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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患者的讲述，我怀疑是广告，但一位熟识的朋友说，这确实是事实，他也见过患者本人。
人总有生老病死，难免有人生的无奈和凄凉。这位患者可能是幸运的，但他讲述的一些细节也值得我们反思。什么时候，他的幸运，能够为很多患者共享；而且，也不必要非得要远赴美国。当然，美国也不是每一所医院都能带来幸运。
随着改革的深入，希望这一天，总会来到吧。文章转发如下，不代表任何立场，仅供大家参考。
240天，从中国到美国，58岁这一年，我经历了一生中迄今为止最“惨烈”的悲喜。
【1】
我一直身体很好，中长跑是我的强项，头疼脑热的都很少，更不用说会想到癌症会和我有什么关系。然而，去年底吐出的一口血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2014年12月，我正在家看央视的一个养生节目。一位老教授说遇到患者咳嗽带血，检查出肺炎做了微创手术。其实平时我根本不看这类节目，但正巧那段时间我咳嗽得比较厉害。老教授讲的那位患者的症状跟我很相似，我也感到有些紧张了。
看完节目，我来到卫生间。突然，我感到胸口上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胸闷、嗓子发痒，紧接着就是一阵猛烈的咳嗽。我只觉嘴里一股血腥味，吐到水池里一看，那是一口血痰！
这时，正好老伴走进来了，看到这口血痰，她一下子就懵了，紧张得不得了。之前，她跟我一样觉得就是咳嗽，没啥大不了，这下，她逼着我马上去医院。
从此，以前几乎没去过医院的我开始了求医之旅。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去竟是与死神直面相对，之后还会飞越万里，从美国鬼子那里捡回了一条命。
【2】
求医的过程就是各个医院辗转的过程。
我在广州，作为北上广之一的大城市，医疗资源丰富。我们先去了S医院，倒是没费劲就挂上了号。内科副主任Z医生安排我拍了CT，影像显示我的左肺有大面积空洞性肿块，大概有2公分多，长的位置也不好，靠近肺门。
这么大的空洞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不明白。Z说应该是肺炎，消炎就好了。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各种抗生素袭来，国内的、国外的，试试这个不行，那个也没有效，感觉医生是在用排除法，这种不好就换下一种，把我的身体当成了“实验室”。结果呢?还是不见好。没办法，又去做了纤支镜，微创活检没查出有细菌，也没有恶性细胞。可是胸闷、咳嗽一点没见好，胸口也越来越痛。
“可能是肺结核。”Z说。于是，接下来的两周又按肺结核治，天天打吊针， 可还是不见好。看得出来，Z的心里越来越没底。有一次，她竟然问我：“你想怎么治?”。我看着她，感觉胸口的空洞就像一个“黑洞”，一口口地吞噬着我，那一刻，我从Z医生茫然的瞳孔里看到了一个绝望、恐惧的自己。
【3】
实在没办法，Z干脆建议我做开胸活检，请了胸外科大夫来会诊。那位男医生一看CT片子，就说做不了，大概意思是空洞位置在肺门，没法做。我看他那摇头的样子，似乎很不乐观，我的心情也更为沉重。私底下，我自己上网查过资料、病例，这样大的空洞肿块有可能是肿瘤。
我心里越来越怕，和老伴商量着想转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Z医生就是不愿将我转到上级医院Y，反倒是告诉我们要换医院可以，先办出院然后自己联系。
无奈之下，我只好和老伴“偷偷地”一起跑去Y医院找了熟人做检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拿到E-BUS镜检查结果的那天，单子上赫然写着“肺腺癌4期”（肺腺癌伴淋巴结转移，PET-CT还看到肾上腺转移灶）。要知道，癌症最晚就是4期！而我，仿佛已经看到死神正冲我招手。那天，是腊月二十九。
大年三十，没有一丁点过年的气氛，家里死一般沉寂。我好像只有等死了。但老婆没有放弃，她拿着我所有的病历又去了Y医院。候诊室里一个病人都没有，空荡荡的走廊里只有她瘦弱的身影，眼巴巴地看着医生，为我找寻最后一线的生存机会。医生终于被她感动了，答应她春节过后、元霄节前来的话，一定给我留个床位。
