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之难，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去年12月20日，上海3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宣布，经过他们鉴定与考证，认为苏轼的《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引起轩然大波。客观地说，此三位先生对《功甫帖》的真伪考证，绝对有助于学术的提升，有助于书画鉴定方法论的再认识，他们论文所体现的正面价值，应该得到学界的肯定。
但是，正是因为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之难，必然会引起不同的学术争鸣和意见碰撞。著名学者傅申先生说:'学术辩论往往是学术史上的里程碑。'书画鉴定本是一门科学，学术辩论只会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撷取了其他学者的相关论文在此发表，期望就这一学术探讨展开其多棱的视角。
读《中国文物报》2014年元旦刊载的钟银兰、凌利中先生署名论文:《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以下简称《从》文)，笔者就两位研究员证伪《功甫帖》的方法，以及证据的有效性，提出商榷。本人声明没有见过原件，好在有朋友的帮助，发来了清晰照片，参照以上鉴定报告，个人研究之后得出以下鉴定结论:
结论有三个，提于论据之前:
墨迹本不是安素轩石刻的双钩廓填本，反倒是安素轩石刻的母本；
墨迹本比安素轩石刻本更接近苏轼真迹；
墨迹本就是安岐收藏经《墨缘汇观》著录的原件。图2 墨迹本“中”字长竖插到了下面一个字
先有必要对《从》文中出现的以及本文出现的名词做一界定:
双钩廓填、勾摹:指先勾出轮廓线然后中间填实的复制技术。双钩廓填的证据必须是在放大镜下发现轮廓线，或飞白处发现相互不平行的丝线，或者在起笔处或收笔处发现轮廓线的燕尾交叉。这些都是鉴别是不是双钩廓填的技术手段。
摹写、映写:是指对着光影，将能够透光的纸蒙在原作上，用毛笔书写的复制方式。这种方式看不到双钩廓填的迹象。
刻本或刻拓本:将书迹摹刻在石头或者木板上，然后用纸和墨从石头或者木板上印拓而成的复制本。这个工序要经过对原迹先双钩廓填，再将廓填本贴在石头或者木板上，然后工匠尽可能忠实地，用刀或者凿具刻出有深度的笔画。然后再在石板或木板上用纸和墨拓成黑白反转效果的纸本。这也是一种在照相摄影出现之前的常用复制技术。
《从》文的证伪逻辑错误:《从》文的结论是“《功甫帖》墨迹本是根据《安素轩石刻》(以下简称《安刻本》)制作的再摹本，现就其论证的逻辑作一简单归纳和辩驳:
《从》文逻辑一:因为安刻本全都是选自鲍淑芳的私藏墨迹本勒石，其中苏轼六件中有两件被张伯英指认为伪作。其余的苏帖包括《功甫帖》皆是真迹，所以《安刻本》中的功甫帖的母本，也就是(鲍淑芳藏)墨迹本是真迹。图3上为《功甫帖》，下为《寒食帖》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张伯英是对安刻本做出的判断，属于间接证据，不能作为判定安刻本的母本——(鲍淑芳藏)墨迹本是真迹的有效论据。既然其他母本大多数是真迹，也有少量伪迹，作者怎么能够直接得出其中《功甫帖》的母本就是真迹的判定？然后作者用大量篇幅去证明这件《功甫帖》墨迹本不是安刻本的母本。如果这件《功甫帖》墨迹本正是安刻本的母本，那么作者的论证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从》文逻辑二:因为《功甫帖》墨迹本与安刻本在许多细节处不同，而且安刻本比墨迹本更接近苏轼的书法的“藏锋、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所以《功甫帖》墨迹本是根据安刻本的再摹本。
这是一个需要用大量笔墨讨论的问题，也是“鉴定逻辑学”的重要问题，也可以说是“鉴定方法论”的问题:能不能用刻本证伪墨迹本，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刻本可以用来证伪墨迹本？
