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的祭祖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族之第一大事为祭祖。祭祖制度主要包括祭祀的场所、对象、祭期、祭品、祭具、程序和主祭、参祭人员，内容复杂，历代又多有变化。就祭祀场所言，主要有庙祭、寝祭、墓祭。祭祀场所的不同，反映了祭祖的规制不同，所以这里以祭祀的场所为线索，介绍一点祭祖常识。

庙的本义是祖庙，后来才有祭祀山川神灵之庙和奉祀圣贤功德之庙。宋代以前，王室和贵族才有资格建立宗庙，王室的称太庙，贵族、官宦的称家庙，宋代以后的祠堂就是庶民化的宗庙。庙祭是宗族一以贯之的最隆重也最有聚族作用的活动。现在随着宗族的瓦解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庙祭基本消失了，现在举行的所谓公祭先祖，不是也不可能是过去的庙祭式样。

帝王的太庙，建在帝宫左边（左庙右社），明清王朝的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天安门左边，社坛（今中山公园）在右边，即为实景。东汉前的太庙实际是个建筑群，诸庙都向南，太祖庙居中，昭（第二、四代偶数之祖）庙居其左，穆（第三、五代奇数之祖）庙居右，依次排列（墓葬也如此，“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王制》说太庙夏代5庙，商代7庙，周代7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即始祖庙、二祧（高祖的父、祖父）庙、四亲（父、祖、曾祖、高祖）庙，先祖之妣祔祭，不单立庙。礼制规定，太祖庙不毁永祀，昭穆庙必须依次由近而远，增后毁前，保持“三昭三穆”或“二昭二穆”、“一昭一穆”这个常数，即增加一座近祖昭庙，就要毁掉排在最先的远祖的昭庙，穆庙亦如此。被毁庙的先祖的神主收入太祖庙，到殷祭（大祭，即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远近诸祖神主的合祭）时才请出供奉，日祭、月祭、时祭（春祠、夏礿、秋尝、冬烝）只祭祀未毁庙之神主。郑玄说“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殷墟遗址发掘和出土卜辞证明郑说属实，商王室只有六庙，诸宗庙各自有门，整个建筑群还有一个共门（卜辞称“宗门”）；先王宗庙有一王一庙和多先王一庙（称大宗、小宗或大示、小示）两种形制。周朝太庙又称宫，“前制‘庙’以象（模仿）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生活）之具”（蔡邕《独断》），不仅可用于祭祀，亦可用来接待臣属。关于周代七庙，何休《公羊传?解诂》中说周代天子、诸侯都是五庙制（太祖之庙与二昭二穆），加上功德盖世的文王、武王之庙保持不毁，才形成七庙。比照殷商之制及文武王的历史地位，这个说法可能更可靠。西汉曾为太庙设立几庙反复多次，为什么出现周太庙是五庙还是七庙的争论呢？因为若为五庙制，他们可模仿周王室保持文、武二王之庙的做法来保持景帝的孝文庙、武帝的孝武庙不毁，若是七庙制，景帝、武帝的庙要列入昭穆庙之列，届时便要毁庙，不能永祀。西汉不仅京城立太庙，各郡国同时立太庙，其数达一百七十六所，滥得很。所以东汉以后，列朝皇室只立一座太庙，庙中隔成小间，按昭穆次序供奉各代皇帝神主，也恢复了天子主持太庙祭祀的制度。

