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Bench Burner: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osner，载《纽约客》2001年12月10日。拉丽莎·麦克法夸尔（Larissa MacFarquhar） 著，王笑红译。
本文译者王笑红女士为译林出版社上海出版中心主任、编审。“雅理读书”感谢王笑红女士的授权推送。为了方便阅读，微信推送时对部分段落做了轻微调整，引用请参照原文。若您阅读后有所收获，敬请关注并分享“雅理读书”（微信号：yalipub）。
我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天才
访波斯纳（上）
—
拉丽莎·麦克法夸尔（Larissa MacFarquhar） 著
王笑红 译
波斯纳很聪明，上帝给了他一支神笔，他可以写任何东西。要什么有什么，喂，你们还要什么？
——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波斯纳进来了。他伸出柔软的手，温和地笑着，彬彬有礼。他个儿高而苗条，眼睛苍白得像鱼，着装保守，身形单薄。他轻轻地挪移，宛若在悠游而非站立，他的神情就像一个淡漠的、无所不知的管家，守着鬼屋。他会亲自把来访的人引到起居室，而后，客人坐在那儿，安然享受周围温馨的气氛，直到谋杀开始上演。
波斯纳外表温和，单从表象，很难看出他是他这一代人中最无情、最会煽动的法理学家。也很难看出，他是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身居美国最具权威的法官之行列，地位仅次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的权力不仅仅是由他的职位决定的。权力乃他所欲。在审案时，他首先做的不是研究先例中的限制性指示，而是自行寻找明智的解决方案，再看看先例有没有把它排除在外。1991 年，他判决一群治安官并未违反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在该案中，这些治安官在未获授权、没有合理依据的情况下，查封了一个活动房屋。波斯纳的理由是，治安官们并没有进入房屋，而是把它整个儿搬走了。（这个判决被联邦最高法院以一致意见推翻了，大法官们讽刺说，波斯纳的判决“有创意”。）
波斯纳认为，法庭上的繁文缛节阻碍着惩罚犯罪和开放市场的要务。他说，“我至今没有彻底融入法律职业。我就像一个并未完全驯化的宠物，仍然不能轻易理解法律人为什么要说他们不信的事，许多人在读法学院的头两周就克服了这个心理障碍。如果一个人显然犯了罪，为什么还要走那么复杂的程序呢？”
波斯纳并不刻意追求权力：他先把权力弄得很漂移，然后兴高采烈地把它装在口袋里，就像抓住了一张风中的百元大钞。作为 1970 年代“法与经济学”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推动了如下观念：除却公平之外，应当拿（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后果来衡量法律；法官不应耽于对权利和义务的考究，而应厘清是什么样的本能促成了他们的判决。如今，“法与经济学”已经成为法律体制（establishment）的一部分，波斯纳在司法意见书中谈先例也谈市场，看起来就不奇怪了。温和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发展的宽容的、反教条的实用主义，最近也被波斯纳借用，用来支持他绚丽而坦荡的司法能动主义大业。
波斯纳出名不单单是因为引发争议的判决，也因为他那匪夷所思的效率。他每半个小时就能出版一本书。老先生年方62，写了31本书，300多篇论文，将近1900篇法律意见书。他的书涉及艾滋病、法律与文学、克林顿弹劾案，他的论文往来于色情文学、黑格尔、中世纪的冰岛。光说今年（2001年）吧，在担任全职法官、任教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之余，他出版了《打破僵局》，谈布什—戈尔竞选；出版了1976年著作《反垄断法》的修订版；还有两本文集。他发表了《公共知识分子》，用煌煌400页痛批这群人；他写了《法律、实用主义和民主》，在他的嘲笑里，民主沦为反精英主义的主张和动物权利运动。波斯纳是法学学术论文中最经常被引用的法学家，频率远高于他人，其被引用次数几乎和以下两位等同：罗纳德·德沃金，奥利弗·文德尔·霍姆斯。正如传奇的芝加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他很聪明，上帝给了他一支神笔，他可以写任何东西。要什么有什么，喂，你们还想要什么？”
