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建筑·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麦积山乡南侧西秦岭山脉之一孤峰上，因山形酷似农家麦垛之状，故名。

五代天水人王仁裕（西元880-956年）撰写的《玉堂闲话》中记载：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块石，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西元384年-417年），大兴于北魏明元帝、太武帝时期，孝文帝太和元年（西元477年）后又有所发展。西魏文帝元宝炬皇后乙弗氏去世后，在此开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北周保定、天和年间（西元561年-572年），秦州大都督李允信为亡父建造七佛阁。隋文帝仁寿元年（西元601年），在麦积山建塔“敕葬神尼舍利”，后经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断开凿扩建，终成为中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约在唐开元二十二年（西元734年），因发生强烈地震，麦积山石窟之崖面中部塌毁，窟群遂分为东、西崖两个部分。

麦积山高逾140米，而石窟窟龛凿于高20-80米、宽200米之垂直崖面上，有崖阁、摩窟、摩崖龛、山楼、走廊。窟形有人字坡顶、方塌四面坡顶、拱楣、穹顶、方楣平顶、方楣覆斗藻井、方形平顶、圆形小浅龛、盂顶等。这些不同类型之窟龛、崖阁，是研究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与建筑结构演变发展之实物资料；现存窟龛194个，其中东崖54窟，西崖140窟，泥塑、石胎泥塑、石雕造像7800余尊，最大的造像即东崖大佛高15.8米；壁画1000余平方米，被誉为“东方雕塑馆”。

由于麦积山石质皆为紫褐色之水成子母岩，不宜精雕细镂，所以大多采用泥塑或绘画，塑像主要题材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等；尽管各代塑像同处一堂，但并不因袭模仿，而是保持着各自的时代特色，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泥塑艺术之发展、演变过程。无论是高达15米之巨像，还是仅高0.3米之小像，都给人以美感。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麦积山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之“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的一处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当代麦积山景区占地215亩，其中松竹丛生，清流遍地，山峦迭翠，自古有“秦地林泉之冠”之美誉，身临其境有令人产生如入江南之感。其中，“麦积烟雨”为秦州十景之一，美景如仙如幻，使游人为之陶醉。清翰林邑人吴西川在《麦积烟雨》诗中赞曰：

最宜秋雨后，兼爱暮时烟。

可见麦积山烟雨之撩人。

石窟塑像与石窟寺虽然是凿破自然山体或石壁而产生，但其所产生之效应却并非破坏自然，更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共生，与天地合一。这些石窟塑像既是建筑，也是艺术品，而艺术是宗教宣传自己最好的手段与方式之一。那些艺术上的形象思维，通过佛祖、菩萨等艺术形象，以期引起人之惊叹、敬畏之情，并生发其信仰皈依之心。这需要采取艺术夸张之手法，将佛祖、菩萨乃至诸天之形象神秘化、非人化、理想化、多样化，以使人们对佛祖、菩萨与诸天产生无限庄严伟大之神秘感与美感。佛祖之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非是这些形象之完美组合。此外，实地考察也可以看到，石窟建筑不但力求宏伟庄严、精美华丽，也讲究与其周围之山水相协调，并形成以石窟建筑为中心之整体艺术环境。历史上，石窟建筑都含有石窟寺，设有供僧人起居礼佛之处。

看着庄严精美之石窟塑像，听着僧人单调而摄人心魂之梵呗清音，人心不由自主地便会被感化。与金碧辉煌之寺院建筑一起，千姿百态之石窟塑像、精美绝伦之佛教绘画、悦耳动听之佛音梵呗，使得佛教艺术日益成为东汉以来中国民间之重要审美对象之一，并逐渐上升至中国民众之心理层面。这使得佛教哲学已经多多少少地融入了中华民族之集体无意识，乃至“百姓日用而不知”。

每一个亲身去仰望石窟建筑之人，都很可能会受到强烈的心理暗示。受暗示性是人类（可能还包括某些其他物种）之心理特性，是人类受到外界或他人之愿望、信念、情绪、判断或态度等影响而产生之心理反应。受暗示性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心理现象之一，是人类在漫长之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能力与学习能力。这种与生俱来之能力是人们保护与塑造自己的强有力武器之一。自降生于人间，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将其使用于学习、工作与生活之方方面面。