让我先依照《从》文的逻辑，演绎一遍台北故宫藏苏轼《寒食帖》墨迹本与乾隆所刻《三希堂法帖》中的《寒食帖》的关系，看看会得出什么逻辑结论？
因为《三希堂法帖》中的《寒食帖》，在许多细节上与墨迹本《寒食帖》有不同，而且刻本在许多细节上更能体现苏字“逆入平出、无往不收、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因此线条更饱满圆厚，蕴藉丰腴，且起收、使转、起伏等运笔过程交代更为清晰”(摘自《从》文)，所以“《寒食帖》墨迹本是根据《三希堂法帖》刻本双钩廓填而成”。
按此逻辑，还可以举例刻本比墨迹本“优”的证据:刻本的行距比墨迹本更加舒朗，刻本有25行，而墨迹本只有17行(图一)(其实这是刻工受石板或木板的宽度限制做出的调整，这是刻本的常见现象)。墨迹本有“中”字长竖笔插到下一个字的不正常现象，而刻本正常(图二)。墨迹本“州”字，“模仿了刻本，原本属石刻本身局限与特点的细节，反而在墨迹本中出现，如“议”字一样的勾底小裂口”(摘自《从》文)。(功甫帖“议”字这一笔与寒食帖“州”字这一笔一样，这是苏轼常做的小动作，只是刻工不理解罢了，作者把它误解成墨迹刻本的效果)。
“九”字的长撇右侧墨迹本出现了与功甫帖墨迹本的“别”字立刀右侧一样的“非一笔可以写成的起伏”，而刻本则是“一气呵成，气脉贯通”(图三)。(“九”或者“别”字这一笔，《从》文作者不相信有人能够一笔写出来，刻工也不相信，但是苏轼却可以做到)。
“街”字的墨迹本中间的“圭”字出现了与功甫帖“谨”字一样的毛病，“造成两横间行笔失去书写理路，线条枯梗僵直，缺乏骨肉停匀的质感与丰富形态。由此可以看出摹写者的书法技巧，远不及刻帖者”(摘自《从》文)。而且连几处乱冒出来的贼毫也一并处理干净了，因此更能“体现藏锋、中锋用笔为主”的苏轼书法。因此《三希堂法帖》刻本更完美地表现了苏字。(注意“谨”字的最后一笔，被刻工写成了“S”形，清朝以前基本没人这么收的)。
如果不是墨迹本上的累累乾隆藏印证明墨迹本就是《三希堂法帖》的母本，那这件墨迹本又会成为一件冤案！
我需要补充的是:并非刻拓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证伪墨迹本的有效性，若要有效，必须同时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刻本来源于无可争议的真迹，比如宋代刻本的苏轼；2.刻本上的内容多于墨迹本，文字以及印章；3.刻本的书法时代性特征、字体皆早于墨迹本的时代性。在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前提下，已经有人使用刻本证伪墨迹本，成为一个可信案例。图4 墨迹本的一笔右侧出现的圭角
《从》文逻辑三:从《从》文中看出，作者论证《刘锡敕》帖与功甫帖的勾摹手法如出一辙的理由是:因为《刘锡敕》帖上出现的安岐“无恙”章和“江德量”章，为安刻本上所没有。而《功甫帖》上的张镠、江德量、翁方纲的印章也是安刻本所没有的，手法一致，同属臆造。所以功甫帖的作伪方法与《刘锡敕》帖如出一辙。按此逻辑，被作者称为真迹的北京故宫藏《与德孺运使书》，墨迹本上有三方元代柯九思、一方清人江恂的藏章，也全部没有刻入安刻本，不仅如此，在《与德孺运使书》墨迹本柯九思印章的位置换上了没见过的“眉阳苏轼”章(图四)。那么，若以刻本为标准，《与德孺运使书》不也是如出一辙的伪作了？前面提到的《寒食帖》有宋印“理轮之后”、元印“天历之宝”、明早期“典礼纪察司印”半印诸印，一方也没有在《三希堂法帖中》出现。按照《从》文的逻辑也是如出一辙的伪作。
《从》文逻辑四:因为《刘锡敕》墨迹本是伪迹，而《功甫帖》制作手法与《刘锡敕》帖一样，所以《功甫帖》墨迹本也是伪迹。
《刘锡敕》帖是大家公认的伪迹，并不是因为他是不是从安刻本勾摹的，而是因为《刘锡敕》帖的母本就是伪迹。张伯英是看安刻本得出的结论，今天有一定水平的鉴赏家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既然作者认为《刘锡敕》墨迹本是从安刻本再勾摹的，那么《刘锡敕》墨迹本的真伪就与《功甫帖》墨迹本的真伪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逻辑不成立。
