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 / 里 / 有 / 束 / 光 眼 / 里 / 有 / 片 / 海
“老实得像一个火腿。”
刻薄如鲁迅曾这样辛辣点评王国维。
不过鲁迅也曾由衷说:
“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
刁钻如胡适对王国维的相貌直言不讳。
不过胡适紧接着说:
“但光读他的诗和词,
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在王国维追悼会上,众皆行新式鞠躬之礼,
惟陈寅恪身着袍子马褂,跪拜行三叩古礼。
01
1877年12月3日,初升暖阳朗照之时,
王国维降生在浙江省海宁县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的王家老院里。
哭声应不算嘹亮,王国维曾自述“体质羸弱”。
但他的降生,也为这个男丁不旺的家庭,
带来一丝喜气。
其父王乃誉幼时失怙,苦心经营,
虽不大富大贵,亦当得小康之名。
所苦唯身无功名,在而立之年方得一子,
早早对王国维的人生做好了规划:
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
在那个年代,若想挣得一身功名,
所学者,无非《十三经注疏》等,
所凭者,无非在八股时文上争得高下。
可王国维自幼不喜《十三经注疏》等,
反是喜欢父亲收藏的金石、考据等“课外书”。
▲ 王国维故居
幸其父也严,其性也勤,
1891年,王国维便通过童试,考中秀才,
成为闻名乡里的“海宁四才子”之首。
1892年,意气奋发,王国维前往杭州参加府试,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海宁来到杭州。
王国维并不知道,命运将在这里拐一个弯儿。
失也杭州——在杭州,王国维第一次科考失利。
得也杭州——在杭州,王国维第一次购买与时文绳墨不搭界的书籍。
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说:
“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
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
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
身为“海宁四才子”之首,何为“读书之始”?
很简单,相比被逼所读应时之书,
这些书,才是真正的学问所在。
发现自己的兴趣,故然幸哉。
可也是一种不幸。
从此,在八股时文上,王国维“弃甲曳兵之”,
安坐书房,醉心于经史大义,
也直接影响他在此后的科举中再无寸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当是时,世人皆知八股时文虽为鸡肋,
可在此争得高下,却是一条“逐利”的捷径。
而少年王国维却慕然转身,背道而驰。
时人眼中,以之怪哉。
此不争,但王国维在另一片天地争得不亦说乎。
18岁那年,王国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
竟然是批驳清代大学问家俞樾的《群经平义》,
一时学界哗然。
俞樾是谁?著名红学大家俞平伯的曾祖父,
一代大学问家章太炎和大画家吴昌硕的老师。
不逐利,莫非王国维以挑战权威来“逐名”?
碰瓷权威,沽名钓誉,古来有之。
可若细观之,王国维并非泛泛而言放嘴炮,
而是逐条进行了严密详实的考证,
批文甚至直追原文字数。
此足见下了苦功夫,非争名,实心中“唯有学问”。
对此,王乃誉的忧心在日记中一显无疑:
太率直,既自是,又责备人。
故而王乃誉“痛戒所习”。
不过这次转身,王国维已是毅然决然。
“夫为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
不争名利,独上高楼,一条飘零天涯路,
铺展在王国维的面前。
02
19世纪末,华夏陆沉,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
惊醒了安坐书房的王国维,
“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
尚属热血青年的王国维绝意科举,
把目光投向能以之救国的新学。
惜“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1898年初,
在父亲的帮助下,王国维北上上海谋生,
就职于《时务报》。
说是谋生,也不妨说是追星。
所追的,是当时名声大噪的梁启超——
其主笔的《时务报》是当时中国新学的前沿阵地。
但王国维与梁启超的缘分,显然未到。
因党派纷争,梁启超此前已挂笔离去。
同时,所遇非人,璞玉蒙尘。
王国维仅被安排做抄写、校对等书记之工作。
之所以未挂冠而去,一是为生计迫,
二则是在报馆旁找到一个学习日文的所在——
东文学社。
在征得老板同意后,
王国维得以进入东文学社“每日学三点钟”。
繁剧琐事缠身,王国维以苦当乐,
以此为发轫,从国学一脚踏入西学,
数次东渡日本,或游学,或避祸,
不但通晓日文,德文和英文也信手拈来,
并成为国内第一个通读康德、叔本华原著的人。
其时,“西学救国”深入人心,
已渐成西风压倒东风之势。
乘此大势,王国维当可迅即显达天下。
但令人意外的是,王国维并未以此为进身之阶。
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曾拒绝加入任何政治派别。
事实上,苦心求学,王国维身无旁技,
一直生活在窘迫当中。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无可厚非。
否则,岂非无用?
可王国维的眼中,显然仍只有那条天涯路: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在人们热闹地清谈何以救国,
并纷纷站队选边之时,
王国维一头扎进了哲学的海洋。
何为哲学?