如果说法官波斯纳是极其反传统的，那么作家波斯纳则十倍于此。借用波斯纳尊敬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一句话，波斯纳的写作不是为了自辩，而是要让自己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这当然是他成名的重要原因；在整个法学界几乎成为左翼大本营之际，他在 1960 年代后期参与开创保守的芝加哥经济学学派；出于这个原因，早在他提出更离经叛道的理论之前，他就已经成为暴风骤雨的批评所指向的对象。在作为理论武器而非数据的意义上，他看重并品味着事实——越模糊、越反直觉，越好。他对世界的描述有时过于离奇，简直就是火星人写出来的。比如说吧，他说在黑人妇女中，胖子的比例比白人妇女高，这是因为合格的黑人男子的供给是有限的；于是，鉴于苗条不足以弥补饮食所花成本，黑人妇女通过肥胖来实现可能的利益。正如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多诺霍（ John Donohue）所说：“一点点经验的供给就可以支撑他走很远的路。”
批评者发现波斯纳能把人气死，因为很多时候他才不费力气来回应他们精心制作的驳斥。不是他招架不住，而是因为他更看重修辞而非证据，认为修辞更有力量。总而言之，他对创设严密逻辑的审慎精确不感兴趣。花费时日去检查主张的漏洞、修补裂纹，同时不断地担忧可能的瑕疵、挑剔，他不是那种人。他更愿意冒着风险把不成熟的主张推进一个有缺陷但强大的世界，给人诸多惊奇。但是，仍然，骚动不安着要出拳的心情，震住别人的欲望还是写在这个男人的脸上。波斯纳说：“我跟我的猫有一样的人格。冷漠、诡秘、无情、势利、自私，还爱玩，当然，也有些残酷。”
位于芝加哥市区的德克森法庭（the Dirksen Courthouse）是一幢黑色建筑，由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设计建造，坐落于南迪尔伯恩街，宽敞的广场上安置着亚历山大·考尔德创作的红色金属雕塑。每天早晨，波斯纳都会乘法官专用电梯到位于27层的办公室。法官用电梯的运作是靠对电子证件的识别，波斯纳最近发现是电梯通过几层金属来读卡的。现在他每天可以节约近十秒钟，他把他的卡转一下，轻轻弯曲一下，然后在读卡器工作后划卡，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取出钱包立即刷卡。
前不久的某个星期一，波斯纳来到法庭，那天他要审理6个案件，依次是：针对医药公司的侵权诉讼；一起商业案件，涉及向印第安那州传输天然气的权利；耳聋的保险精算师提起的残疾人权益诉讼；两兄弟提起的一项诉讼，他们声称由于一位邻居从中恶意作梗，某村庄拒绝了他们的房地产开发计划；由游艇意外事故引发的、涉及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因事件发生在印第安保留地而在联邦法院审理的强奸案。波斯纳进入了法庭，扫了两眼，发现一小组律师正坐在那里等待庭审开始。他心情愉快地与两位同事在法庭上就坐，暗暗地想自己对上周五的当事人是不是过于苛刻了。昨晚，他梦到自己被一名律师惹怒了，那人把6000美元误作600美元，并粗鲁地称波斯纳为“乡巴佬”。
在医药公司案件中担任原告方代理人的瑞尔金（Relkin）女士是第一位站起来的。瑞尔金又矮又胖，身着灰色套装，给人的印象是不好对付。她的客户是尼尔森女士，起诉的是生产甲磺酸溴隐亭片的制药公司，她正是因为服用此药才没了母乳。尼尔森在25岁时曾经中风，她说那是药物引发的。这次上诉审的系争问题是诉讼是否超过了两年的期限。瑞尔金说中风发生时，证据尚不足以表明甲磺酸溴隐亭片是其诱因。所以诉讼时效的起始点应当后延，直至证据显现。波斯纳习惯性地几乎立刻打断了她。
他的声音苍白单调：“但那是不对的。那将会使诉讼时效无限扩展。你被一辆卡车撞了，你不知道那辆车是否是因疏忽、法律上的疏忽或诸如此类的情由才撞了你，于是你就等上10年，等到有人来告诉你，‘哦，那个司机有前科吗？’”
“当然，在您举的例子中，理由到了荒谬的地步。”瑞尔金让步了，“但那就是新泽西的法律所规定的。”
