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宋朝，不得不说点唐朝的事。但有些事情也不是唐朝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气候。唐朝时期气候比较温暖，一般来说，气候温暖时，长城以南的农耕文明就比较容易向北方推进，而农耕向北推广又使得人口增加。对于原先在北方生活的游牧民族来说，气温升高，农耕技术引入，也会带来选择：是接受农耕、放弃游牧？还是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态度基本上决定了他们对于中原文化最初的政治态度。不管怎么说，农耕技术的引入，生产效率要比游牧高。因此，在唐朝的记载中，我们经常看到北方少数民族“内附”或“归附”。例如，后来对宋朝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民族——建立西夏的羌人分支党项人，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在唐朝时期都自愿成为唐朝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说这都是天气的原因，然而，天气的确也算一个原因。对于北方民族来说，是否接受中原文化，意见并不一致，他们之间也会有分歧。
很多动物每年夏天都迁徙到北方，例如鸟类、驯鹿、鱼类，冬天再往南迁徙。北方很多游牧民族在古代也有这种情况，当然，人群的活动总不如动物那么明显和自由。气候整体上的温暖或寒冷，常常决定了北方民族南来北去的界限，甚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例如，气候温暖的唐朝时期有一部分党项人要求内附，唐朝政府便把他们安置到了四川，彻底改变了游牧方式，接受了农耕文化。契丹在接受了中原文化并建国后，采取了比较特别的方式。南方（契丹的南方相当于今天北京一带）为农耕文化区，以汉人的方式管理，北方依然按契丹人传统的游牧方式管理。契丹在内部似乎没有因为两种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分裂，有些民族则做不到。例如几百年后的元朝，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实际上也是蒙古人对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选择。
气候问题对于历史的影响，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轴。当今世界大气变暖的话题也许会改变这种状况，但在历史上，很少有人以此为依据来研究历史。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一些研究成果，大多也是事后诸葛亮。有研究认为，唐朝后期，中国的气温开始下降，北宋的气温普遍比唐朝低。对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气温下降，适合农耕的范围南移，会导致他们游牧界限向南推进，或者因北方收获减少而对南方进行劫掠，这也是北宋在北方压力增大的原因。一些研究指出，南宋时期，中国的气温下降到相对最低点，下雪线南推到广西一带。由此，我们似乎也能理解原先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会大力南侵。宋朝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发动的战争一般都在秋天，因为他们不习惯南方夏天的炎热，当然，与秋天是收获季节也有关。当气温普遍降低，他们发动南侵战争的时间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南宋时期，金国有时就在夏天发动南侵。元朝是一个短暂的温暖时期，使得部分汉化的忽必烈最终打败了依然居住在北方草原的兄弟，并且否定了把华北地区改为牧场的意见。在中国范围内，由于自然地理原因造成的南方和北方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气温升高有助于南方向北方推展，气温降低常导致北方向南入侵，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地球自然的气温变化，与当今所说的二氧化碳导致变暖关系不大。因此，当今全球变暖的话题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然造成的，又有多大程度是人为因素，值得探讨。
欧洲的南北方没有像中国一样比较明显的农耕、放牧的分界线，这是因为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大量的海岸线使得欧洲北方历史上长期处于渔猎、放牧和农耕的混合状态。大约在唐朝时期，欧洲气温升高，生活条件转好，人口增加。导致的一个结果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相反，不是南方的扩张，而是北方海盗南下，也就是欧洲历史记载中的维京人。
欧洲南方在温暖条件下没有向北方扩张，一是他们当时没有成熟发达的农业，南方待开发的区域仍较大，自己也显得劳动力不足；二是当时欧洲的农业人口没有人身自由，大都是人身依附状态的农奴；三是欧洲南方缺乏当初像罗马帝国一样强大的政权。相反，欧洲北方因温暖而人口增多，生存压力加大而经常南下，气候的改善使得在北大西洋上的航行更为方便和安全。由于文化的落后，北欧海盗南下当然不是去抓鱼，很多都是抢劫。于是，唐朝时期，欧洲海岸线频繁遭遇维京海盗的侵扰，他们驾驶不超过100人的船只，向南航行。如今的英国、法国、爱尔兰、西班牙的海岸线，是他们随意光顾的地方。有些维京海盗甚至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侵扰到马赛港。甚至有人说他们曾经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达了美洲，他们是海上游牧民族。
面对维京海盗的入侵，欧洲出现几种情况。其一，欧洲大陆上的分散政权无法抵抗，人们便纷纷投靠一些有能力的地方领主，这导致分裂势力的加剧。其二，远离大陆的英国差不多在北宋时期实现统一，原因就在于，更早从欧洲大陆来到不列颠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通过抵抗维京海盗，成功地将不列颠岛上的分散势力以一种方式整合了起来。其三，很多维京海盗离开北欧，来到西欧或南欧，觉得当地比家乡好，便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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