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宇，西南政法经侦08级学士，民商12级硕士研究生，与西政结缘七年，浸润了西政的书香，收获了兄弟的情谊，迎娶了法学院的学姐（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学姐，小编羡慕呀）。爱读书，爱生活，爱老婆是平生三大爱好，自认应当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四川男人。
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是明代政治斗争的一个缩影，尽管三案本身并非多么复杂，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长期以来三案被用作党派间互相攻讦倾轧的攻击点，以此掀起了无数政治迫害，贯穿晚明始终，直到南明弘光朝廷灭亡前夕。通过对三案的梳理，不仅能对东林党与阉党间的政治斗争有所了解，还能对明代的政府结构和政治制度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对明朝统治能力的削弱、行政效率的低下给出合理的解释，甚至解释明朝灭亡的原因。
全书的一半篇幅似与三案无关，实际上却是在制度层面上分析了三案发生的诱因，一言以蔽之，便是“明代多年来一力增重帝权，积势所及”所产生的积弊。三案作为个案，是偶然现象，但皇权的强化、内阁的争权、太监的用事、台谏的强横、党派的互讦与行政的低能却是伴随明代盛衰的始终，三案就肇因于平素并不为人所注意的制度变迁之中，可以上溯到太祖成祖之世。作者并未就三案论三案，而是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审视了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和制度沿革，如庖丁解牛一般将纷繁复杂的人和事娓娓道来，正与大洋彼岸的黄仁宇所主张的“大历史观”不谋而合。
明太祖以布衣出身，领袖群雄，驱逐胡虏，恢复华夏，重建了中国的传统政治，但对传统政治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作者在前言中便讲到，每个新王朝的兴起，都会在增重帝权、确保家天下的统治上大事兴革，而明初诸帝对于传统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最为突出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即是洪武废相。所谓宰相，在西周封建时期便是诸侯卿大夫的家宰，后来中国统一，诸侯的小家变为天下的大家，皇帝成为唯一的家长，而掌管诸侯家事的家宰也就成为了国家这个大家的宰相。皇帝是国家元首，象征着国家的统一，宰相则是政府首脑，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并不需要事事上奏。在漫长的王朝史上，皇权与相权总在此消彼长之中。总体来看，君主专政制体下的中国，皇权的增重与相权的分减是主要趋势。汉朝时的丞相“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实权极大，对君权的威胁也大，王莽、曹操都是以相权压倒君权的人物。隋唐时皇帝便将宰相的职权拆分到三个部门中，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合起来才相当于宰相。宋代又把掌管军事、财政和用人的权力从三省分割了出去。到了明太祖时则干脆废除了宰相制，一切政事全由皇帝直接负责，具体政务则交给六部尚书处理，因此明代被公认为君主专制的顶峰。但皇帝精力有限，每天全国的事一个人哪里看得过来，没奈何引用翰林学士来做皇帝的秘书工作，这个“中央秘书处”就是后来的内阁。
但是有明一代，内阁中虽有权臣，却从未发生过前朝相权压过君权的事情，太监中虽有权宦，也从未有如汉唐时宦官肆意废立皇帝的故事发生。这是因为明初的皇帝们除了废除宰相制以外，还故意“逐渐建成了各部之间互有牵制、常多争议的政治机构”，来平衡朝廷内外的各种势力。首先是就内阁阁臣的排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首辅不去，次辅就上不来，前面的不去，后面的就不能依次递进。因此阁臣之间互相倾轧、明争暗斗，常常不能保持和睦，这是皇帝所乐于看到的。其次便是提升了六部的地位，六部原是尚书省的下属单位，对宰相负责，废除宰相后六部尚书就成为中央的最高一级官员，与内阁并无隶属关系，内阁也就不易专权。再者，便是信用内监，提升了内廷宦官的权力，使他们的权势凌驾于内阁之上，以保证皇帝私事的进行和避免内阁一手遮天。