他们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辩论开来。波斯纳说，“你的当事人是25岁的女士，她吃了那种药，她中风了，这对25岁的人来说是不寻常的。医生常备用书上说，这种药已经导致了15例中风或类似症状，当然，这个，我不是很懂。难道这一点不足以引起理性的人的注意吗？”
瑞尔金显得有点愤怒，她对波斯纳说：“她与医生谈了……他们认为这无关紧要。”另外两位法官有些厌倦了。一位打哈欠；一位拨弄自己的笔，靠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看。只有波斯纳在自得其乐。
“这位主治医生把狐狸叫了过来，问狐狸有没有吃过鸡。狐狸说没有。你看，这怎么能算合理的调查？”
瑞尔金抗议了，“那么，人们希望医药公司坦白地指示医生如何开这个药。”
波斯纳不耐烦地说，“啊，当然不！你怎么能指望一个潜在的被告不偏不倚呢？你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呀？”
Richard Posner;drawing by David Levine（图片来源于：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00/03/09/philosophy-monica-lewinsky/）
在律师们中间，波斯纳享有如下声名：他苛刻但不令人讨厌。在这方面，他与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两位同事形成对照：保守的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相对自由主义的依拉娜·罗夫那（Ilana Rovner）。一名刑事辩护律师说：“伊斯特布鲁克很差劲，当他听到他觉得愚蠢的回答时，他就翻眼睛、喷鼻子。”另一方面，该律师说罗夫那‘情感泛滥’，她会对被告说，‘Hello，某某先生，你怎么样啊？监狱里的伙食如何啊？’”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州检察官说：“波斯纳的风格很像教父迈克尔·柯里昂（Michael Corleone），‘这是正事，不是私务’。”
一些律师认为波斯纳的裁判风格令人费解，波斯纳对此十分警觉。1994年，在波斯纳任首席法官期间，芝加哥律师委员会发表了对他的评价，那显然是一部在他庭上受折磨者的控诉集锦。那份评价说，波斯纳经常对律师的辩论感到厌倦，倾向于将争论引导到他感兴趣的问题上去。结语如下：“相当多的律师认为，首席法官波斯纳对事实的态度一般是不予以充分关注，或者忽略其关键部分，为的是得到他自己想要的结论……首席法官波斯纳不那么受先例、历史、上诉审的正当边界的应有约束……他写了一本关于本杰明·卡多佐的书，其中写道，‘上诉法院的法官是英美法学中的关键人物’。无论这话精确与否，它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首席法官波斯纳先生的个人形象。”
那天早晨审理的最后一个案件——印第安保留地内发生的强奸案——的辩护律师看起来大概只有14岁。他个子很高，穿着很像学校制服的黑色套装。他说，“尊敬的法庭，我叫约翰·斯托里诺，我代表的是被告及上诉人”。然后，斯托里诺开始复述案件的细节。本案的原告芭芭拉·豪斯是比德斯的妻妹，出事的那天晚上她和她的兄弟买了两箱啤酒去比德斯家里打牌。豪斯豪饮了约10杯啤酒，躺在了起居室的地板上。两个小时后，豪斯的妈妈来了，看到自己的女儿人事不醒地睡在比德斯的床上，仅着一件衬衫；比德斯本人则穿着内衣藏在壁橱里。显然，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争议在于，豪斯当时是否清醒到足以表示同意。
斯托里诺讲完了之后，波斯纳说：“那好。那么，他在壁橱里干什么呢？”
“我想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波斯纳替他回答道：“他很窘迫。”
“对啊。他的岳母在敲门，而他的小姨子在他的床上……”
波斯纳打断了他。“你刚才说豪斯喝了整整10杯啤酒，她同意发生性关系，她就这样做了，然后，她睡着了，但是，因为喝的酒太多，当她醒来的时候，她根本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了。”
“正是。”