无法忘记的是，离开S医院前我和Z医生爆发的争吵。在病房里Z说，你们转到上级医院可以，你们自己联系，以后有什么事跟我没关系。
淡漠的神情，冰冷的话语，我一下忍不住了，大声质问：“你担心的责任难道就比我的命更重要吗?”“有你这样的医生吗?”Z大概没有见过病人这么“不敬“，马上大发脾气，嚷着让我们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还记得，她满脸怒气消失在病房门口的样子。那身白大褂，白得刺眼。
两个多月下来，空洞没见缩小，反而从2公分长到了5.6公分。
【4】
羊年春节，没有年货、没有亲朋聚会，只有我和老伴形影相吊。
“4期”这两个字就如沉沉的枷锁，压得我俩啥也没了劲头。在家里，胸疼的折磨让我坐立不安，站也不是，躺也不是。而面对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老婆强颜安慰下是巨大的精神压力。短短10天，她瘦了10斤。
元宵节前两天，我们住进了Y医院。这时，在美国留过学的女儿带来了一丝希望。她说爸爸，要不我们试试去美国看病。那里的医生、技术都是最好的，癌症药物也是最新的。
于是，女儿开始在网上搜索出国看病的信息，有很多中介机构，最终我选定了一个叫”盛诺一家“的海外医疗咨询机构。我很幸运选了这一家，因为蒙人的中介机构，听说也有不少。
一直带着我的病历资料四处打听的老婆成了联络员。盛诺一个叫王舜的小伙就成了她24小时的咨询对象。在中国医院，医生常常是又出门诊又要手术，走哪儿都被病人里三层外三层地“轰炸”着，我们的问题常常被一两句就扔回来：“先做化疗，看看再说。”我理解，医生太累太忙太苦，可是，我们也很苦。
只好事事问这个小王。出个片子，抽个血，任何变化，什么是纤支镜，什么是E-BUS，什么是PET等等，老伴都向他咨询。小伙子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学习和工作过十几年，有德国医师执业执照，尽管不是肺腺癌专家，但是一般的医学问题都没问题。他也很客观地告诉我们，中国和美国癌症治疗的情况、放化疗技术的进展、出国看病的利弊。
说实话，我对出国看病有些心动了。但毕竟我们都这么大年纪，心里还是不踏实。可就在这时，“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把我们老两口最终“逼”上美国。
那天在Y医院，老伴好不容易“堵”到了主治我的T医生询问我的病情，又问问他去美国有没有治好的可能。没想到，T医生竟然说：“还去美国干什么?你还是赶紧清点一下你老公在外边的存款吧，其它就别想了。”
这不是判死刑了吗?老伴后来告诉我，听了这话，她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我们怎么还能在这儿治啊！“当天下午，她就去和小王公司签了约。“去美国治，总会有办法的。”她安慰我说。
【5】
美国的医院不是想去就能去，接下来还有大量的准备工作：准备材料、翻译病历、联系医院、办理签证……还好，既然找了中介机构，他们帮着办理，一切还比较顺利。
下面是选择哪一家医院。确实有多种选择，反复考虑之后，我们选了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据说在全美癌症医院中排第一，但当时也担心，这会不会是吹牛。
一个月后的4月3日，我们终于登上了去美国的航班。回想那一天，真是百感交集，又是害怕，又是期盼，因为大洋那边也许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去美国前的一个多月准备期间，为了不让病情恶化，我们在Y医院又做了2期化疗。每次化疗，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12点，整整9个小时。第一次做完，我感觉全身的骨头好像被抽掉了一般，完全软了，站不住，吃不下，躺在床上一个星期。这中间我姐姐从北京来看过我一次，被我的样子吓到了，她是哭着走的，认为我活不了多久了。
4月4号，我们抵达休斯敦，因为选择了中介机构，就不必去找住处了，直接入住了“盛诺之家”的患者公寓。公寓还比较整洁、温馨，住着不少来美看病的中国病友，彼此见面都互相鼓励打气。初到异地，这给了我们不少温暖。
6号，在一个叫杰克的翻译的陪同下，我们到了安德森癌症中心。