清末名臣张之洞说:有害无益之学。
1903年7月,不争之王国维发表《哲学辨惑》,
反击张之洞,阐述哲学的无用之用。
王国维认为,
中国之所以在技术层面上落后于西方,
正是中国缺乏哲学传统,凡事皆太重实用所致;
若想对这样的国民性做根本之改良,
就必须以哲学来纠偏补弊。
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太注重功利性的实用主义。
即便时至今日,不还存在一种U盘式的拿来主义:
只有即插即“有用”才是好的。
在无用之路上,王国维一路狂奔。
▲ 王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手稿
1904年,王国维以叔本华哲学为根底撰写《红楼梦评论》。
这前一脚,
让中国文学迈进现代,开创了中国现代美学。
1908-1909年,王国维又融汇中国传统哲学,撰写《人间词话》。
这后一脚,
返回古代,终结了中国传统古典美学。
这两部作品的出世,震惊了学界。
“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傅雷说。
不过,诗性人生总是要面对惨淡人生。
不屑实用,独上高楼,呈现在王国维面前的,
尽管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壮阔天地,
可也让他“高处不胜寒”——
一大家子的用度,经常让王国维捉襟见肘,
甚至一度兼职为他人整理藏书补贴家用。
徜徉于无用之地,王国维恣意激扬,“衣带渐宽终不悔”。
03
1911—1916年,正是国内政治风云波澜之时,
辛亥革命爆发,军阀混战。
为求一个安静的书桌,在友人资助下,
王国维旅居日本达五年之久。
虽有资助,但不善营生的王国维日子过得依旧紧紧巴巴,
聊以自慰的是,这5年,却是王国维学术成果的爆发期。
《宋元戏曲考》是中国第一个关于戏曲的历史书籍。
《殷墟书契考释》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
《流沙坠简考释》被鲁迅誉为真正研究国学的书。
回国后,王国维成为各大学争相邀请的国学大师。
▲ 蔡元培
一次,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
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以示隆重,
被王国维一口回绝。
理由让时任校长蔡元培哭笑不得:
欢迎者有各式人等,
中间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话不投机者,
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
众所周知,北大是“打到孔家店”,
全盘摒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
当时北大学生以好剪人辫子著称。
而那时王国维还留着前清的象征——辫子。
这种留有辫子的人,被统称为“遗老”。
因为他们身上充满着“腐朽”的味道。
是当时大众所嘲笑的对象,
▲ 王国维(左)和资助他的罗振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似乎不难理解王国维对北大的抗拒。
也曾有人劝过王国维剪掉辫子。
一次夫人给他洗头时说: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
王答道:“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他做什么?”
在西风压倒东风之时,人们争先恐后剪掉辫子,
迫不及待地在形式上标榜自己的先进。
可王国维却知道,形式上的辫子容易剪掉,
可精神上的,却难剪掉。
因一时西风压倒东风,便全盘否定东风,
这不正是功利实用主义劣根性的再一次显现么?
对王国维来说,他并不需要剪辫子来证明什么。
相反,在面对“多数霸凌少数”时,
王国维勇敢地站在了多数人的对立面。
诽我,坦然受之。
谤我,淡然处之。
犹如中华文化的孤独守夜人,
王国维“不争亦不辩,我自横刀笑”。
尽管他也不知道,这个漫长黑夜将有多长。
后来尽管勉为其难任职北大通讯教授(即函授),
两年后,王国维还是拂袖而去。
▲ 吴宓与夫人陈心一
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
“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
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
听闻消息,清华国学院主任吴宓感觉机会到了。
经过周密准备,吴宓带上聘书来到王国维家中。
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
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
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
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
据《吴宓日记》载:
“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
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此后,王国维亦常拖着小辫出入北大,
未有学生敢趋前。
让时空倒转,回首那时,灯火阑珊处,
有那么一个蹒跚背影,
不争毁誉,不辨荣辱,愈远却愈清晰。
04
王国维为人熟知的,不独脑后的小辫,
还有他一贯严肃冷峻的表情。
赵元任太太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
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
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
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
“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
事实上,久在书斋,王国维确不懂与人交往,
全不见其诗词中的风流纵横。
其时,王国维每日出寓所至研究院必经颐和园。
但他每天工作一完毕立即返家,无暇进园游览,
“吾自来处,未窥颐和园。”
王国维的儿子王东明回忆: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
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终日里,王国维不是在书房里看书,
就是在前往琉璃厂淘书的路上。
这种“躲进小屋成一统”的日子,倒也平静了两年。
▲ 王国维 《宋代之金石学》手稿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
1926年,北伐开启军阀混战,
1927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
更震撼的,则是1927年4月,
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在北京绞死北大教授李大钊。
面对如此混乱局面,梁启超悲叹:
“国事局面大变,将来未知所属。”
一时间,京内知识分子纷纷逃离北京避难。
曾因辛亥避难日本的王国维,此时反倒不慌了。
有人劝王国维赶快把那条惹事的辫子剪了,
但王国维的回答却是:
“实则此辫只有待他人来剪,余则何能自剪之者。”
众人争生之际,似乎王国维在一心求死?
不久后,王国维给出了答案。
1927年12月3日,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坐于湖畔,平静抽上一支烟后,
自沉于不曾游玩的颐和园,
留遗书一封,有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从表面上看,这是清朝遗老可笑的愚忠,
实际上,他维护的是作为一个真正士人的气节。
正如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中所说:
“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
面对因为文化价值的断裂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
王国维不争生,以己一死保全自己的人格,
也保存了中国士人最后的体面。
著名评论家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
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
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王国维的死,保留了自己的体面,
却并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1960年,为了更体面,
清华扩建盖楼,迁走了王国维的衣冠冢。
1969年,王国维墓被砸了个稀烂。
这年,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
一个老人独自来到了颐和园。
游客很多,他一直待到晚上,然后才回家。
第二天,他喝下一瓶“敌敌畏”,默默离开了人世。
这个老人是王国维的次子王仲闻,
因承父志研究文史,头上顶有一顶右派的帽子。
这是王国维之悲剧,也是有关“斯文扫地”的悲剧。
▲ 王国维画像 作者 / 罗小珊
不懂的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诚然,王国维不争名利,不争显达,不争毁誉,
似无“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昂扬精神。
懂他的人,如陈寅恪在为他的铭文中写道:
“……来世不可知者也,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由此而定义。
后来,这句话也书写在陈寅恪的墓前。
在那个晦暗年代,王国维用短短50年的生命,
燃起了一盏灯,一盏孤独的守夜小灯。
其灯也小,其光也微,
可穿过重重历史的迷雾,却灿烂得动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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