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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增合为暨南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注释从略
专题论文
左宗棠西征筹饷与清廷战时财政调控（二）
刘增合
二、 清廷调控东西争款
困厄之局肇端于同治十三年（1874）春日本侵台事件爆发。枢臣忧惧东部海疆防务薄弱，五月三十日，恭亲王奕疏请朝廷饬令南北洋大臣与两广、两江、闽浙、山东、奉天各督抚，加强海疆防务建设。海疆防务首重经费，六月中旬，军机大臣文祥奏请户部宽筹海疆防务经费。据一份不太完整的统计，仅仅在同治十年后三年中，各省军需耗费已高达6000余万两，各方早已陷入捉襟见肘之困境。
自九月开始，总署首先拿出一份加强东部省份海防的框架性文件，包括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和持久六个方面，建议枢臣和南北洋通商大臣“详悉谋议”。至光绪元年（1875）二月，各方分歧较大的是海防与塞防何者为重的问题，这与国家经费投向密切相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力主停止西北用兵，腾出经费来加强东部沿海的防务建设，这一主张得到醇亲王奕等要员的支持。身处西部边陲的左宗棠则针锋相对，力主东西防务用款应该均匀拨济，勿所偏枯。亦有取消洋务的观点，但不占主导。讨论过程中，军机大臣宝鋆和文祥极力反对取消西征、仅顾海防一端。总署根据各类筹措海防经费的意见，提出两条方针，即“先其急”与“核其实”，建议提取海关税六成之一和四成之一税款等八种具体途径筹措海防经费。总署这一折稿的讨论，李鸿藻、醇亲王、翁同龢等人均参与其事。翁氏对该稿的筹饷方案不甚满意，内阁政事堂会商后，他表示：“开煤铁、加厘盐，皆在不可行之中，余亦未指明。余曰借洋税一节，似未可议行，当时颇有和之者。醇邸来阅，亦以为然，遂以借洋税归不可行。余则不痛不痒，但言海防宜及早布置，筹饷则毫无措置也。划稿而出，真是儿戏。”光绪元年四月下旬的谕旨针对海防建设最耐人寻味的措辞是：“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糜。”
负责统筹海防建设的李鸿章对此十分失望，他本想筹措1000余万两办理海防，却受到枢臣梗阻。李氏私下致函淮系背景的刘秉璋说：“廷臣模棱敷衍，不云‘暂缓海防’，乃云‘从容筹备’，数十百年仍办不成，徒拥虚名，终受实祸。”借举办海防控制东部各省厘金的意图遭到挫折，李氏内心不免怨恨军机大臣文祥。他认为，户部和总署提出的海防经费筹措的途径虽多，落在实际上仅有海关税和各省厘金两个方面。事过一年七个月之后，户部与总署提出的海防筹饷计划进展仍不顺利，每年虽计划进款400万两，但实际仅有百万两，按照已经过去的月份计算，“不及十分之二”。从总署形成的清档来看，东南各省其实仍在向总署、户部咨报拨解海防专饷。李鸿章幕僚提出建议，拨解海防专饷，如违规迟误，建议照贻误京饷例处罚，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海防专饷既然难以筹济，李鸿章只能退而求其次，满足淮军饷需是他必争的目标，他在家书中透露：“海防若无分解，岂能奢望？但求淮饷勿减少耳。”