《从》文逻辑五:因为《刘锡敕》帖的双钩廓填手法与功甫帖一致，所以《功甫帖》墨迹本与上博所藏《刘锡敕》帖皆是双钩廓填本。
《从》文作者指出《刘锡敕》帖与《功甫帖》都是“双钩廓填”，却没有举证任何一处可以证明墨迹本是“双钩廓填”的证据。比如:轮廓线、笔画两端的交叉燕尾、飞百处的不平行细丝。在严肃的论证中，没有证据就不能说有，这是起码的学术要求。其实作者指出的墨迹本缺陷:“轼”字最后一勾右侧的不规则缺口，正是否定其为“双钩”的证据。
既然安刻本中的《刘锡敕》帖的母本是伪迹，又得出上博手中的《刘锡敕》墨迹本是根据刻本再勾摹的结论。作者又说《功甫帖》母本是真迹。莫非作者的意思是:本来就是伪作的《刘锡敕》帖母本，以及本来是真迹的《功甫帖》母本，都被李佐贤或者徐汉卿调包了？变身为另两件复制品，一件是现在上博所藏的伪《刘锡敕》帖，以及现在出现的《功甫帖》墨迹本。既然如此，为什么作者又说《刘锡敕》帖与《功甫帖》“两百年前就在一起”？我被作者的逻辑搞得混乱了。
我注意到作者说李佐贤的《苏米翰札合册》四件宋帖全部在安素轩石刻中，也就是说，李佐贤此四帖得自于鲍氏的收藏。再到徐汉卿手上，这个流传过程是清晰的。如果其中的《刘锡敕》帖与《功甫帖》两件都被调包了，这可是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作为研究者不该轻易放过。但这个结论实在离奇。
《从》文逻辑六:因为安岐《墨缘汇观》中没有指出功甫帖为项元汴旧藏，而功甫帖的附件，另纸，被徐汉卿装裱在一起的翁方纲跋文、翁方纲摹本上有项元汴印章，所以:功甫帖非安岐旧藏。
这里偷换概念比较明显，首先《功甫帖》墨迹本与《翁方纲跋文以及摹本》不是一件东西。作者既然告诉我们，翁跋是徐汉卿1954年从英和后人处得来，合并装裱。那么说明，无论翁跋纸上的项元汴印章真伪与否，都与《功甫帖》墨迹本到安岐为止的递藏史没有关联:与清初的安岐无关、与鲍淑芳无关、与李佐贤无关，只与翁方纲和徐汉卿有关。那么怎么能够得出下面的结论:因为安岐的《墨缘汇观》没有记录功甫帖经项元汴收藏，仅在另一开无关的纸上出现了项元汴印章，就得出《功甫帖》墨迹本不是安岐收藏著录本的那一件的结论。
再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要问作者:既然功甫帖墨迹本是从安刻本勾摹而来，那么为什么安刻本上的“安仪周家珍藏”章与《印鉴款识》中的标准藏章差别巨大，反倒是从刻本双钩廓填而来的“安仪周家珍藏”章与标准印章严丝合缝？(图五)既然双钩水平能够将细朱文印仿刻得如此精准，又怎会出现墨迹本与刻本之间这么多的差异？
《从》文作者还推论:“综上所述，墨迹本的制作时间，可定为鲍淑芳《安素轩石刻》后，李佐贤《书画鉴影》前，即约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年)之间。”在这个时期，锌板制作伪印章的技术还没有出现。凭手工，在任何材料上仿刻印章绝无此严丝合缝的可能。既然依据刻本勾摹，都会出现那么多的不同之处，为什么仿刻印章却不去模仿刻本，而能与标准印章严丝合缝？唯一的可能是这方“安仪周家珍藏”章是真的。那么正好说明一个事实:这件墨迹本就是安岐《墨缘汇观》著录的那一件。逻辑其实很简单，却被搞得这么复杂。
墨迹本比安刻本更接近苏轼书法的本来面目图5，功甫帖“軾”字比较
先来看苏轼最常写的“轼”字:以下是从较可靠的墨迹本《治平帖》、《北游帖》、《吏部陈公诗跋》、《新岁展庆帖》、《与德孺运使书》、《祭黄几道文》、《辩才韵诗帖》、《答谢民诗帖》、《江上帖》取出的“轼”字。可以发现“车”字旁的最后一竖基本皆有一个起笔后内弧的笔势，呈现反“S”的笔势。这在笔迹鉴定方法中具有极高的特征性、排他性。也就是说，除了苏轼没有见过别人有此特征。
再来看安刻本中的“轼”与墨迹本的“轼”比较，“车”的最后一竖，哪一个更接近苏轼的笔迹特征？应该读者自己会得出结论。而且“戈”字斜勾起笔处，刻本出现一个像骨关节的隆起，才是完全不合笔法。(图六)