豪斯本人也承认她对那天晚上没有记忆，但是她坚持说她不喜欢比德斯，绝不可能会同意跟他发生关系。为了反击这一主张，斯托里诺出示了证据，证据显示豪斯经常开车送比德斯上下班并与他一起出席派对。没有强迫性关系的迹象，比德斯的脖子上有唇印，斯托里诺说这是表明豪斯出于自愿的证据。
检察官冈萨雷斯起身陈辞，但波斯纳打断了他。“假如这位女士同意发生性关系，发生了，睡着了，又忘掉了。”波斯纳说，“那么，这不是与政府的作为很像吗？”
冈萨雷斯试图说服波斯纳别这样以为，但无济于事。
波斯纳说：“当然，职责所需，你不得不陈述的是一个有关仇恨的故事，我相信，仇恨的确存在，但是，你必须承认他们是一家人。他们在一起聚会……你自己喝了10 杯酒就会明白，他看起来比平日更有魅力。”
对于一般人要赋予感伤情调的主题，波斯纳有着惹人怒的坦白，性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992年，他出版了《性与理性》，主张性冲动是受理性计算控制的。他说，性这种本能欲望并不能将性的经济学排除在外，就像饥饿感不能排斥农业科学。
波斯纳在《性与理性》中提出的某些结论实在奇怪，例如，他推测说，高跟鞋之所以性感，是因为穿高跟鞋的女人很难从配偶身边跑掉；还有一些则引发争议，他说，如果不是法律反对的话，正常的男人会强奸妇女、引诱儿童（那些冒着受罚的风险去做这些事情的人是真正的变态）。他所提出的最具争议的建议是，用婴儿自由市场取代现有的收养制度，给生物学上的母亲提供金钱，这对未来的家长和潜在的卖家都更好。在《性和理性》中，他所提倡的不是出卖婴儿，而是为人父母的权利，无论如何，他没有说像对待奴隶和器官捐赠者那样对待婴儿。但是，这种澄清却没有产生初始主张那样的影响，于是，“卖婴”成为波斯纳诸多恶名中的首要标签。
《性与理性》尤其浓重地展现了波斯纳与身相随的矛盾，即在本能上崇尚自由意志，却又迷恋功利主义务实的坦率。一方面，他宣称自己是 19 世纪自由主义家族的一员。套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一句话，“你权利的终点在他的鼻尖”。另一方面，他主张，道德信仰是密不可分的情感（如同情和厌恶）相互纠结的产物，因此在计算社会福利时必须考虑那些情感。他写到，“厌恶一旦广为流布，就和实际伤害一样，构成法律规制的坚实基础”。于是，尽管他以敬仰的语气去谈瑞典反道德主义的性风俗，但与此同时，也主张军队中对同性恋行为的憎恶这一实际存在的事实是不招募同性恋的强有力理由。
在《性与理性》中，波斯纳对有意识的性选择投以关注，但也认同一种有关无意识理性的理论，即：社会生物学。他是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许多社会和道德观念据称属于文化范畴，事实上都可以从理性选择的再生产那里找到根源。比如说，他认同如下观念：利他主义来自进化的需要，人要通过照顾那些分享自己基因的人来获得不朽。这一观点恰与他的一般经济学进路吻合。他这样写道：“经济学理论与进化论关系很近……进化探讨的是无意识的最大化者：基因；经济学面对的是有意识的最大化者：人。”
对一个自由意志论者来说，为社会生物学所吸引看起来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说到底，大多数自由意志论者认为，人的选择是自由的，而不是被有意识的控制之外的力量决定。但是，波斯纳对自由观念的忠诚并不带有感伤色彩。他是工具主义、功利主义意义上的自由意志论者：他非常相信，犹如在市场中一样，放任自由主义政策在社会生活中倾向于将财富和幸福最大化。对他来说，自由是实用主义原则，而非道德原则。
波斯纳与妻子沙琳，还有和他们的猫黛娜住在海德公园区一幢适中、宜人的别墅，此处距离芝加哥大学几个街区。他们的房子装饰低调：起居室沙发和椅子的坐垫是棕色和芥末色的；他们的地板几十年来都铺着深绿色地毯，直到前不久，波斯纳和沙琳决定把地毯更换为木质地板和东方风格的小垫子。沙琳个性保守而能干，她惯常的表情是警觉性的微笑，表明她很有想法，但你若不问她则不说。她戴着宽边花镜，头发长度中等，看起来依然像刚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女孩，她是1960届的。黛娜小姐是一只灰色的缅因猫，它的坏脾气长久以来一直折磨着波斯纳。
他悲哀地说，“我的猫不喜欢我。我像奴隶一样无原则地讨好它。她（它）宽容我、对我很客气，但她喜欢的显然是沙琳。她当我是仆人一般。我喂她，为她刷毛，清洗她的垃圾桶，我给她许许多多的爱。为了讨好她，我甚至带她去见兽医。沙琳说，我爱黛娜胜过我爱任何人。但那样做是错的。”波斯纳已经抽身退出，回归克制的、文雅之爱的传统，因为从黛娜那里，他永远得不到他想要的那种爱。
