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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的祭祖

2013-08-18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族之第一大事为祭祖。祭祖制度主要包括祭祀的场所、对象、祭期、祭品、祭具、程序和主祭、参祭人员,内容复杂,历代又多有变化。就祭祀场所言,主要有庙祭、寝祭、墓祭。祭祀场所的不同,反映了祭祖的规制不同,所以这里以祭祀的场所为线索,介绍一点祭祖常识。
庙的本义是祖庙,后来才有祭祀山川神灵之庙和奉祀圣贤功德之庙。宋代以前,王室和贵族才有资格建立宗庙,王室的称太庙,贵族、官宦的称家庙,宋代以后的祠堂就是庶民化的宗庙。庙祭是宗族一以贯之的最隆重也最有聚族作用的活动。现在随着宗族的瓦解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庙祭基本消失了,现在举行的所谓公祭先祖,不是也不可能是过去的庙祭式样。
帝王的太庙,建在帝宫左边(左庙右社),明清王朝的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天安门左边,社坛(今中山公园)在右边,即为实景。东汉前的太庙实际是个建筑群,诸庙都向南,太祖庙居中,昭(第二、四代偶数之祖)庙居其左,穆(第三、五代奇数之祖)庙居右,依次排列(墓葬也如此,“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王制》说太庙夏代5庙,商代7庙,周代7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即始祖庙、二祧(高祖的父、祖父)庙、四亲(父、祖、曾祖、高祖)庙,先祖之妣祔祭,不单立庙。礼制规定,太祖庙不毁永祀,昭穆庙必须依次由近而远,增后毁前,保持“三昭三穆”或“二昭二穆”、“一昭一穆”这个常数,即增加一座近祖昭庙,就要毁掉排在最先的远祖的昭庙,穆庙亦如此。被毁庙的先祖的神主收入太祖庙,到殷祭(大祭,即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远近诸祖神主的合祭)时才请出供奉,日祭、月祭、时祭(春祠、夏礿、秋尝、冬烝)只祭祀未毁庙之神主。郑玄说“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殷墟遗址发掘和出土卜辞证明郑说属实,商王室只有六庙,诸宗庙各自有门,整个建筑群还有一个共门(卜辞称“宗门”);先王宗庙有一王一庙和多先王一庙(称大宗、小宗或大示、小示)两种形制。周朝太庙又称宫,“前制‘庙’以象(模仿)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生活)之具”(蔡邕《独断》),不仅可用于祭祀,亦可用来接待臣属。关于周代七庙,何休《公羊传?解诂》中说周代天子、诸侯都是五庙制(太祖之庙与二昭二穆),加上功德盖世的文王、武王之庙保持不毁,才形成七庙。比照殷商之制及文武王的历史地位,这个说法可能更可靠。西汉曾为太庙设立几庙反复多次,为什么出现周太庙是五庙还是七庙的争论呢?因为若为五庙制,他们可模仿周王室保持文、武二王之庙的做法来保持景帝的孝文庙、武帝的孝武庙不毁,若是七庙制,景帝、武帝的庙要列入昭穆庙之列,届时便要毁庙,不能永祀。西汉不仅京城立太庙,各郡国同时立太庙,其数达一百七十六所,滥得很。所以东汉以后,列朝皇室只立一座太庙,庙中隔成小间,按昭穆次序供奉各代皇帝神主,也恢复了天子主持太庙祭祀的制度。
