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规矩是不发表就毁灭，然而他没有发表”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本文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郑戈教授于7月5日举办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论坛（第1场）——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与学术评价”会上的发言，发言原题目见下文。作者直面当前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文社科创新的紧张关系，态度鲜明，言辞恳切。若对您有所启发，欢迎关注或分享雅理读书（yalipub）
由于时间有限，我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然后讲几个故事。我的主要观点是：这次研讨会的大标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与学术评价，但在我看来，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是有矛盾的。只有当学术共同体而不是行政部门来主导学术评价的时候，学术创新才真正有可能。
“欢迎加入这行列。记住，如果你按照校训来办，你就会好好滴”
大家也知道最近各种媒体上讨论比较热烈的，有两位科学界的黑马，一位是屠呦呦，一位是韩春雨。两位科学家本来都不属于当下学术评价体系中的优胜者。如果屠呦呦没有获得拉斯克奖和诺奖，韩春雨没有在《自然》上发表文章，就很难得到如今这种关注度。尤其是韩春雨，据说十年没有发表过文章，放在很多学校可能早就被解聘了，所以他特别感谢自己所在的河北科大。他们最终获得承认还是因为满足了学术评价体制要求。但这个体制扼杀的潜在学术创新可能更多。每年的年终考核、三年左右的聘期考核都要求学者出短平快的成果，而真正有原创意义的成果即使不全是十年磨一剑，至少不可能是每年出三篇的。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如此。
第一个故事，我今天早上转了一篇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将历史真实性视为最高原则。我在微信朋友圈转了这篇文章以后，有一位青年法律史学者，在下面说了一句话，杨公立义高远，但我只想问，青年史学家怕不怕，不能在核心期刊上面发表文章。这个问题其实会令大多数学者感同身受，不只是青年历史学者，我国当下所有的学者，都身处在量化、短期的考评压力之下。比如清华大学最近正在搞的新一轮人事制度改革，教授职称也不是终身的，也需要重新参评。如果达不到考评指标要求，可能降到副教授、讲师，甚至可能解聘。这种体制下人人都没有安全感，不可能享有从事思考所需要的从容心态。当学者们整天忙于码字、填表和贴发表的时候，损害的不仅是大学本科教育，也殃及学术研究本身。
第二个故事，涉及当下这一轮教育部学科评估。这个学科评估过程当中，教育部曾经公布一份A刊名录，也包括国际A刊。就法学而言，教育部公布的A刊里面，国际A刊有五份，分别是哈佛、耶鲁、牛津、斯坦福、哥伦比亚的法学期刊，我国内陆学者从来没有在这五份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把它们列上去，是为了体现与国际接轨。但这五份期刊只是关注该国本国法律问题，美国期刊关注美国问题，英国关注英国问题，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基本没有机会在上面发表。把这五份刊物纳入我国的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我查了一下，搜索显示，中国学者的论文发表数为零。其中折射出的深层问题，一是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估基本无视学术研究本身的现实和内在逻辑，二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缺失，三是简单粗暴的接轨方式。在艺术界有句老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人文社科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德国思想界早在十九世纪就有过自然科学与精神／文化科学应遵循的不同标准的讨论。关于价值、规范、文化的研究，显然具有本土性，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具体生活世界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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