波斯纳喜欢一切聪明可爱的动物，只有狗除外。他不喜欢狗，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责任感，他觉得，既然他那么爱猫，就不太适合再去喜欢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讨厌狗的性格。多年前，他和沙琳住在华盛顿，他们养了一只挪威猎鹿犬，它的名字将错就错叫做方；无论何时，无论何人，只要稍微惹了它，它就会狂躁地吐舌头，令波斯纳大受刺激。波斯纳特别喜欢猴子，猴子的这种吸引力大概源于他的社会生物学认知，猴子很人性化，但比人少了许多虚伪。两年前，他看一个关于狒狒的自然节目，发现狒狒着实有趣，于是打电话给动物园，表示想要收养一个。
波斯纳每个工作日的上午都在法庭，下午则回家写东西。他的书房在二层一个拥挤但井井有条的房间。在壁炉架上，他放了黛娜的一张小照片，两张他的孩子——艾立克和肯尼斯——的照片。（艾立克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研究法与经济学；肯尼斯在纽约做证券分析师。）旁边是波斯纳从艺术杂志上剪切下来并装裱的一张照片，一只毛发浓密的叙利亚大颊鼠以后腿站立，它的姿态让波斯纳想起了安放于卢浮宫的雕塑“萨莫色雷斯岛的希腊胜利女神像”。在书架的上端，放着在20年前波斯纳刚做法官时，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制作并赠送的天平：天平的一个秤盘上镶着标有“公平”的木块，另一个秤盘上的木块更大、更重，上面写着“效率”。
波斯纳不喜欢浪费时间，所以他选择了走固定路线（他说自己“顽固、像日尔曼人”）。但是，如果说仅仅是规律化的习惯促成了他多产的著述，那是不公平的：他规划了自己的生活，不让任何娱乐来分心。沙琳包揽了所有家务：波斯纳说，他与沙琳之间是传统的犹太人夫妻关系，面色苍白的学者丈夫在家研究学术，而妻子参与世俗活动。就在几个星期前，波斯纳还没有用过自动取款机，他需要钱的时候，就从沙琳的钱包里拿。
沙琳负责每日的烹饪，只有一顿除外。每个周五的晚上，波斯纳总要亲自下厨。前菜是，烟熏鲑鱼、洋葱片、刺山柑与柠檬的混合；主菜是鸡尾酒虾，他将蛋黄酱沙司、鸡尾酒沙司混合在一起用于调色，放上一点糖、一滴辣酱油、两勺雪利酒；（他从来不给客人做这种沙司，因为他担心这种比例不是线性的，如果给两个以上的人准备，他就会出错。）波斯纳很少出国度假。他说自己是谨小慎微的旅行者，对异国他乡的盗贼和鳄鱼都忧心忡忡。他喜欢造访瑞士，但是，他说：“我明白见多识广的人会认为瑞士乏味。”在世贸大楼倒塌之后的一两天里，他停下工作去看电视，以免对袭击的忧惧让自己成为焦虑的飞机乘客。
一年六次，波斯纳和沙琳会请人吃饭，受邀请的人一般是波斯纳最好的朋友芝加哥经济学家威廉·兰德斯（William Landes）及其夫人。但总的来说，波斯纳在尽可能地回避社交生活。他说，“人们讲的事情都很无趣，许多社交活动就是发呆。我情愿去读书。我有一位朋友，他是瑞典的经济学家，他跟我说瑞典的电视节目很不好，所以人们就通过相互拜访来消磨时间。但是，这比看电视还糟糕，因为看电视的时候，你还接收到了一些信息乃至道德启示，你学会以更友好的态度对待单身妈妈，或在别的方面有所进益。但是，社交、尤其是家庭圈子内的社交有什么意义？你跟你的朋友絮絮叨叨讲身边琐事，有什么意思？”
波斯纳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他不想要更多的钱。在偶然看到沙琳穿着家居服出门倒垃圾这一幕之后没多久，他就娶了她，他们的幸福婚姻已持续了39年。在被问到是否有遗憾的时候，波斯纳想了一会儿说，在本科期间，如果没把那么多时间花在看电影上该多好。他说：“我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天才，我上学早。（16岁的时候就进了耶鲁。）工作的年限长。我想这正是我需要的。如果我兴趣多多，热衷于参加活动，我就会损失工作时间，那么自己的事业就会受影响。”