古代为已死的君主、诸侯制作牌位,用木或石制成。李贤 说 “神主,以木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达四方。天子主长尺二寸,诸侯主长一尺”,有的又称 “木主”,俗称祖宗灵牌。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庙或牌位奉祀时追尊的名号。庙号“始自三代”,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才予以追加庙号,开国君主一般称“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前汉十二帝,为祖、宗者四而已”,不少皇帝没有庙号。刘邦的儿子刘盈“可谓宽仁之主”,谥号为惠帝,但没有庙号。创立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庙号为“太宗”,同样有政绩的景帝刘启居然身后没有庙号,成为历史之谜。我认为很可能是他的儿子武帝刘彻认为父不如己,没有给他追加庙号。“至后汉渐违经意,子孙以推美为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庙号,则祖、宗之名,莫不建也。”东汉皇帝们虽都称祖曰宗,但最终还是有四个皇帝的庙号被献帝取消了,以示“不敢以私灭公”。两汉以后,追加庙号不那么严谨。三国时的魏国,居然在皇帝曹睿活着的时候就给他上庙号,而曹睿也居然受之不疑,成为历史上一大笑话。“祖”之泛滥,也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称刘恒“汉文帝”而不称庙号“太宗”。唐朝以后,皇帝的谥号的文字越来越长,简称则改称庙号,如称李世民为“唐太宗”,他的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实在难记难念。
贵族奉祀祖先的称家庙,周代是诸侯五庙(太祖之庙与二昭二穆)、卿大夫三庙(太祖之庙与一昭一穆)、士一庙(“士、庶人不过其祖”),一祖一庙,后来列朝贵族大抵立家庙一座。先秦诸侯不能祭天子之祖,他是小宗,只能祭侯国之祖,但汉代诸侯越礼,郡国庙祭祀起皇帝的祖考,后来几罢几复。自曹操立受封为“魏公”,始建宗庙于邺,以诸侯礼立五庙以后,以当世的官品(散官或职官的品位)或爵位来比拟先秦时代“三礼”的爵制,从而确立家庙祭祀世数的制度开始形成。东晋,“皇子庙用大夫礼三庙”;“特进”、开国侯、伯、子、男得依诸侯礼立五庙,侍御史依士立庙。至北齐,家庙的祭祀世数基本上以职事官作为标准,打破贵族门阀制下家庙祭祀中爵位优先的积习。隋炀帝大业年间始规定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官“自制于家,祭其私庙”。《大唐开元礼》规定:“凡文武官二品已上祠四庙,五品已上祠三庙(三品已上不须兼爵,四庙外有始封祖者,通祠五庙),牲皆用少牢”, “及定礼,……四庙有始封为五庙”。职事官五品以上的“通贵”立三家庙,二品以上官四庙并可虚立其始封之祖,共计祭祀五庙;“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的“议贵”,也是可以参照职事官立家庙的。唐代自天宝以来,私家之庙多集中建在京城长安城内的繁华之处,把有家庙在长安作为社会地位高尚的象征,以致皇帝去南郊行大祀之礼必经的 “天门街左右诸坊有人家私庙”,朝廷敕曰:“自今以后,百寮不得于京城内置庙。如欲于坊内置者,但准古礼,于所居处,即不失敬亲之礼。”加之实行科举,官难世继,营缮家庙,耗资不菲,离家立庙,不合礼制,家庙逐步衰微。唐后,“五季之乱,礼文大坏。士大夫无袭爵,故不建庙,而四时寓祭室屋”。宋代官品是定俸禄的,所以立家庙的资格不以官品为界限,而经常以差遣和职事官作为标准(也考虑散阶和寄禄官),皇帝以职守的重要与否来决定是否给予其可以立家庙的荣宠,如蔡京、童贯等权贵、要臣都受到皇帝赏赐的祭品、祭器,这些人既然把家庙作为一种荣耀,也就常常僭越礼制,失去体统,其他官僚贵族也因此失去了立家庙的兴趣,所以宋代家庙始终难以兴起。