古代为已死的君主、诸侯制作牌位，用木或石制成。李贤 说 “神主，以木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达四方。天子主长尺二寸，诸侯主长一尺”，有的又称 “木主”，俗称祖宗灵牌。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庙或牌位奉祀时追尊的名号。庙号“始自三代”，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才予以追加庙号，开国君主一般称“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前汉十二帝，为祖、宗者四而已”，不少皇帝没有庙号。刘邦的儿子刘盈“可谓宽仁之主”，谥号为惠帝，但没有庙号。创立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庙号为“太宗”，同样有政绩的景帝刘启居然身后没有庙号，成为历史之谜。我认为很可能是他的儿子武帝刘彻认为父不如己，没有给他追加庙号。“至后汉渐违经意，子孙以推美为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庙号，则祖、宗之名，莫不建也。”东汉皇帝们虽都称祖曰宗，但最终还是有四个皇帝的庙号被献帝取消了，以示“不敢以私灭公”。两汉以后，追加庙号不那么严谨。三国时的魏国，居然在皇帝曹睿活着的时候就给他上庙号，而曹睿也居然受之不疑，成为历史上一大笑话。“祖”之泛滥，也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称刘恒“汉文帝”而不称庙号“太宗”。唐朝以后，皇帝的谥号的文字越来越长，简称则改称庙号，如称李世民为“唐太宗”，他的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实在难记难念。

贵族奉祀祖先的称家庙，周代是诸侯五庙（太祖之庙与二昭二穆）、卿大夫三庙（太祖之庙与一昭一穆）、士一庙（“士、庶人不过其祖”），一祖一庙，后来列朝贵族大抵立家庙一座。先秦诸侯不能祭天子之祖，他是小宗，只能祭侯国之祖，但汉代诸侯越礼，郡国庙祭祀起皇帝的祖考，后来几罢几复。自曹操立受封为“魏公”，始建宗庙于邺，以诸侯礼立五庙以后，以当世的官品（散官或职官的品位）或爵位来比拟先秦时代“三礼”的爵制，从而确立家庙祭祀世数的制度开始形成。东晋，“皇子庙用大夫礼三庙”；“特进”、开国侯、伯、子、男得依诸侯礼立五庙，侍御史依士立庙。至北齐，家庙的祭祀世数基本上以职事官作为标准，打破贵族门阀制下家庙祭祀中爵位优先的积习。隋炀帝大业年间始规定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官“自制于家，祭其私庙”。《大唐开元礼》规定：“凡文武官二品已上祠四庙，五品已上祠三庙（三品已上不须兼爵，四庙外有始封祖者，通祠五庙），牲皆用少牢”， “及定礼，……四庙有始封为五庙”。职事官五品以上的“通贵”立三家庙，二品以上官四庙并可虚立其始封之祖，共计祭祀五庙；“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的“议贵”，也是可以参照职事官立家庙的。唐代自天宝以来，私家之庙多集中建在京城长安城内的繁华之处，把有家庙在长安作为社会地位高尚的象征，以致皇帝去南郊行大祀之礼必经的 “天门街左右诸坊有人家私庙”，朝廷敕曰：“自今以后，百寮不得于京城内置庙。如欲于坊内置者，但准古礼，于所居处，即不失敬亲之礼。”加之实行科举，官难世继，营缮家庙，耗资不菲，离家立庙，不合礼制，家庙逐步衰微。唐后，“五季之乱，礼文大坏。士大夫无袭爵，故不建庙，而四时寓祭室屋”。宋代官品是定俸禄的，所以立家庙的资格不以官品为界限，而经常以差遣和职事官作为标准（也考虑散阶和寄禄官），皇帝以职守的重要与否来决定是否给予其可以立家庙的荣宠，如蔡京、童贯等权贵、要臣都受到皇帝赏赐的祭品、祭器，这些人既然把家庙作为一种荣耀，也就常常僭越礼制，失去体统，其他官僚贵族也因此失去了立家庙的兴趣，所以宋代家庙始终难以兴起。明代“洪武六年，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凡公侯品官，别为祠屋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嘉靖十五年，朝廷同意礼部尚书夏言之建议，“定官自三品以上立五庙，以下皆四庙”，“其三品以上者，至世数穷尽，则以今之得立庙者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迁焉。四品以下，四世递迁而已”，这个“不迁”终于突破了礼制，面对现实，客观上开启了庶民亦可祠堂祭祖和联宗祭祖的大门（《明史·群臣家庙》）。清代“品官家祭，庙立居室东，一至三品庙五楹，三为堂，左右各一墙限之。……四至七品庙三楹，中为堂，……八、九品庙三楹，中广，左右狭，……堂后四室，奉高、曾、祖，祢，左昭、右穆。妣以嫡配，南乡” ，“庶士家祭，设龛寝堂北，以版隔为四室，奉高、曾、祖、祢，妣配之，位如品官仪，南乡”，“庶人家祭，设龛正寝北，奉高、曾、祖、祢位，逢节荐新，案不逾四器，羹饭具。”（《清史稿·礼志》），在清代，五品以下的低级官员也可立庙，庶士、庶人家祭不仅合法化，也在完善寝祭的基础上突破了周代以来只祭祖考的制度。