言官的任用，是另一手有效的法门，皇帝用这些专提意见且只提意见的人来监督和攻击朝廷内外的一切人事，能有效的达到朝廷内部势力的制衡。言官主监察，一为都察院，一为六科给事中，虽然官位不高，但不受政府部门的控制，他们都以道德标榜自己，以清流自居，以大胆上书言事为荣，即使得罪，名气也会蜚声内外，因此他们从未停止过对一切决定的批评和反对，无论是内阁辅臣还是六部尚书，甚至连皇帝本人也不放过，故而台谏的强横不仅仅能在舆论上压制政府，连皇室有时也倍感苦恼。最后，明代的皇帝还不断的扩张特务机构，来监视群臣与国民，从锦衣卫到东厂西厂，国中缇骑横行，密探遍布，使官场和民间随时保持着紧张的气氛。
这种互制局面的确保证了君权的稳固，嘉靖、万历身居宫苑，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仍然可以安居帝位。权臣如严嵩，统治内阁十五年，非亲不用，非仇不诛，方士几句不利于嵩的占语，就让嘉靖皇帝免了他的职。权宦如魏忠贤，呼为九千岁，权势遮天，生祠遍布天下，相传还有篡位之心，结果崇祯嗣位，凭几封劾疏就流放了他。因此，尽管明代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但凭着明祖定下的制度，朱家的天下始终坐的极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的弊病则是愈加明显，而明朝竟以此亡，对此作者一针见血的总结说，“因此而造成的竟有很多皇帝多年倦于临朝，诸臣之间相互扯皮，而使国势日衰，腐朽日甚，终至不可收拾，则又是另一面的必然转化，这可又是当日一心谋求增重帝权的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了。”
明代这种政治制度造成的不良后果非常严重，首先就是皇帝执政能力的不断弱化。皇权的极度膨胀，巩固了皇帝的地位，杜绝了操莽之类人物出现的可能，但皇帝们也因此慵懒成性，纵情声色，不理朝政，明代十六位皇帝，除了开国二祖，大多数平庸荒怠，其中尤以三案的造因者万历皇帝为最。在立储的问题上，万历缺乏魄力与坚持传统政治道德的官员正面抗衡，只能采取拖与赖的方法长达十年，最终仍然不得不屈从众意，立长不立爱，而他在立储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更成为三案发生的直接动因。立储受挫的他转而意气用事，拒不临朝达二十余年，群臣的奏折留中不发，缺官的空额拖而不补，若只是消极怠工还算罢了，万历却又广派内监骚扰各地，强征矿税，以充私用。万历长达四十八年的统治使明朝的统治危机不断加深，他死后不到三十年，明朝就在流民起义与外族入寇的交侵下灭亡，因此论者谓明之亡，历来都认为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党争之烈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由于皇帝执政水平的低下，他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权力给内阁，同时又要抬举内监，鼓励言官来制衡内阁，因此内阁阁臣之间、内阁与外廷之间、内监与百僚之间利益纠葛不休，朝臣们拉帮结党的风气大盛，一时间党派分立，各不相让，大有你死我活的气概。内监和言官都是各派拉拢的对象，有了内监的支持就有了争权的基础，而有了言官的帮助就有了出击的利器。任何一件事都能掀起政潮，作为攻击对方的口实。作者论及党争时分析道，“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来增重帝权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诸臣之间相互勾结，渐成门户。到了明末，门户更多，争斗益烈，而且内外相结，自后妃、诸王、内监、外戚、阁臣、九卿、言官、外吏，以至去官乡居的名人、学士，无不涉及门户之争，各有一派。但是派别虽多，小的争论固然各自有异，遇到大的论争，声气相通者又常相互依附，于相异者共争。这样，就又常成为相互对立的两派。”从争国本的斗争开始，到妖书案和明末三案，无不被党派用作政治迫害、排除异己的题目。