延伸看，将另一件刻于《安素轩石刻》，作者认为是真迹的《与德孺运使书》的“轼”字比较，刻工也将这一竖改成直的了，已经很清楚，正是刻工改动了苏轼的笔法，他自以为这一笔直的才是正常的写法，并得到了作者的认同。
再看“别”字最后两笔之间的连笔，在苏字中可以找到无数例子，这三个字全部来自作者认为真迹的《祭黄几道文》。反倒是刻本将这一点移位了，这在存世的苏字中找不到一例。
《从》文作者还做了一个技术分析，试图证明“苏”字这一点收笔处的凸点，是模仿刻本的物理缺陷。其实只要对照一下上博正在展出的《祭黄几道文》第一个“苏”字，也出现了一样的凸点。这是古人中锋收笔最常见的效果。直接逆回就像急刹车一样，才有贼毫突出，《从》文作者却把它理解成墨迹本模仿石刻的物理缺陷。
再看另一处，“甫”字的左竖到横折的交接处，作者认为左竖“单薄枯梗”。而安刻本则起笔粗实，其实细看局部放大，起笔处皆附带轻微翻笔跳动的小动作，这恐怕就正是徐邦达、张聪玉们看到此帖的精彩之处，大家可以到苏轼存世墨迹中找到无数这类的细节，下图的“捕”字取自《答谢民诗帖》可见一样的笔法。而安刻本在此交叉处，用两个结成拳头似的墨团相向，奇丑无比，恐怕在苏轼所有的遗墨中找不到任何一例，这就是清代刻工的“不知所措”，再自以为是的处理方式吧。
或许刻本符合《从》文作者对“藏锋”的理解，但宋人甚至清代以前的书家一般不会这么处理。这就是笔法的时代性。这方面已经有不少人对《从》文提出过质疑，关于笔法的时代性在这里难以展开讨论，但这是书法鉴定者必须领悟和学习的基础。特别是像“藏锋、中锋用笔、无往不收、逆入平出、如折钗股、如印印泥”之类的文学性描述，每个时代的诠释方式、理解方式都不同，更不能指为某个人的特征。既然同时刊登的另一篇单国霖先生的论文里引用了黄庭坚描述苏轼笔法的一句话，我也不妨引用一下:“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右枯。”这不明摆着是说，苏轼“戈”字这一笔是用偏锋吗？山谷接着说:“虽其病处，乃自成妍。”不仅不是病，反倒是东坡的特色。(《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水陆赞》)。这件“轼”字的这一勾，左缘光整右缘枯缺，不就是“左秀右枯”吗？而不是如作者所言，墨迹本模仿刻工在石头上留下的“石花、圭角”造成的结果。不错，书法经典都强调中锋，但绝不是死板地理解毛笔随时保持与纸面垂直，如果没有偏锋、中锋之间的转换，哪有宋人丰富多姿的尚意书风？只有到了清代在康熙皇帝的倡导下，帖学只学一家，逐渐古法全失，对“中锋”的理解变成了刻板僵化的“馆阁体”。
我不需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宋人的尚意书法，哪里是这些“中锋、藏锋”之类的语言能够概括的？从事书法鉴定，不能不多看多写多体会。否则在文献堆里看再多的书也得不到答案。
作者指出的每一处墨迹本与安刻本对比的毛病，其实都是结论相反的证据，比如“功”字最后一勾的质朴，被刻工理解成柳体的一勾。“奉”字一捺，作者说不如刻本的“一波三折”，试问苏字里能找出几个“一波三折”的捺？刻工的处理方式是董其昌式的。都源于对苏轼笔法的不理解，或者对宋人笔法的不理解。作者将清代工匠理解的笔法当做了标准。不能不令人遗憾。
至于苏轼为什么要用这么正楷的形式给郭功甫写信？这就牵涉到书法与内容的一致性问题，郭功甫的年龄比苏轼大两岁，官阶比苏轼高两级(殿中丞从六品，通判从八品)，那么恭敬地道别，最理想的字体就是楷书，从这九个字的大小相间，楷行相间以及相同的两个“奉”字的笔法变化、大小变化，绝无呆板之气，这才都与苏轼跻身宋四家之首的身份相符。
在书法鉴定论证的过程中，应该尽量排除使用文学性的描述语言，也排除引用前人的文学性语言论证真伪，因为这对于鉴别真伪毫无帮助，只会陷入“无结论的感官判断争议”(傅申语)。常看到一些专家学者对着一件赝品，引用了无数文学性的前人赞美之词，内心也全不觉得有丝毫乖逆。
篇幅原因，我不能再举例了，有些例子别人也举证过了，不再赘言，我想已经够说明问题了。（作者系台湾地区书画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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