波斯纳是知足的，但知足并不是他的目标。他不可能成为自由主义者（就这个词的现有意义而言）的原因在于，就像许多保守主义者一样，他认为寻常的幸福没有吸引力。对于旨在保障衣食无缺的政治学，他毫无兴趣。他所爱的是猛烈、荣耀、英雄主义。当他远眺未来，他看到的是一个理性化的、除魅的世界，这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乌托邦，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不沉闷、知足，天才则消失不见。他说，“任何理智的人，以至我自己，不会为了美学目的，去尝试恢复雅典的奴隶城邦、文艺复兴中期、俄国革命、世界大战这样的时代。代价太高了。但是，人生也因此缺少风险和滋味。”
波斯纳在纽约长大成人，先是在曼哈顿，后又迁移到斯卡斯代尔区。外亲是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他们瞧不起波斯纳父亲这一边的人（从罗马尼亚移民而来，比他们穷）。波斯纳说：“他们都穷，但我母亲的家里买得起卫生纸，我父亲的家里买得起报纸。”他的母亲是共产主义者，和收养卢森堡子女的家庭交好。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是波斯纳家的哀悼日。波斯纳的母亲在纽约的公立学校任教，而父亲的职业生涯则一波三折：年轻时和表兄弟们一起在珠宝行做事情，后来参加夜校学习法律，于是转行做起了刑事辩护律师。二战后，父亲又改行成为放款人，他尤其了解纽约贫民区的第二顺位抵押权。这份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他在1948年买下了一辆卡迪拉克，将全家搬到了斯卡斯代尔区。
波斯纳变得日益保守（他在30岁前一直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这让他的母亲十分忧虑。他说：“我们吵得很厉害。我也很恼火。我的妈妈，她是个聪明的傻瓜。人非常聪明，但也极其狭隘。还有一件让我生气的事情就是，我担心她的政治信仰会影响我的事业。每当我出任公职，我总是不得不告诉当局，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她以前可能是共产主义者。这真是让人心烦的包袱。最后，妈妈老了，忘记了政治，变得非常温和。沙琳和我如释重负。”回首红色童年，波斯纳觉得父母很虚伪。至于他们的激进主义，波斯纳说，“他们只是说说而已。他们希望我和他们一样去过传统的生活”。
波斯纳的双亲都活到了九十高龄。他说：“在衰老的过程中，妈妈摔伤了臀部。搁在从前，人摔伤臀部就会死；现在，这些伤可以修复。”他的母亲摔伤后，父亲也没有能力照顾母亲了，于是父母就搬到了芝加哥的养老院。在父亲病入膏肓的时候，波斯纳问老龄专家，让父亲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医生告诉他，中断治疗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我父亲多多少少是清醒的，他想获得治疗，这是不能拒绝的要求。他成长在艰苦的环境，自我奋斗了一生，放弃、不坚持到最后，这样的观念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我这一代人对这一点能更为理性。我愿意自己选择退场的时间。”
波斯纳说：“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否适用于所有人。在我的成长期，我的确爱我的父母。他们真的是那种你应当感恩的父母。母亲培养了我的文学修养，父亲帮助我买了我的第一套房子，他们是理想的父母。但是我对他们的想法被他们年老的样子主导。我是不留余地的：当我想他们的时候，是没有感情在里头的。沙琳说，对于我自己的家庭，我的态度多少有点不自然。但是，许多人都要去面对年迈的父母衰老、可怕的模样。当父母亲在九十高龄去世的时候，他们那么伤心。他们认为父母的去世是医学的失败，认为医生没有尽到责任。在我母亲去世时，父亲非常生气，他认为医生治疗得不够认真。尽管她在去世的时候，已经不能言语，不能控制双手，你很难说她还是一个人。这跟你拥有一只同样智力的动物还不一样。当你目睹人到了那样的状态时，你不会想，哦，她在花栗鼠的智力水平上。”在被问及他对双亲已去世这一事实有何感觉时，波斯纳显得有些困惑，仿佛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没有意义。“我没有什么感觉。”他说。
编辑 | Rosaliqiong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