三代无墓祭之礼，祭祖必须在庙中举行（“天地神祗，坛而不屋，人鬼则于庙中祭之”王筠《说文句读》）。宗庙祭祀必须由宗子主祭，其他人不能进入宗庙祭祀。祭祖有四时之祭：春祠、夏禴、秋尝、冬烝。如果祭祀时恰逢宗子不在，庶子们便“望墓为坛而时祭”。墓祭就是这么来的。自春秋战国起，大小宗制遭遇破坏，“望墓为坛”这个变通的祭祖方式也便由“时祭”变成一个常祭习俗。至汉代以后，官僚贵族开始在墓左建立冢祠（亦称祠堂）来墓祭，兼有守墓之意。由于建冢祠相互攀比，越建越奢，又不合礼制，晋朝下令禁建。之后，至宋代，由于佛教自东汉渐入、道教自魏晋渐兴，一种融佛教、道教于儒教的墓祭方式又出现了，这就是在墓边或在附近择地敕建、自建功德坟寺、坟庵，还有的置办守田，或是委托寺观管理、代祀。这当然是少数贵族、大族的墓祭方式，普遍的方式还是到墓地焚香、烧纸、酌醴、供馔、跪拜，即“上墓”、“扫墓”，“上墓”时间也渐渐固定在寒食节。唐玄宗认为“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于是在开元二十年（732）发布诏令：“宜许上墓同拜扫礼”，“编入礼典，永为例程”，寒食扫墓从此成为钦定的祭祀制度。寒食节在清明节前一二日，清明节又是踏青节，人们将祭祖和踏青合二为一，从此，也就多在清明节扫墓了，到现在清明扫墓成为定例，寒食节扫墓倒几乎不太为人注意、知晓。我族家训对扫墓提出了要求：“长幼相率，同诣各墓拜扫，使知所在，一防平塌，一防侵占”。

寝祭，即在家里厅堂设龛祭祀。贵族既有庙祭，也有寝祭，庶民则只有寝祭。寝祭就是在住所祭祀先祖，演变到现在就是常见的农历七月鬼节祭祖，我们茶陵俗称“七月半祫（读侠）饭”（一般初十日前开始“接”来供飨，十五日下午烧冥币“送”归）。这种影堂悬挂祖像或矗立木牌神主的寝祭方式，也为贵族普遍接受，司马光依此写了《书仪》，确立了影堂祭祖制度，朱熹《家礼》加以完善和发展，制定了祠堂祭祀之制，开启了新的祭祖方式。

“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的祠堂建于墓所，曰墓祠、冢祠，这些墓祠堪比宗庙，可以会聚宗亲、乡党。晋朝禁建墓祠，自此“虽贵为大夫，犹祭于寝”，但宋代后，仍有不少地方建墓祠。墓祠不合礼制，低级官员和士庶又不具备建造家庙资格，加之唐宋时期家庙制度的缺陷、少数权臣立庙僭滥，催促了影堂祭祀的产生和发展。宋至和年间，丞相文彦博请敕令建家庙，太常礼官苏颂认为家庙制度的基础是“封土建国”制度，现在没有赐田和封爵制度，就可以学习唐人的“寝堂祠飨仪”，主张用唐代的“寝堂祠飨仪”这种简约的办法，实行影堂祭祀。影堂祭祀是以先祖的绘影图形、祠版为祭祀对象的简易祭祀祖考的形式，是一种嫁接了庙祭的寝祭方式，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论官爵之高卑均可设立。司马光的《书仪》大力推崇影堂制度，又使得人们对这种简易祭祀的方式予以更多的认同，并得到朝廷认可，影堂祭祀在北宋就普遍兴起来了。司马光所倡导的影堂祭祀也遭到了宋儒及后世的非议，如“二程”就认为“今人以影祭，或画工所传一髭一发不当，则所祭已是别人”，很多学者主张摈弃影像祭祀，恢复神主祭祀。朱熹鉴于此，写了《家礼》，开启了祠堂式祭祖方式，实际上是纠正《书仪》，尊重了唐代以来同族祭共祖的习俗，吸收了民间祭祖习俗，改用祠堂之名，简化家庙建筑之式，完善寝祭之法。“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这个评价揭示了祠堂祭制的实质是祭祖庶民化，制度俗礼化，这样既可以使庶民宗庙祭祖合法化，又可以促使宗族内的权贵与平民一同祭祖，更有利于“敬宗收族”。

