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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年-1990年），史学大师、国学大师。曾任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中国人生活上的最长处，在能运用一切艺术到日常生活中来，使“生活艺术化”，便也是一种心生活。纵使吃饭喝茶，最普通最平常的日常人生，中国人也懂讲究。
所谓讲究，不是在求吃得好、喝得好，不是在求饭好、菜好、茶好、酒好，而更要是在一饮一食中有一个“礼”。中国古人讲的礼，其中寓有极深的艺术情味，惜乎后来人不能在此方面作更深的研求与发挥。即在饮膳所用的器皿上，如古铜、古陶、古瓷，其式样、其色泽、其花纹雕镂、其铭刻款识、其品质、乃至其他一切，皆是一种极深的艺术表现。
每一件艺术即是一人生。须能欣赏艺术，才能创造艺术。“艺术”与“人生”紧贴在一起。艺术非经欣赏不再现。
如梅兰芳唱《霸王别姬》，你也来唱《霸王别姬》，你须先能欣赏梅兰芳，把你自己生命先放进，然后再能唱。再唱得最像，仍与初唱者不同，因其各有个性。艺术世界是偏“心”的，在自然之“心灵化”。心灵跑进自然，两者融合为一，始成艺术。
天地间有高山大水，这是天地间一大艺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人的德性和自然融合，成为一艺术心灵与艺术人生。中国文化精神便要把外面大“自然”和人的内心“德性”天人合一而艺术化，把自己生活投进在艺术世界中，使我们的人生成为一艺术的人生，则其心既安且乐，亦仁亦寿。
又如中国人的亭园布置，只在家里庭院的一角落，辟出了一个小天地，一花一草，一亭一阁，莫非艺术境界。甚至亭阁中所陈设一桌一椅、一杯一碟、一花瓶、一竹帘，种种皆见艺术心灵。又如造一桥，修一路，皆经艺术设计。画一幅山水花鸟挂在房间，只是一株垂柳、一双飞燕、一个牛亭、一只渔船，也便如这个艺术世界就在身旁。
中国的画境，有自然必有生命，有生命必有自然。如杨柳燕子、如野村渔艇、如芦雁、如塘鸭，要以自然为境，生命为主。此生命则安放在艺术境界中，而自得其乐。这即是中国文化精神与文化理想在艺术中之透露。
——《中国文化十二讲》
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象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平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
——《中国历史研究法》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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