明代“洪武六年,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凡公侯品官,别为祠屋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嘉靖十五年,朝廷同意礼部尚书夏言之建议,“定官自三品以上立五庙,以下皆四庙”,“其三品以上者,至世数穷尽,则以今之得立庙者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迁焉。四品以下,四世递迁而已”,这个“不迁”终于突破了礼制,面对现实,客观上开启了庶民亦可祠堂祭祖和联宗祭祖的大门(《明史·群臣家庙》)。清代“品官家祭,庙立居室东,一至三品庙五楹,三为堂,左右各一墙限之。……四至七品庙三楹,中为堂,……八、九品庙三楹,中广,左右狭,……堂后四室,奉高、曾、祖,祢,左昭、右穆。妣以嫡配,南乡” ,“庶士家祭,设龛寝堂北,以版隔为四室,奉高、曾、祖、祢,妣配之,位如品官仪,南乡”,“庶人家祭,设龛正寝北,奉高、曾、祖、祢位,逢节荐新,案不逾四器,羹饭具。”(《清史稿·礼志》),在清代,五品以下的低级官员也可立庙,庶士、庶人家祭不仅合法化,也在完善寝祭的基础上突破了周代以来只祭祖考的制度。
三代无墓祭之礼,祭祖必须在庙中举行(“天地神祗,坛而不屋,人鬼则于庙中祭之”王筠《说文句读》)。宗庙祭祀必须由宗子主祭,其他人不能进入宗庙祭祀。祭祖有四时之祭:春祠、夏禴、秋尝、冬烝。如果祭祀时恰逢宗子不在,庶子们便“望墓为坛而时祭”。墓祭就是这么来的。自春秋战国起,大小宗制遭遇破坏,“望墓为坛”这个变通的祭祖方式也便由“时祭”变成一个常祭习俗。至汉代以后,官僚贵族开始在墓左建立冢祠(亦称祠堂)来墓祭,兼有守墓之意。由于建冢祠相互攀比,越建越奢,又不合礼制,晋朝下令禁建。之后,至宋代,由于佛教自东汉渐入、道教自魏晋渐兴,一种融佛教、道教于儒教的墓祭方式又出现了,这就是在墓边或在附近择地敕建、自建功德坟寺、坟庵,还有的置办守田,或是委托寺观管理、代祀。这当然是少数贵族、大族的墓祭方式,普遍的方式还是到墓地焚香、烧纸、酌醴、供馔、跪拜,即“上墓”、“扫墓”,“上墓”时间也渐渐固定在寒食节。唐玄宗认为“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于是在开元二十年(732)发布诏令:“宜许上墓同拜扫礼”,“编入礼典,永为例程”,寒食扫墓从此成为钦定的祭祀制度。寒食节在清明节前一二日,清明节又是踏青节,人们将祭祖和踏青合二为一,从此,也就多在清明节扫墓了,到现在清明扫墓成为定例,寒食节扫墓倒几乎不太为人注意、知晓。我族家训对扫墓提出了要求:“长幼相率,同诣各墓拜扫,使知所在,一防平塌,一防侵占”。
寝祭,即在家里厅堂设龛祭祀。贵族既有庙祭,也有寝祭,庶民则只有寝祭。寝祭就是在住所祭祀先祖,演变到现在就是常见的农历七月鬼节祭祖,我们茶陵俗称“七月半祫(读侠)饭”(一般初十日前开始“接”来供飨,十五日下午烧冥币“送”归)。这种影堂悬挂祖像或矗立木牌神主的寝祭方式,也为贵族普遍接受,司马光依此写了《书仪》,确立了影堂祭祖制度,朱熹《家礼》加以完善和发展,制定了祠堂祭祀之制,开启了新的祭祖方式。
“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的祠堂建于墓所,曰墓祠、冢祠,这些墓祠堪比宗庙,可以会聚宗亲、乡党。晋朝禁建墓祠,自此“虽贵为大夫,犹祭于寝”,但宋代后,仍有不少地方建墓祠。墓祠不合礼制,低级官员和士庶又不具备建造家庙资格,加之唐宋时期家庙制度的缺陷、少数权臣立庙僭滥,催促了影堂祭祀的产生和发展。宋至和年间,丞相文彦博请敕令建家庙,太常礼官苏颂认为家庙制度的基础是“封土建国”制度,现在没有赐田和封爵制度,就可以学习唐人的“寝堂祠飨仪”,主张用唐代的“寝堂祠飨仪”这种简约的办法,实行影堂祭祀。影堂祭祀是以先祖的绘影图形、祠版为祭祀对象的简易祭祀祖考的形式,是一种嫁接了庙祭的寝祭方式,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论官爵之高卑均可设立。