与寺院建筑相比，石窟崖刻具有更强之心理暗示性。寺院建筑对人们之影响，在空间上而言，是四面八方的，似乎要将人裹挟在其中，但重点不突出；由于石窟崖刻在空间上始终需要人们仰视，其主体总是显得更为宏大，故其影响更有聚焦效应。仰视会激发人们的高山仰止之心，会变得谦卑而宽宏。仰望着佛祖或菩萨之塑像时，人们在心理上希望能贴近他们，但这有赖于提升一己之修养与境界。大海中驾一叶扁舟，时时刻刻会感受到惊涛骇浪；但对于九万里之上的大鹏来说，那不过是小波微澜。思想之高度决定了眼界之宽度与淡定之程度，佛像总是高高在上，无非是告诉世人要有一颗向上的平常心。

佛像高高在上，必须仰望

从时间上而言，石窟崖刻之发起者、资助者、主建者，无不希望佛祖菩萨之塑像能永垂不朽，能存在于千秋万世。这一点，很可能是受了汉文化道教思想中集体无意识之影响，特别是唐代以后。自原始时代巫术思想与道家思想之兴起，到神仙信仰之鼓吹，直至道教正式成形，仙道文化之传统一直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土壤里，积淀而成为中国人思想、意识以及无意识中重要组成基因之一。佛教在与道教相互借鉴、竞争之过程中，不可能不受道家思想之影响。

此外，随着儒家学者在佛、道两家之不断介入，文学与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具象表达手段之一，必然会反射出中国本土式仙道文化与杂交式佛教文化之色彩。对于石窟（寺）而言，藉由拼贴、组合佛教文化之各种象征或符号，使艺术作品显得更为瑰丽、浪漫，或宏伟、庄严，充满可看性与吸引力，满足人类之审美情趣，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与游客相比，石窟寺僧在数量上仅仅是小众，故石窟内千姿百态之塑像，更主要地是面向普罗大众。石窟建造者（包括发愿僧人、资助开凿之佛教徒以及开凿工匠）创造了包括佛、菩萨、罗汉等诸天意象，意在以神其教并劝诱人们皈依，而历代文人们正好借用这些意象来创作，包括传记、游记、散文、论文、笔记等；这些意象一旦被写入文学作品，其宗教意义随之便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审美意义、心理暗示意义以及心灵鸡汤意义。

这与道教“王质烂柯”等仙乡淹留故事是非常相似的。从先秦《山海经》开始、两汉之“准志怪”、魏晋六朝之“志怪”、唐代之“传奇”、宋代之“话本”、明清之“章回神魔小说”，都可发现浓厚的仙道文化色彩。而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各种文学作品中又开始将佛教故事或传奇加入其中，特别是经变题材与佛道斗法等主题。

《飞天》，麦积山第4窟7龛，

北周，高200厘米，宽400厘米

与文学作品相比，石窟塑像是更直接的。在中国古代，读书人毕竟是少数，而这少数人，即便在书中读到“大佛”这一字眼，也只能心中想想而已。“大佛”之“大”，到底有多“大”，仅在心中是难以刻画的。这时，石窟塑像就为人们提供了实体参照，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此外，这种需求还来自于其他方面，特别是当政者之寻求心灵慰藉，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心理需求。

如果曾与石窟佛像对望，人很可能就会被佛祖那双满含慈悲之慧眼迷住，进而陷入被暗示之心境。无需赘述，仅让我们注目于主尊释迦牟尼佛之慧眼，据佛经所言，三界五行，四大部洲，六道轮回，无不在佛祖慧眼观照之下。望着这一双自得自在、慈悲喜舍、满含智慧之双眼，惭愧者有之，忏悔者有之，欣喜者有之，自勉者有之……或许，人人都能从中感悟到什么，但要具体说出来，却只怕是“欲辨已忘言”。

作者亲临麦积山石窟。在进往石窟之路旁，有很多当地居民摆摊销售多种零食、小吃、玩具与小手工艺品。

作者还发现一位女性工笔画艺术家，正专心致志地绘制扇面上的“麦积山石窟”，观之令人忘俗。