以争国本拉开帷幕的党争双方，一派是东林党（即书中所称“正统派”），一派是齐、楚、浙、宣、昆等派。前者站在传统政治道德的一边，力主立万历的长子常洛为太子，并攻击一切异见者与中立者，后者则或是站在万历本人与郑贵妃所生皇三子常洵一边，或者是持中立态度。前后十年，最终首辅申时行去位，常洛立为太子，东林党虽然获胜，然树敌已广，尤其是批了万历与郑贵妃的龙鳞凤羽，但东林党仍未收手，郑贵妃也并未死心，于是又有后来的三案发生。
梃击案之不可思议处在于东林党攻击梃击太子宫的疯汉张差出自郑贵妃的指使。书中对梃击案的审讯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言语中显示出作者更支持东林党人一方。但就本案而言，我更倾向于梃击案的复审是东林有意将之引向郑贵妃一方，以巩固太子的地位。试想以郑贵妃的圣恩眷宠和后宫地位，无论如何不至于安排一个疯汉手持木棍去行刺太子，这样低端的手段除了引火上身外根本毫无胜算。最终，在东林党人的施压下，郑贵妃向太子低头，万历也亲口承认了太子地位的不可动摇，来换取东林党人的到此为止，疯汉张差与两个太监伏法，东林党再次获胜。
至于移宫案甚至难以称为“案子”，光宗的遗孀西李拒绝搬出乾清宫，想以此为自己争到更大的权益，而东林党担心再出一个武氏临朝，极力要把西李赶出乾清宫，最终西李迁走，但东林党逼人太甚的气焰，被敌对的党派所攻击。到魏忠贤掌权后，他们都投到魏一边，以打击东林党，魏忠贤失势后，他们又被指为阉党，遭到无情的报复。三案本已告终，但党争却方兴未艾，这三件帝王家事原本简单，但在党派手中就大肆渲染，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索了。
魏忠贤大肆排挤和迫害东林党，指使党羽编纂了《三朝要典》，借圣谕将“三案”的罪责全部委诸东林党人，定为铁案。梃击案中查出口供的王之宷、红丸案中怀疑进药的孙慎行以及移宫案中激进的杨涟被定为为三案罪首。东林党人既遭血腥镇压，到崇祯即位，又纷纷起而攻击阉党，《三朝要典》被毁，三案又翻了过来。对阉党的清算一直延续到北京失陷、明朝灭亡，仍未停止。郑贵妃的宝贝儿子福王常洵死于李自成之手，但他的儿子终于被推为皇帝，建都南京，而这个东林党人把持的朝廷直到清军兵临城下之时仍在喋喋不休的争论谁是阉党应予罢免。
文官集团间的党争在历史上本不鲜见，范仲淹、欧阳修一类的君子皆不能免于门户之见，吕思勉论北宋党争时的一段话，我觉得用来形容明朝的门户之争也十分贴切，党争“不过是闹意气，并无甚真有关系的事情，却因此弄得政局不能稳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放手去做事情，就奋勇去做，也四面受人牵掣，不得彻底，即使一时勉强办到，不久政局转变，也要给人家取消掉的”，文人“多有务为名高、好持苛论的习气。喜欢求名，就遇事都要起哄，到后来就弄成一种群众心理的样子。好持苛论，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当的竞争、报复手段，所以喜欢结党，喜欢排挤，喜欢标榜，喜欢攻击。恭维自己的同党，便说得比天还要高；毁骂异党的人，就说得连禽兽也不如。叫后世读史的人疑惑，这时候，何以君子这样多，小人也这样多？其实谁也算不得君子，谁也不定是小人，不过是风气已成，人人为群众心理所左右。”充当党争先锋的言官更是求名的典型，此辈动辄以道德苛咎别人,但官僚政治需要的是纪律的约束,而非道德的力量。故而,台谏强横于政府行政本无助益，相反还会加剧文官集团内部的党派分化。文官集团作为帝国政府的核心，成天陷于无休止的扯皮与推诿之中，政府的行政效率之低和行政成本之高都可以想见。黄仁宇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弊病。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案不仅仅是宫廷案件，它折射出的是整个政治制度的缺陷，反映出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温功义先生的这一本小书，三言两语就道破了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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