司马光的《书仪》大力推崇影堂制度,又使得人们对这种简易祭祀的方式予以更多的认同,并得到朝廷认可,影堂祭祀在北宋就普遍兴起来了。司马光所倡导的影堂祭祀也遭到了宋儒及后世的非议,如“二程”就认为“今人以影祭,或画工所传一髭一发不当,则所祭已是别人”,很多学者主张摈弃影像祭祀,恢复神主祭祀。朱熹鉴于此,写了《家礼》,开启了祠堂式祭祖方式,实际上是纠正《书仪》,尊重了唐代以来同族祭共祖的习俗,吸收了民间祭祖习俗,改用祠堂之名,简化家庙建筑之式,完善寝祭之法。“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这个评价揭示了祠堂祭制的实质是祭祖庶民化,制度俗礼化,这样既可以使庶民宗庙祭祖合法化,又可以促使宗族内的权贵与平民一同祭祖,更有利于“敬宗收族”。
朱熹设计,在营造住宅之前,应先在正寝之东建立朝南的祠堂,量力而为建祠堂三间或一间,中有四个神龛,神龛中放置收藏神主的神椟,神椟中放着高、曾、祖、考四世八位神主。每个神龛前放有一桌,或四个神龛前共放一桌。祠堂的阼阶上设一香案,上置香炉、香盒。无后的伯叔祖父、母的神主袝于高祖父、母,无后的伯叔父、母袝于曾祖父、母。这些神主男左女右,西向排列于所袝神主之前的桌子上。香案以南要留出空间,以供家众祭祀时按序列队。祠堂“于其东缭”设立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或有水火盗贼,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财”。朱熹的设计很简约,很实用,看似也有古礼的影子。
当时修建祠堂还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堂,但是开闸的水是汹涌并无际涯的,宋末民间建祠悄然兴起,朝廷也没有去认真制止,到元代祠堂就普遍地建立起来了。“明初未有定制,权仿朱子祠堂之制” (《明史?群臣家庙》),庶士、庶人亦可建祠家祭,嘉靖时干脆“许民间皆联宗立庙”。这样宗祠不但比肩而起,更是大大突破朱熹的设计。朱熹的设计是依照小宗法,祭祀四亲,而实际明清时期绝大多数宗族是仿照大宗法的百世不迁,祭祀先祖代数自定自祭,有的甚至远溯到得姓始祖。同时祭祀的期限和方式也有很多变通的地方,如我族“清明冬至两祭”(《祭礼》),“春秋二祭,各户自主。若冬至日,两户合祀。始祖良、让二祖配享,两户轮管”(《申诫?家祀》)。有的联宗建祠,跨县越省,乱接世系,称大称强。有的宗祠之下又有支祠、房祠、家祠,支祠、房祠为族中各支派所建,用于供奉本支、本房的祖先,家祠则是一家或兄弟数家所建,只供奉两、三代直系祖先。其次是相互攀比,祠堂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成为了一个宗族的形象工程。所以祠堂不仅是族人祭祀祖先的场所,还成了族人办理婚、丧、寿、喜等事的场所,也是商议族内的议事堂,处理宗族事务的办公厅,处罚人的公堂,也还是族塾之所,族产管理中心。因而史学界大多称宋代以后的宗族为祠堂式宗族。
旧时族规甚严,别说是外姓,就是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否则要受重罚。解放后,祠堂或改为学校,或改为民居,或改为其他活动场所。改革开放后,现存的祠堂有的恢复为宗族或村庄公共场所(含祭祖),有的列为文物予以保护,新建的祠堂一般用于祭祖和办喜事的场所。
这里还说一下古代的告墓。告墓是与祭祀近似的与先祖沟通的方式。三代时期贵族就有族墓制度,西周、春秋时代,贵族和国人都被集体安葬于公共墓地。按礼,除了凶死者外,所有族人都应葬于族墓。宗主遇有有紧急的事情,或有重大情况,相信先祖“地下有知”,有时也要去族墓报告祖先,否则怕先祖怪罪,当然也同祭祀一样,有祈求先祖指示、保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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