李鸿章、沈葆桢督责南北洋海防，专饷虽获较少，但东部沿海沿江各省亦有自办江防、海防的重要职责，省内厘金、盐课等被大量挪移至防务建设，明显牵制了本该协济西北战场的财力。江苏省是东部最为富庶的省份，单就同治十三年（1874）上半年银两收支（扣除江北厘金部分，该收入由两江总督奏报）而言，其厘金收入中，绝大部分为承担防务的淮军所使用。该省主要拥有两大厘捐征收机构（江北厘金征收在外），即淞沪捐厘总局和苏省牙厘总局。同治十三年上半年淞沪捐厘总局收入银两达64万余两，而支出淮军各类军饷高达59万余两，淮饷占到该局上半年总收入的92%；苏省牙厘总局同时期收入达39万余两，支付淮军各类军饷总额高达26万两，占据该局银两收入的67%；时至光绪元年（1875）上半年，这一比例又分别上升至95%和88%。光绪初年，苏省厘金和盐课收入增多，财政压力反而增大，这与该省举办海防、支付淮军经费增多有密切关系，李鸿章淮军供饷的来源已经达到十余处，每年支出数百万两以上。浙江巡抚杨昌濬汲汲于筹解西征军饷，库空如洗，后任淮系背景的巡抚刘秉璋极为不满，责问布政使：“前任杨石泉（昌濬）中丞何以舍己而耘（芸）人？”并责令“其自今日止，勿解西饷，为海防计”。这是东部省份受到海防牵制的典型事例。江西巡抚刘坤一力顾西疆饷需，海防建设被强化后，赣省财力大绌，刘氏对过分突出海防建设极不赞成，但也无可奈何，他向袁保恒透露了本省财力的窘况。因筹办本省海防而导致财力紧张的情形愈来愈普遍，光绪元年下半年开始，东三省防务亦提上议程，每年需饷70万两，由鲁、豫、皖、苏等省承担，协解到西陲的西征军饷备受牵制，某省大员私下表态，甘饷协解只能“稍为点缀，本司拟每处酌拨一二，以顾大局也”。征战陕甘的疆臣饱尝苦境，负责东北防务的将军亦深有体会：“大抵各省情形，以部饷为重，以协饷为轻，以本省用款为先，以他省用款为后。”
时至光绪元年十月，各省积欠西饷已高达2740余万。此前谕旨提出“先其所急”针对的是西饷拨解，但左宗棠认为难以落实到位，他私下对京官称：“谕旨虽有‘先其所急’四字，然读者未必警（惊）心动魄。部议虽颇严切，然于洋防之外责解巨款，未免强以所难。”左宗棠对李鸿章以淮军排挤楚军、以海防排斥塞防更感切肤之痛。楚、淮两军对立态势，在金陵战役之后已缓慢形成赵烈文敏锐地发现湘淮两军存在各怀畛域情形，参见，这种对立的关键是军费利益的争夺，“以饷事论，淮军一岁九月实饷，楚军一岁求一月满饷尚不可得”。两军饥饱严重不均之下，左氏对停撤西征主张更为不怿，他在致京官和各方的私函中，屡屡指责李氏淮军虚糜巨款，难胜防务重任，剑锋所向，直指李鸿章、丁日昌等海防派大臣。
西征楚军需饷孔急，光绪元年十月，左宗棠不得不向朝廷指控部臣与疆臣在解济西饷上存在畸重畸轻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东南各省财富大半为海防所占据。部臣却将造成“东饷”侵占“西饷”的责任推卸到东部各省督抚身上，“各该省即应各解各饷，何得因海防案内拨有苏、浙等省厘金，遂将西征军饷藉此延欠”！基于这种判断，户部与总署首先统计有关各省实际解饷的数额，对“疲玩”的河南、湖南、广东、福建、四川五省藩司“先行交部议处，以为玩视军饷者戒”。户部、总署规定解济西征军饷的新规纪，决定自光绪二年起，外省每年未解至八成以上者，将各藩司、海关监督照贻误京饷例，由户部指名严参。这对各省督抚藩司来说极为严厉，看来户部对事关西饷解济的处罚下了最大的决心。接奉上谕后，左氏颇感欣慰，认为总署和户部速议甚为周密，东部省份此后协款应当不至于像以前那样玩忽拖延。对于恭亲王奕改变李鸿章以海防名义截留各省用款的意图，左氏十分感激。
户部与总署如此费心调处双方饷需矛盾，缓和调融海防用款与西征军费的抵牾，督责各省落实各解各饷，然而，西饷解济的实际效果仍起伏不定，短期解饷虽踊跃一时，长期却竭蹶不振。海防地位凸显，不仅影响西部战事，其他贫瘠省份亦备受牵连。这种情形，正如左宗棠所预测的“扶得东边，倒了西边”，甚至是“西边必倒，东边亦未能扶也”。数年后，管理户部大臣阎敬铭亲身体会到海防与塞防用款难以兼顾的实情，对调融东西防务争款的难度，感触甚深。“扶东倒西”或“西倒东未扶”都是清廷面临的窘境，户部和总理衙门调融矛盾的努力显而易见，但调融能力却限于国家财力之窘绌，难有兼顾两端的实效。余下空间则只有洋债与华款并借一途，然而这种举措，却受到淮系势力、英国使臣、沪上媒体等各方掣肘和牵制，运作进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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