与其说这是一家医院，其实更像国内一家五星级酒店。十几层的大楼，楼里全铺着地毯。每层都有候诊室，里面有电脑、电视，还有鱼缸！最让我感触的，则是路过身边的不论医生、护士还是护工，都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有的还主动用中文说“你好”，尽管我们谁也不认识谁。
很多人说，在美国医院，情况就是这样的。但对我来说，开始真有点“受宠若惊”。真的，在医院看到医生护士的笑脸，我既不习惯，又倍加感叹和安慰。
见医生前，先要去医院国际部注册，相当于国内的挂号。护士在电脑输入我的病历，生成病历号，方便以后下载和上传病历。在美国，所有病历都是电子化，中国医生潇洒的“草书”完全见不着，一切确认都在电脑上完成，也许是为了让每个环节都留下“电子证据”吧。
接下来是称体重、量血压，护士拿着一份大概10页的表格对我详细询问，比如胸口疼不疼，疼痛达到几级，能不能忍受，每天喝多少水等等。此后每次见医生护士都会有这样的询问，只是详尽程度不同，但是先询问病人感受如何，一定是交流的第一步。
护士之后，是助理医生的询问，终于，主治医生登场了。她叫Glisson，一个62岁的美国白人老太太，高高瘦瘦，很有气质，见面先握手，问候我长途跋涉后身体如何。此前杰克告诉我们，Glisson专业声誉很高，就是说话比较老美，很直接，让我有点心理准备。
正好，我也是个很直率的人，所以接下来的对话是在坦诚直接的气氛下进行的。Glisson说，我研究过你在国内的化疗方案，是有效的，你可以回国治疗。我赶紧说，我们这么远来，就是相信您，把命交给您，您怎么治我都全力配合。她听了后微微一笑。我们共同的直率开始短兵相接。我很直接地问了两个问题：“我能不能治好?”“我会不会死?”这是困扰在我心头好几个月的阴影。对于我来说，如果真是死刑，与其一刀刀地割，不如直接面对。
对于第一个问题，Glisson也很坦率。“不能，因为我怀疑你还有肾上腺转移，你在国内的治疗方案没有放疗，你需要放化结合。”对于第二个问题，她没有回答。其实我也知道，肺腺癌的治愈率并不高，谁也无法给予百分百的保证。
治疗方案确定。4月21号，我开始在安德森的第一次化疗。
一样的针，一样的药，国内打一针9小时，这里6小时。然而，我却想用“神奇”来形容我在美国打的这第一针：那一针才打到一半的时候，我感觉胸口就不痛了。当最后我喊出“我不痛了”时，老婆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我们一起相拥而泣。
这或许也有心理变化的原因吧。在美国打针前，我已经做好再度体验化疗“生不如死”的准备。可是，很神奇（请原谅我又用这个词，可这的确是我的感受），打完针后我不仅没“趴下”，还照常吃了饭，饭后围着公寓周边走了一个小时。没有软骨病了！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在国内打过两针，药物累加的效果，还是如其他病友所说，在美国注射的药物副作用更低的缘故。
在美国治疗，病友们互相串门聊天是彼此排遣异国寂寞的方式。几乎所有病友都向我们提到国内和美国化疗之后的巨大区别。药物的生产商一样、牌子一样，可是效果却大为不同。是药物经过国内分装，还是有什么其它操作上的不同？我不得而知。
数据最能说明效果。初到美国时，我的肺上空洞已经扩大到近6公分，在安德森做完4次化疗后，缩小到2.4cm。
顺便分享一下老伴在安德森拍的照片，与国内医院感觉有很大差异，这是医院外景
医院的走廊
墙上贴的各种沟通技巧
病房
卫生间
护士站
墙上各种呼叫器、检测设备
【6】
在美国的治疗按部就班，一切都是按预约进行，也不必排队，只要按时出现，也省得自己操心了。
按照Glisson医生的治疗方案，我需要放化结合（由于空洞位置靠近肺门，无法施行手术）。7月15号到8月25号，我一共接受了30次放疗，一周5次，并配合一周做一次化疗（后来由于怀疑右肾上腺转移，又加做了9次右肾上腺放疗）。
初见放疗医生时，也不知是为了安慰我还是激励我。她说，争取30次就消灭病灶，做干净。我不死心地追问了一下概率有多少。她说由于你身体底子好，什么治疗方法都可以用，消灭癌细胞的概率有百分之八九十。
她也许是故意安慰我，但在那个时候，这对我来说真是个让人振奋的好消息，也极大鼓舞了积极治疗的勇气和信心。
说一说安德森的放疗。在进行放疗之前，我们对放疗的认识基本停留在“百度“的水平，只知道质子放疗很先进，精准度很高，虽然很贵，但见到Glisson医生后，我老婆强烈要求进行质子放疗。我们想，按照国内的经验，医生没有理由阻止我们选择更贵的治疗方法。可Glisson医生否定了我们的想法：质子放疗非常昂贵，你的病情做普通的放疗就足够了，为什么要选贵的呢?