朱熹设计，在营造住宅之前，应先在正寝之东建立朝南的祠堂，量力而为建祠堂三间或一间，中有四个神龛，神龛中放置收藏神主的神椟，神椟中放着高、曾、祖、考四世八位神主。每个神龛前放有一桌，或四个神龛前共放一桌。祠堂的阼阶上设一香案，上置香炉、香盒。无后的伯叔祖父、母的神主袝于高祖父、母，无后的伯叔父、母袝于曾祖父、母。这些神主男左女右，西向排列于所袝神主之前的桌子上。香案以南要留出空间，以供家众祭祀时按序列队。祠堂“于其东缭”设立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或有水火盗贼，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财”。朱熹的设计很简约，很实用，看似也有古礼的影子。

当时修建祠堂还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堂，但是开闸的水是汹涌并无际涯的，宋末民间建祠悄然兴起，朝廷也没有去认真制止，到元代祠堂就普遍地建立起来了。“明初未有定制，权仿朱子祠堂之制” （《明史?群臣家庙》），庶士、庶人亦可建祠家祭，嘉靖时干脆“许民间皆联宗立庙”。这样宗祠不但比肩而起，更是大大突破朱熹的设计。朱熹的设计是依照小宗法，祭祀四亲，而实际明清时期绝大多数宗族是仿照大宗法的百世不迁，祭祀先祖代数自定自祭，有的甚至远溯到得姓始祖。同时祭祀的期限和方式也有很多变通的地方，如我族“清明冬至两祭”（《祭礼》），“春秋二祭，各户自主。若冬至日，两户合祀。始祖良、让二祖配享，两户轮管”（《申诫?家祀》）。有的联宗建祠，跨县越省，乱接世系，称大称强。有的宗祠之下又有支祠、房祠、家祠，支祠、房祠为族中各支派所建，用于供奉本支、本房的祖先，家祠则是一家或兄弟数家所建，只供奉两、三代直系祖先。其次是相互攀比，祠堂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成为了一个宗族的形象工程。所以祠堂不仅是族人祭祀祖先的场所，还成了族人办理婚、丧、寿、喜等事的场所，也是商议族内的议事堂，处理宗族事务的办公厅，处罚人的公堂，也还是族塾之所，族产管理中心。因而史学界大多称宋代以后的宗族为祠堂式宗族。

旧时族规甚严，别说是外姓，就是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否则要受重罚。解放后，祠堂或改为学校，或改为民居，或改为其他活动场所。改革开放后，现存的祠堂有的恢复为宗族或村庄公共场所（含祭祖），有的列为文物予以保护，新建的祠堂一般用于祭祖和办喜事的场所。

这里还说一下古代的告墓。告墓是与祭祀近似的与先祖沟通的方式。三代时期贵族就有族墓制度，西周、春秋时代，贵族和国人都被集体安葬于公共墓地。按礼，除了凶死者外，所有族人都应葬于族墓。宗主遇有有紧急的事情，或有重大情况，相信先祖“地下有知”，有时也要去族墓报告祖先，否则怕先祖怪罪，当然也同祭祀一样，有祈求先祖指示、保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