离婚扶养制度，来补救离婚而产生的消极后果，补偿弱势一方当事人对婚姻的“信赖利益”损失。
文学可以让爱情中的疾病继续唯美，而法律却应让疾病中的爱情公平落幕。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