这里的放疗团队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去都有三个人为我服务，除了两个人帮我定位外，还有一位技师会先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哪里痛？哪里不舒服？听王舜说，放疗的效果取决于照射部位定位是否精准，照射剂量拿捏是否准确。对于放疗团队来说，不是简单的进行照射就可以，而是预先要研究病人的病情，与主治医生密切配合，共同实施治疗方案。
我也不再“憋住”心中的问题。要知道，癌症病人对自己的病情都是很在意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联想许多。搞笑的是，做完治疗后，我常常感到屁股酸痛，很担心是不是癌细胞转移，放疗技师和主治医生听了都笑了，说我是紧张过度。
要说治疗期间最大的感觉，那就是“关爱”。对病人的关爱，确实就体现在一个个细节之中。在安德森治疗的5个月里，从护士到助理医生，从主治医生到各科医生，前前后后共有20多个人参与了对我的治疗。
其中一位是头颈科医生。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只记得身材特别高大，大概有1米9。由于肿瘤侵犯喉返神经，我在国内已经开始声音嘶哑，喝水时经常出现呛咳。但国内医院根本就没把这个当回事。这位美国小伙给我详细讲了饮水和进食的方式，比如低头喝水，使用吸管，后来我的呛咳明显好多了。后来，在医院散步时还常常碰到这个阳光的小伙子，每次他都会大声地打招呼：“丁,你好吗?”
还有两位医师来自于营养科。我有糖尿病，由于营养不到位我的体重持续下降。Glisson认真地告诉我：如果你体重再下降，我就不给你治了。可说归说，她还是请来了内分泌科的两位医生为我配合化疗和放疗为我制定了营养方案。此后，我的体重一直稳定在140斤左右。
治疗很顺利，在美国日子也过得飞快。除了按时去接受治疗，我和老伴没事就和病友聊聊天，逛逛附近的超市，每两天就买一个西瓜慰劳自己。转眼过了5个月，8月30号，我最后一次见Glisson医生。我问她将来在哪儿复查。她说在中国就可以，3个月照一次CT。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最后对我说“希望你不要再来了”。我问：“有可能会再来吗？”她说：“有！”我当时就哭了（这个直率的医生）。没想到她马上站起来拥抱我，不断轻拍着我的后背说：“感谢你，丁。没有你的配合，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治疗效果，谢谢你！”我永远忘不了，她的那句“谢谢”，医生对病人的“谢谢”。
9月11号，我结束了最后一次肾上腺放疗，为在美的治疗画上了句号。我们仍然担心癌细胞扩散的可能，再次询问需不需要做基因检测。医生们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又是美国式的反问：“你的身上已经检测不到癌细胞了，还用做吗?”
9月13号，我们启程回国。我基本算是个健康人了！在浦东机场，女儿来接机，她一把抱住我。我们都是感慨万千，这一次，真的是美国鬼子救了我的命！
后记：
回国后，很多人来向我咨询美国看病的情况，甚至有做医生的朋友，这也是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我不想说美国医疗一定多好，有可能我也会出现复发。我只是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深受癌症之苦的家庭，也许还有另一条求生之路。我也非常希望，有一天国内的医疗也会让病人有同样受关爱的感受。
经过这场大病，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戏剧化。老天关上这道门，也许还会留下那扇窗。但无论如何，珍爱自己、珍爱健康都是最重要的。再好的医院，上帝保佑，希望还是永远不去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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